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白寿彝任教于桂林成达师范学校，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抗战期间，他曾先后在重庆中央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担任教授，主编和编辑过《盖世报》副刊、《边疆》半月刊、《星星》半月刊、《文讯》月刊等。1940年后历任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等校历史系教授，其间，曾创办《伊斯兰》，主编《月华》、《云南清真铎报》等杂志，同时深入乡村了解回族风俗民情，探讨研究回族发展历史。1949年，白寿彝参加了中国新史学会，担任常务理事。同年夏天，他作为南京教育界代表出席中国教育学会筹备会来到北京，随后又作为少数民族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此后，他应聘于北京师范大学任教，长期担任历史系主任。
白寿彝作为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反映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方面。他认为，高等学校教育的宗旨应该是着重培养学生们的智力，启发他们的思维活动，使他们逐步形成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正确地认识对时代所担负的责任，自觉地做社会主义新人。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宽厚的知识，以便他们走出校门后能更广泛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此，他不但强调要重视历史学科的基本训练，还强调要指导学生正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1950年，白寿彝主办《光明日报》的《历史教学》副刊，结合教学实践，对历史问题、历史教育、历史教学问题、历史教材的编写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为指导，进行教学经验的介绍和理论的探索，对推进我国的历史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52年，在苏联专家的主持下，白寿彝参与了师大课程教学计划文科部分的改革。1963年，他受高等教育部的委托，编写供高校学生使用的史学史教材，1964年8月《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内部印行。这本教材摆脱了旧目录学式的教材体系，力图通过对历代史学撰述的探讨，探索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在结构和文字表述上都有自己的特点，是一部重要的史学史专著。
“文革”结束后，白寿彝在北京师范大学建立了史学研究所和史学史研究室，招收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恢复了他在1961年创办的《史学史资料》（现改名为《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研究》是国内外仅有的一份研究史学史的专门刊物，它是以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为研究宗旨，通过研究以达到建立和健全史学史学科体系的目的。
1979年，在他的倡议下，历史系进行了第二次课程体系的改革，提出在原有系统教学计划之外，增设选修课，提倡在全校各系设立现代科学概论的课程，提倡中外历史比较。这一方案丰富了学生学习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了教师的讲授能力和水平，受到全国各大院校重视并得到推广。1989年，这一方案作为历史系本科课程体系改革成果，获得了由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级优秀奖。
多年来，白寿彝一直关注着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他的历史教育思想也在不断发展之中。他提倡把历史教学推向社会，普及历史知识，让更多的人懂得历史，认识历史，这是史学应该发挥的社会功能。其著作《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反映了他对历史教育的主要思想。作为一名教育家，他治学严谨，精心育人，几十年来，为我国史学界和教育界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付出大量的心血。
白寿彝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广泛，造诣深厚，对于他所从事的事业始终是在不断地开拓和创新。早在学生时代，白寿彝就开始在报刊上撰稿。1928年，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白寿彝早年对民间文学、民俗学就有兴趣，1929年，出版了《开封歌谣集》。之后，他还写了《中国古代的龙凤龟麟崇拜》和《关于处女的迷信》、《五行家底歌谣观》、《殷周的传说、记录和氏族神》、《民俗学和历史学》等文章。在此后攻读研究生的三年里，在黄子通先生指导下，研究两宋哲学，发表关于朱熹的论文多篇，编写出版了专著《朱熹辨伪书语》。他关于朱熹的论著，还有《从政及讲学中的朱熹》、《朱熹对于易学的贡献》、《周易本义考》、《仪礼经传通解考证》、《朱熹底师承》等。另外，还编写了《朱子语录诸家汇编》148卷。
白寿彝是中国第一位系统地写出中国伊斯兰教历史和回族史的杰出学者。30年代至40年代，他先后在《禹贡》、《西南边疆》等刊物上发表了一批研究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的重要论文，如《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华文记载》、《宋时大食商人在中国的活动》、《元代回教人与回教》、《赛赤丁瞻思丁考》、《柳州伊斯兰与马雄》、《中国回教小史》等，这批著述于1983年结集为《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出版发行。建国初期，白寿彝参加了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总编辑工作，并亲自编写了其中的《回民起义》（全四册），这一部著作是回族史学研究工作者必不可少的一部大型工具书。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他主持编写了《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全面介绍回族历史和现状的著作。1978年他又指导修改了《回族历史》。1984年，他开始主编元、明、清、近代四册本《回族人物志》，并于1992年全部完成出版。同时，白寿彝还为回族民间文学的记录与保存做出了重要贡献。1930年初，他赴云南调查，写了《滇南丛话》，记录了一批重要的回族民间传说故事和民俗资料。1936年，在他编辑的《禹贡》半月刊“回教与回族专号”上，发表了有关同治年间陕甘宁回民起义的传闻、传说即由马六十口授，单化普笔录的《陕甘劫余录》，这一成果成为研究西北回族起义的重要史料。上述这些关于回教文化及历史的文章，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是他对中国史学作出的重大贡献。
1937年，白寿彝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也是仅有的一部《中国交通史》。1980年，出版了《中国通史纲要》（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一书，在学术观点和体裁上都有新的探索。1981年出版了《史记新论》。1983年出版了《史学概论》。1986年，由他主编的6卷7册本《中国史学史》第1册出版。1987年，由他组织编写的《中国通史纲要续编》出版。1994年，《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册）出版。1999年，由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二十二卷本《中国通史》出版，这部历时20年的巨作，卷帙浩繁，体制完备，及时反映了最新的中国通史研究成果，具有独到的理论建树，是本世纪中国史学的代表性成果，得到了史学界的高度评价。江泽民曾写信祝贺，认为“《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称赞白寿彝“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
白寿彝作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还长期担任了很多社会职务，并对每一项工作尽心尽力。他曾历任中国民盟北京市盟委常委、中国回民文化协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历史分会会长、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中国少数民族五套丛书编委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编委会顾问、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所长、古籍研究所所长等社会职务。并当选为国家学部委员（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等。
1956年，白寿彝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十大代表、十三大列席代表。从1956年起，他连续当选为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担任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他曾出访过阿尔及利亚、埃及、科威特、日本、苏联、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巴基斯坦等国家，扩大了我国对外特别是与伊斯兰国家的文化交流，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贡献。（马志俊）
杨志玖——精于考证，富有创见
杨志玖（1915～2002年），字佩之，山东淄博周村人，著名的历史学家。杨志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他依靠母亲和兄长劳作、借贷和师友们的接济，同时依靠自己刻苦努力和一贯优异的成绩所获得的助学金读完了小学、初中。1931年，他考入山东省著名的济南高级中学，获得县教育局贷金。1934年夏高中毕业，在全省高中毕业会考中取得第三名，获得省教育厅等部门的奖金，以此作为旅费，前往北平考大学，同时考取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1938年，杨志玖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1934年考入时在北平，毕业时在云南蒙自）。1939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元史。
1941年，毕业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的南开大学历史系。他曾被借调到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了两年的助理研究员。抗战结束后回到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工作。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历史大辞典》总主编、《历史教学》编委会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回族学会顾问等职。还曾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天津市第六、第七、第八届政协委员和常委。
“由于出身回族家庭，我想研究回族史”，成为了他学术生涯的起点。研究本民族的历史，是回族知识分子文化自觉与民族责任感的体现，杨志玖对回族史的研究则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934年，他在北大史学系学习期间，陈垣先生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成为了他研究回族史的启蒙文献，使他萌生了从事回族史研究的念头，这也成为了他一生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1939年，杨志玖写出《元代回回考初稿》，以此论文获准报考并考取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这篇论文根据原始材料，独立编排，说清楚了元代回回人的情况，为他进一步研究元代回族史打下了基础。此后，他还写了《说元史中的回回、回鹘与畏兀儿》、《元史与中国回教史》、《元代回汉通婚举例》、《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关于赛典赤》、《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的生年问题》以及《释阿衡》等文章。《元代回族史稿》则是他倾注毕生精力完成的一部力作，他是继陈垣、白寿彝之后在回族史这个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之一。
杨志玖潜心研究元代回族史，像在大海遨游一样，从浩瀚的史书中搜索原始资料。他把当时能看到的中外史料，尽量地细读，并写出有关回回人资料的卡片，他看过多处记载元代回回人的《马可波罗游记》，也同样记下了卡片。1941年夏天，杨志玖在研究生毕业前夕，从明修《永乐大典》卷19418所引元修《经世大典·站赤》中发现了马可波罗离华的记载。1940年以前，中外史学界一直未能在中国史书上发现马可波罗来华的可靠史料，杨志玖这一重大发现及所发表的《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的论文，以坚不可摧的证据考证出马可波罗确实来过中国，他还订正马可波罗离华时间是在1291年初，而不是西方人所说的1292年初，这就澄清了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这一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悬案。杨志玖这一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受到了中外史学界的很高评价，并获得中央研究院的名誉学术奖。当年杨志玖仅26岁，他幽默地说：“我之发现那材料，事出偶然，好像花子拾金。”其实，偶然中有必然，那是他一直坐冷板凳专心搜集元代回回人资料时获得的重要的“一件副产品”（杨志玖先生语）。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应对美、英学者怀疑、否定马可来华的再次挑战，杨志玖认为这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影响中、意友好关系的问题，他又用了20年的时间，有理有力地反驳了怀疑、否定论者，使其偃旗息鼓。这又把马可波罗来华问题国际范围内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他也进一步被中外史坛公认是马可波罗研究的权威。1999年底出版的《马可波罗在中国》是杨志玖集数十年研究马可波罗的代表作，不仅受到了中外学者的好评，还得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称赞，他责成南开大学将其翻译成英文版，赠送给有关国家的领导人。
20世纪50年代，杨志玖在讲授隋唐史讲义的基础上，编著了《隋唐五代史纲要》一书，先后由新知识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完成《纲要》这部新中国成立初期颇受欢迎的优秀教材和断代史著作后，他又撰著了一部《隋唐史通俗讲话》，由通俗读物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发行，对当时普及隋唐历史知识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这两部著作的问世，使他在隋唐五代史学科建设和一些重要史实考证及理论上的建树，受到了史学界广泛的认可和称赞。杨志玖与黄成俊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末，杨志玖应聘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总主编和“隋唐五代史”分卷主编。这是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历史学家集体协作编纂的中国第一部大型辞书。杨志玖除了撰写大量“辞条”外，还写出有关辞条的考证订误文章，供其他编纂者参考。由于辞典出自众多学者之手，辞条的体例、风格、内容多有不同，杨志玖从第一条到最后一条逐一核对材料、统一体例、纠正错误，有些太差的干脆自己重写。这种烦琐枯燥的改稿，前后持续了20年，杨先生投入的工作量无法计算，特别是最后几年超负荷的审定稿工作，造成他视力急剧下降，一眼失明，一眼只剩0.25的微弱视力。他就是用这一只“二五眼”，借助放大镜，审定了上百万字的“隋唐史”全稿，主编了上千万字的大辞典。杨志玖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做出了巨大牺牲，却使这部《中国历史大辞典》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扛鼎之作”（《人民日报》语）于1999年12月如期出版。杨先生不计功利，甘为他人垫石铺路的奉献精神，也深深感动了史学界同仁。
杨志玖知识渊博，研究的领域非常广阔，除回族史、蒙元史外，对隋唐史、中西交通史、土地制度史等都有深入的研究，颇有建树。他的治学投入更是无与伦比，一位毕业于南开历史系的天津市领导动情地说：这些年的春节，常去看望一些高校的老师和同志，一般人过年都休息，一些人还向客人展示新装修的房间和家具，而每次到杨志玖先生家，总看到先生大年初一仍埋头于书堆中，和客人交谈，也总是介绍自己的著述情况，这位领导非常感动，劝杨先生多休息，保重身体。杨先生说：学术工作者，如不读书、写作，生命就没什么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