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中国音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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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明与清时期的音乐(1368~1911年)(3)

江南丝竹主要流行于江苏南部,浙江西部以及上海等地,所用的乐器有琵琶、二胡、三弦、扬琴、笛、笙、箫、鼓、板、木鱼、铃等。演奏时,各乐器在一定的曲调基础上可作多种加花装饰,以发挥各19的特色。著名的乐曲有《熏风曲》,(中花六板)、《欢乐歌》、《三六》、《云庆》、《行街》、《慢三六》(花三六)、《慢六板》、《四合如意》八大曲。此外较流行的还有《老六板》、《快六板》、《快花六》、《霓裳曲》、《鹧鸪飞》、《柳青娘》等。

福建南曲又名南音、南乐,流行于闽南、台湾及东南亚华侨聚集的地区。历史悠久,与唐宋的歌舞和词曲音乐有密切联系。清代在泉州、厦门等地曾出现过许多专业和业余的南曲社团。

南曲包括指、谱、曲三大部分。“指”即指套,是一种套曲,如《自来》、《一纸相思》等,多半乐器演奏,很少歌唱;“谱”是有标题的器乐套曲,如《四时景》、《梅花操》、《八骏马》等;“曲”即散曲,以唱为主,如《出汉关》、《共君断约》等。演唱讲究咬字吐词,归韵收音。南曲曲调优美,节奏徐缓,风格古朴幽雅、委婉深情,演奏形式按使用乐器的不同,分为“上四管”和“下四管”两种。

“上四管”使用的乐器有箫、笛、二弦、三弦、琵琶、拍板等;“下四管”使用的乐器有爱仔、琵琶、二弦、三弦、响盏、小铛锣、木鱼、四宝、铜铃、扁鼓等。清咸丰时刊印的《文焕堂初刻指谱》和清末民初由林鸿编订的《泉南指谱重编》是目前所知较早的南曲曲谱。以后,林祥玉编的《南音指谱》,许启章等编的《南乐指谱重集》等对南音的传承和传播均起了重要作用。

)第七节 记谱法

1.曲线谱

曲线谱多见于宗教音乐中,如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刊印的《道藏?玉音法事》中的赞颂音乐谱式和西藏地区佛教所用的“央移”谱式。见图6—4(图略)

2.工尺谮

工尺谱是本时期最流行、最受人重视的一种乐谱,它以工尺等汉字为符号记录音乐而得名。工尺谱产生于唐代,在长期发展中可能出现过多种不同的谱式,以上、尺、工、凡等字标记基本音高的谱式,大约明代中叶随着戏曲音乐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到清代各种乐曲、歌曲、戏曲几乎都用工尺谱来记谱。目前我们见到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乾隆年间编)就汇编了宋以来的各种词调、诸宫调、散曲、昆曲曲牌等4000多个,这是我国最丰富的一部古代音乐曲谱。华文彬的《琵琶谱》(1818年)收集了古代乐曲60多首;谢元淮的《碎金词谱》(1847年)收录了古代词曲500多首(其中170多首采自《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工尺谱的流行,对发展和保存我国古代音乐起了重大作用。

工尺谱基本音高符号的写法、读法与筒谱对照如下:

上 尺 工 凡 六 五 乙

shang Che gong fan liu wu yi

1 2 3 4 5 6 7

若低一个八度时,“六五”改为“合四”,其余各字的末笔均加“/”,如上字的低八度可写成“与”:若低两个八度时,所有字的末笔均加“◇”,如上字可写成“号”;若高一个八度时,各字左边加一个“◇”,如上字可写成“仩”,若高两个八度时,各字左边加一个“彳”,如上字可写成“仩”。

除此还有几种补充符号,如、(叠音)、v(豁音)、7(落音)、◇(擞音)等。叠音即重复音,如上、实为上上:豁音是给前面的音加一个大二度或小三度音,如上◇实为上尺;落音是给前面的音加一个低于它的音,如◇实为尺上,擞音即颤音。

工尺谱的节奏,一般称为板眼(板代表强拍,眼代表弱拍),有散板、流水、一板一眼。一板三眼和加赠板的一板三眼。散板以“一”为标记,多标在句末,表示在延长音上打一板;流水板每板都用强拍符号,相当于1,4拍子,它可分实板(、)与腰板(L或一),实板是与音同时打下去的,而腰板是用在前后两音间和延长音中间的;一板一眼是由一个板(、或L或一)与一个眼(0或△)组成的,相当于2/4拍子;一板三眼是由一个板与三个眼(头眼、中眼、末眼)组成的,相当于4/4拍子;加赠板的一板三眼是由两个一板三眼组合而成的,第一拍与第五拍(即赠板)都打板。赠板可分实赠板与腰赠板,实赠板以“x”为标记,腰赠板以“Ix”为标记。

工尺谱一般有七个调,即上字调((b上标)B)、尺字调(c)、小工调(D)、凡字调((b上标)E)、六字调(F)、五字调(又称正宫调,相当于G)、乙字调(A)等。其中应用较多的有小工调、正宫调、尺字调和乙字调。

工尺谱的记谱,分声乐和器乐两种。声乐多用直行或斜行写在歌词的右边;器乐多是自右而左直行记写,有时用空格表示延音或停顿。具体谱式如下:见图6—5(图略)

福建南曲和西安鼓乐所用的乐谱,也属工尺谱,但它们的记谱符号和记谱方法与上述工尺谱有很大不同,这可能是工尺谱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地区所形成的不同谱式。这两种乐谱近人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解译工作,使绝响了数百年的乐曲发出了优美动人的音响。它们的具体谱式如下:见图6—6(图略)

)第八节 中外音乐文化交流

明清时期我国音乐与日本、朝鲜等近邻有过频繁的接触,并与欧洲各国也进行了初步的交流。

明末我国有位宫廷乐官叫魏双侯,随商船到日本时,曾带去当时流行的200多首歌曲,还有笛、笙、箫、管、琵琶、月琴、瑟、云锣、檀板等大批乐器,日本人称之谓“明乐”。约1768年前后,魏双侯的四世孙魏皓因熟悉明乐,精通琴艺,受到日本上层社会的重视,不少名人拜师求艺,所编《魏氏乐谱》收录了他曾祖带去的《梁甫吟》、《忆王孙》、《陇头吟》、《秋风辞》等50首歌曲,得到了广泛流传。后来,日本将这些歌曲与清代传去的《九连环》等小曲,合称“明清乐”,深受日本人喜爱。见图6—7(图略)

清初,杭州永福寺和尚、古琴家蒋兴畴到日本长崎,受到关东幕府的热情接待,并被称为“东皋禅师”。他在日本除从事佛事外,还收徒传艺,介绍我国传统的古琴音乐。他去日本时带去了我国的《松弦馆琴谱》、《琴操》等琴曲谱集。蒋兴畴在日本期间所写的《熙春操》、《思亲引》、《清平乐》等琴歌,在日本古琴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谱6—7忆王孙(图略)

谱6—8 思归乐(图略)

谱6—9 陇头吟(图略)

清代汪揖的《使琉球杂录》说,有些航海时遇风飘到琉球去的华人曾向当地人传授了“中国弦索歌曲”,这些歌曲在日本上层社会里很快流行起来。琉球的歌舞音乐早在明代初年传入我国,受到我国人民的喜爱,明宫廷还设置了专门表演琉球歌舞的乐工。

我国与朝鲜的交往也很频繁,明洪武三年(1370年)和永乐三年(1405年),政府曾两次向朝鲜赠送乐器和乐谱。朝鲜政府于李朝世宗十二年(1430年),派遣典乐黄植来我国考察雅乐和宫廷燕乐,并绘制了许多乐器图样带回朝鲜。朝鲜音乐理论家撰写的《乐学轨范》中,详细记载了朝鲜使用的乐律理论和雅乐、乡乐、唐乐的乐曲、乐谱、乐器、乐队组织、舞蹈、服装、道具等。还提到乡乐使用的拉弦乐器“牙筝”是从我国传去的。当时朝鲜使用的乐谱,也是从我国传去的律吕字谱和工尺谱。

15世纪中期,越南黎朝仿中国明代乐制修订的新乐分堂上乐和堂下乐。19世纪初阮朝建立,又仿中国古代乐制作了“八佾之舞”。

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人利玛窦等来我国传教,向朝廷进贡古钢琴一架;明政府选派了太常寺的四名乐工学习弹奏。清康熙年间,葡人耶稣会士徐日升和意人德礼格来我国传教,向朝廷进贡了古钢琴和管风琴各一架;在康熙皇帝的支持下,他们在宫廷里教授了古钢琴的弹奏和欧洲的乐理知识。在《律吕正义》续编中还介绍了欧洲流行的五线谱和音阶、唱名等。乾隆时,德国传教土阿米奥译介我国李光地的《古乐经传》并编著了《中国古代音乐和现代音乐》,英国传教土巴罗在他的《中国旅行纪》中译介我国的乐器28种,乐曲《茉莉花》、《老八板》等9首。这些书先后传向西方。1807年,西方传教士马礼逊在我国澳门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开设了音乐课,除唱宗教歌曲外,还传授西洋音乐知识和演奏技艺。1840年后,西方传教土纷纷来华,如1872年美国传教士狄就烈为布教在上海出版了载有300多首宗教歌曲的《圣诗谱》,并附有简单的西洋乐理知识介绍。1883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我国出版了由中国民歌曲调编配填词的《小诗谱》(附中西对照变调图和中西音乐图)。他们在布教过程中,除介绍传播西洋音乐外,将中国音乐也陆续介绍到西方。

1898年前后,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我国不少有识之士先后到欧洲学习音乐。他们除积极学习外,还热情介绍我国的传统音乐,使我国音乐在欧洲得到了一定的传播。

上述音乐活动促进了中国与欧亚各国音乐文化的交流,加深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第九节学堂乐歌的兴起及影响

鸦片战争后,国势衰微,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蓬勃兴起。这时一批具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文明,兴办新式的文化教育,并大力宣传“乐教”的重大社会意义。康有为于1898年上书光绪皇帝时竭力鼓吹音乐教育对思想启蒙的巨大作用,在介绍西方学制后说:“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

在这些人的努力和维新变法等的影响下,我国先后建立了许多新式学堂。如1900年前后南京开办的南京两江师范,上海开办的南洋公学等,在这些学堂里普遍开设了乐歌课(即音乐课)。同时还有一些人先后到日本及欧洲学习音乐,他们在国外积极创办音乐社团、出版音乐刊物、创编音乐作品、翻译和介绍外国音乐理论书籍等,扩大了中国人的音乐视野,突破了闭关保守的封闭思想。

1903年沈心工等回国,积极从事音乐教育,大力开展乐歌活动,使学堂乐歌和社会上的乐歌活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1904年,曾志志编写出版了《唱歌及教授法》、《教授音乐初步》、《教育唱歌集》,沈心工出版了《学校唱歌集》。这对乐歌活动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1905年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乐歌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到辛亥革命时与群众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如秋瑾的《勉女权》(自作曲)、黄遵宪的《军歌》(李叔同配曲)有力地配合了革命思想的宣传。华航琛填词配曲的《光复纪念》,生动地反映了武昌起义胜利后中原数十省相继光复的情景。沈心工作词、朱云望作曲的《美哉中华》,歌颂了共和国的建立,抒发了人们对新政权的深厚感情。这一时期大家所唱的歌,无论是学校的还是社会的,人们统称为“学堂乐歌”。

“学堂乐歌”的内容大多是反对列强欺凌、揭露腐朽封建统治、歌颂祖国历史和锦绣山河,以及宣传民主共和、科学知识等的,如《何日醒》(夏颂莱词沈心工编配)、《中国男儿》(石更填词辛汉编配)、《兵操》(沈心工填词)、《女子体操》(沈心工填词)、《缠足苦》(沈心工填词)、《勉女权》(秋瑾词曲)、《演说》(沈袒藩词)、《地理》(沈祖藩词)、《历史》(俞粢词)等。这完全符合广大群众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和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