我说那玉红还真应该是这里的主儿，不过不应该是压寨夫人，而是女寨主。
木子李没有将一支烟抽完，就开始丈量堡子的长和宽，看着他十分认真地在堡墙上走来走去，我的心里有种十分特别的感觉。恍惚间，我觉得他不是在丈量堡子，而是在丈量一个概念，或者一条河流。然后，他又在不同的方向拍照，画图。接着，在一个向湖的门洞前停下来，猫着腰，东瞧瞧，西望望，我不知道他望到了什么。我发现，在这个堡子上，他花的时间比任何一处勘点都要多。
在木子李无比细心地把玩堡子的一个个细节，石书棋埋头写札记时，我的目光落在堡院内那片荞麦上，火星一样的荞麦花十分细密十分隐匿地开着，粗心的人会忽略它正在悄悄地绽放，我为自己目光的迟缓感到惭愧，同时，我的心里无端地生起一片怜爱。但就在这时，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在想，这片荞麦和堡子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它为什么要盛开在堡子里？它是堡子的主人吗？如果是，堡子于它有什么意义？如果不是，它又为什么盛开在堡子里？
随之，一种十分滑稽的念头又从我心头升起，我觉得自己的这些想法简直可笑极了，简直无聊极了。但很快我就发现，我已经执著在这种无聊里了，不可救药了。因为一个念头才去，另一个已接踵而来，我在想，我们三人和这个堡子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我们三人谁更看到了真。
随着木子李习惯地一声“嗨”，我们早上的工作宣告结束。天极热，我们坐在堡墙下面的阴凉里，打开行李，开始今天的午餐。堡墙下面的黄土很烫，但阴凉却厚实，受用。就在我一件件打开带来的午餐时，突然，木子李说，土匪来了。我和石书棋一惊，然后会心地附和，是，土匪来了。
下山后，回头再看山顶的堡子，又一种奇怪的感觉莫名其妙地从我心里冒了出来，我觉得那堡子不是别的，正是那玉红，或者说，那玉红本身就是一座堡子。这样想时，记忆中的那玉红的身上再没有任何东西，只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堡子，包括目光。我不知道，这些堡子，和那玉红的身体的山水是什么关系，和她生命的山水又是什么关系，和那个看到这一切的“看”又是什么关系。最后，我隐约听到了雨点一样的枪声，我同样搞不清楚，它和那玉红又是什么关系。现在想来，那身邮电绿，那声“等一下”，那声“欢迎再来”也是一种堡子的感觉，包括我的心，包括我。
回家的路上，木子李让我给大家唱花儿，我没有推辞，十分投入地唱了我唱过不止一千遍的《白牡丹令》：
上去着高山望平川呀
平川里有一对牡丹
白牡丹白着照人哩
红牡丹红着是要破哩
看上去容易折去时难
折不到手也是个枉然
我没有想到，这曲花儿，把他们两人的眼睛给唱潮了。
晚饭后，我们就去西楼三楼。说实在的，我的心有些跳，有种就要见到亲人的激动。
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另一张面孔。木子李和石书棋看着我。我问服务员，那玉红今天休息？
服务员疑惑地看着我，说，你找她有事吗？
我说有点。
她问，你是她什么人？
我说朋友。
她说，恐怕不是朋友吧。
我说你这话什么意思。
她说，既然是朋友，你不知道她的事？
我说不知道，我刚出了趟远差。
她讥诮地笑了笑，说，那你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的心里一紧，忙问怎么回事。
她说，死了。
我就一下子凉在那里。
必须承认，我喜欢那玉红，却从来没有想过“目标”，或者说是“结果”，只是喜欢。包括每年给她寄贺卡。我还承认，给除那玉红之外的任何一个女孩子寄贺卡，多多少少都是有目的的，但唯独对那玉红没有。或者说，对她，寄本身就是目的。假如一定要从中找个目的来，那就是：在想起要给她寄那张贺卡的时候，在往那张贺卡上写字的时候，在把那张贺卡投向邮筒的时候，有种难以言说的幸福。
此刻，我的眼前是一张贺卡，那是一幅旧年的图案。如果有人在场，他一定会看到，一个穷书生，在一个零星地落着雪花的冬天，在小镇破旧的邮局门口，从一堆贺卡中看到它时，目光像花一样盛开。
贺卡的名字叫：站台。
显然是冬季，很深很深的枫树林，一个深黑的枝杈间，独独地停着一片叶子，像是一个红唇。
不知多少次被这张贺卡感动过，不知为它写过多少首诗，现在，大多都记不得了，只有一些零星的句子还在脑海：
如果说
你是一片属于我的叶子
却为何
兀自凋零
如果说
你不是一片属于我的叶子
却为何，要落在我
晚点的目光里
但跑遍了所有的摊位，却再也没有找到“站台”。
人真是奇怪，但凡喜欢的东西，总是舍不得给别人。这张贺卡也同样。本来要寄给那玉红的，但下了几次决心，都失败了。心想着等再见到第二张就把这张寄给她。谁想一直没有遂愿。多少年来，它就一直在一个十分隐秘的相册里夹着，和许多隐秘的心情在一起。
不知为何，这年却轻易地把它拿了出来。
并且一想到把它交由她收藏，心里反倒有种大欢喜大轻松。
新年，其实是一种想念的理由
月满西楼的时候
你的钥匙
在打开
谁的房间
向西，那是一种幸福的方向
祝福树上最红的花
为你盛开……
如许句子，最终都否掉了，最后，任何祝福的话都没有写，只在其中夹了一张名片。
不知是什么时候，木子李在我肩膀上拍了一把，才把我拍回来。我问怎么死的？服务员生气地说，你问这么详细干吗，你是公安局的吗？
我们只好知趣地回去。
一直到房间，他们两人谁都没有说话。
打开电视，木子李却给石书棋说，让北隐一个人待一会儿，我们去街上走走吧。
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想流泪，结果涌进心里的却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东西。
有点像是那天把“站台”投进邮箱。
躺在床上，我在想，是谁收走了我的那张贺卡？
后来，我才知道，那玉红结婚正是我大学毕业那年。婚后那玉红应聘到招待所当服务员。前不久又开了一个茶馆，生意很红火的。但就在她的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却不知因何服毒自杀了。
几年之后的今天，我坐在书案前，再次翻阅木子李的《岸边的日子》，当我读到第135页：我们被一条河拦住，河水汤汤，车子不敢贸然开下去，我和北隐下河，脱鞋，试水深浅……
站在此岸，用青草擦鞋时，我突然看到，河水以一种少见的从容向远方流去……
那玉红的名字再次从我的脑海中跳了出来，就像土匪。
水随天去
现在，我终于可以认定，事情恰恰是从那时开始的，尽管当时看来，那是一个不错的兆头。
一天晚饭后，母亲让父亲扫地，父亲说我没觉得地脏啊。母亲说真没觉得？父亲说真没觉得，大概是你的眼睛脏了。母亲说是吗，那你帮我打扫一下吧。说着，要把脸贴到父亲脸上。父亲一边躲开，一边说，都有股馊味了。母亲就去门背后拿了笤帚，往父亲手里递。父亲说，笤帚更脏，我不愿意与脏东西为伍。母亲就拧了父亲的耳朵，把笤帚塞到父亲手里，让父亲扫。父亲一边龇牙咧嘴地扫，一边念念有词：灵龟摆尾，扫其行迹，行迹虽扫，又落扫迹。一笤帚配一个短句，全然是小学生课诵时的那种调子，真能把人笑死。母亲说，我管你灵龟还是乌龟，只要你给我把地扫了就行。那是我第一次听他“灵龟摆尾”。后来的日子里，当母亲让父亲擦玻璃，让父亲洗锅，让父亲洗衣服，父亲同样会一边擦，一边洗，一边“灵龟摆尾”。
对于母亲来说，那是她最得意的一段时光。
我高三那年，一向被母亲称为“冷血动物”的父亲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脾气格外得好，好到母亲可以对他耳提面命，好到让人觉得不真实，就像一个几十年被关在黑暗中的人突然见到了阳光。那时，我压根就没有深想那段时间父亲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唱诵的深意，只以为是他设法给大家找点乐子而已。直到事情发生，我才知一切都已经从那时开始了。
现在，当我终于能够接受这一事实，静下心来，坐在电脑前，准备为父亲，为母亲，也为所有关心父亲的人写点什么的时候，脑海中参差浮现出的一些片断，不知是他的“行迹”，还是“扫迹”。
印象中的父亲永远是一个坐姿。每天放学回来，老是看见父亲坐在阳台上的躺椅里，像是想心事，又像是什么都没有想，就那么坐着。一直那么坐着，直到暮色重重地落下来。直到母亲把饭做熟，直到我去喊他吃饭。以前，母亲回来，见父亲那样坐着，就会嚷，说，你出去看看，谁家的男人像你一样这样挺尸？你不会和面、蒸米，菜总会洗吧？你这样等着吃，和过去的地主又有什么区别？现在都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你还想当地主不成？出乎我们意外的是，父亲对母亲的话竟然没有丝毫反应，好像他压根就没有听见。有时，母亲会拿上一把菜，站在父亲面前，一边捡，一边骂。让母亲气的是父亲依然没有丝毫反应，一副神游八极志在千里的样子。母亲气极了，就会腾出捡菜的手，在父亲的耳朵上拧一下。可父亲还是没有反应，好像那个耳朵压根就不是他的，而是别人寄放在他头上的一个摆设。母亲无奈，只好留下一声比日子还长的叹息，到厨房里生火做饭。不一会儿，油盐酱醋的味道就飘散到阳台上来。我敢肯定，父亲的鼻孔里也一定充满了油盐酱醋的分子和原子，但是父亲仍然一副老僧入定的样子。
母亲大概是想制裁一下父亲，一个周末，她让父亲做晚饭，父亲仍然没有反应，母亲就把我带出去，在外面吃。吃完晚饭，我们又去串门子，直到十点才回家。你想父亲怎么着，他竟然坐在阳台上的躺椅里睡着了。母亲定定地看了一会父亲，绝望地摇了摇头，然后端了碗出去买饭。
母亲给我说，自从她进郭家的门以来，父亲就没有洗过衣服。父亲宁可把衣服穿得油光发亮，把白衬衣穿黑，把黑衬衣穿灰，但绝不动手洗。在这一点上，母亲倒是早早地就妥协了。我想这大概是母亲为她的名声着想的缘故。父亲是个作家，被几所大中专学校聘请为客座教授，常常在人面前露脸。如果穿着已经发黑的白衬衣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学生们肯定不会认为父亲是个懒惰的人，反而觉得这就是作家的风度，相反对母亲的印象就不大好。所以每每父亲穿着脏衣服往出走，母亲就抢上前把他的衣服扒掉，换上新的，还不忘给衣领上洒上香水。这时，父亲就会说，你就不怕出问题？母亲说，正吾所愿也，你今天挂一个回来，我明天就给你让位，让她侍候你，我实在受够了。就这样，父亲穿着母亲换的干净衣服，带着母亲洒的香水，无限风光地出入在一些大众场合。
一天，父亲下班回来，手里提着一个花书包。母亲问是什么。父亲说，六味地黄丸。我就知道老家又带东西来了。不知为何，父亲把老家带来的东西一律叫六味地黄丸。母亲从父亲手里接过花书包，一看，就皱了鼻子。父亲把一双眼皮直顶到额头，问母亲怎么了。母亲把书包给父亲，说，快去扔了。父亲白了母亲一眼，说，什么？扔了？一边把步子换成鸡步，身子夸张地前倾，一张长脸恐龙一样向母亲挺进。母亲一边像驱赶苍蝇一样厌恶地挥着手，一边后撤。父亲却紧追不舍，请问谢海棠阁下，你姓什么？母亲见父亲态度生冷，大概是动真的了，就缄了口，到厨房去盛饭。我从父亲手中接过书包，原来里面是一塑料袋咸菜。塑料袋显然已经不止一次地装过东西，都变成黑色的了。打开袋子，一种生萝卜和着塑料的味道扑鼻而来。父亲见我掩了鼻，就像文物贩子听到别人说他的文物是假的一样，从我手里把手提袋掠走，放在茶几上，掏出里面的塑料袋，到厨房里拿了一个碟子，盛了一碟，就了饭吃，很可口的样子。刺鼻的生萝卜味弥漫开来，让人实在难以忍受。可是电视上正演一休的故事，我只好强忍着，背过身子，边吃饭边看电视。谁想正到好处，电视却关了。回头，遥控器在父亲手中。父亲用一种特别的目光看着我，像是恶作剧，又比恶作剧认真。过来，吃咸菜。父亲的目光像旧社会地主的手杖一样，在我面前划了一下，又一下，最后落在咸菜上，像是一个汉奸。我说我不吃。父亲说，那就别想看电视。无奈，我只好拿出一种英雄气概，硬着头皮去吃。每次象征性地用筷头夹一小片，更多的时候只将筷子在碟子里晃一下。这自然无法逃脱父亲的火眼金睛。父亲索性将碟子里的菜一分为二，让我吃完自己的那一份再看电视。母亲见状，把菜碟子端走。不想父亲发火了。父亲说你什么意思？母亲说报纸上明明说吃腌咸菜容易得癌症。父亲说你老爹吃了一辈子腌咸菜，怎么没有得癌症？母亲说胡搅蛮缠，一点科学精神都没有，还当作家呢。父亲说谁在胡搅蛮缠？父亲放下饭碗，到书房给我们拿来一本《奥秘》杂志，上面有篇文章《破烂王为何一生无疾》。父亲把杂志扔给母亲说，请学习一下，破烂王为什么一生无疾？他可是整天和垃圾打交道的。平时吃的什么，吃的是垃圾堆里的西瓜皮，坏水果。母亲不屑一顾地说，那你怎么不去做破烂王，你为什么要考大学，要当作家，要过文明的生活？父亲说，考大学咋了，当作家咋了，考上大学当了作家就不能吃老家拿来的咸菜？母亲说吃饭吧，饭凉了。父亲说你不把咸菜还给我，我就绝食。母亲说，你已经绝过九十九次了，我还怕你再绝一百次。父亲就放下饭碗，做出一副坚决生气的样子，向书房走去。母亲见状，只好把咸菜还给他。父亲就又回来，极投入极夸张地嚼着咸菜。父亲每嚼一下，母亲的眉头就皱一下，等父亲把一碟咸菜干完，母亲的脸已经和咸菜里的萝卜条差不多了。
说了大家不要笑话，我从来没有见父亲和母亲同床共枕过。父亲的书房里有一张单人床，每天晚上，父亲早早地洗漱一毕，就重重地关上书房的门，重得有点夸张，然后熄灯睡觉。时间一长，我还以为做夫妻的都是这样呢。可是我去姨母家，发现姨父和姨母总是睡在一张床上。一天早上，我和表妹莉娜起来，姨夫和姨母还睡着。表妹推开他们卧室的门，我看见，姨母的头在姨夫的左边，一只脚却在姨夫的右边。这是多么让人羡慕啊。回来后，我就建议父亲和母亲在一块睡。不想父亲说，夫妻分床睡，能活一百岁。我问为什么，父亲说等你长大就知道了。我说我现在就想知道。父亲说，你母亲打鼾，吵得我根本睡不着。母亲说，别诬蔑人。但也没见母亲有多恼。有一晚，我被一声门响惊醒，接着，听见父亲和母亲在说话，就悄声走出卧室，猛地推开客厅的门（我们是穷人，没有大房子，二室一厅，卧室归我，书房归父亲，母亲就只好屈居客厅）。拉亮灯，可是床上只有母亲一个人。真让人纳闷。第二天上课时，我一直在想，昨晚明明听见父亲和母亲在说话呢，怎么进去却只有母亲一个人？
后来读了父亲的文集，才知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是他的初衷。他曾非常神往地描述过古人“自起移灯为君照，绫罗帐里剪参差”，“胜游朝弹袂，妙语夜连床”及“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情景。那么，这种格局是从什么时候形成的呢？又是如何形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