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时代概况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革命，但由于革命的不彻底，中国人民又处于军阀割据、战火连绵的苦难年代。
“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从此以后，中国革命便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五四”运动后，民主、科学、自由、解放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上海、北平等城市出现的音乐社团，兴办各种刊物，开展对中国音乐发展前途、国乐与西乐、雅乐与俗乐等的讨论，儿童歌舞音乐的广泛流行以及工农革命歌曲的蓬勃发展，使音乐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生动活泼的景象。
在这大好形势下，国共两党进行合作，发动了“打倒帝国主义，扫除封建势力”的北伐战争。正当北伐捷报频传的时候，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帝国主义唆使下背叛了革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大屠杀，大好的革命形势顿时急转直下，音乐界出现的蓬勃生机也遭到了致命的摧残。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等率三万多人在江西发动了南昌起义；9月毛泽东等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10月到达井冈山地区；12月叶剑英等在广东发动了广州起义。此后，起义军先后会师于井冈山，开展了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活动。一于是出现了国统区和苏区两大对立的政权。蒋介石对苏区发动了多次围剿，迫使红军于1934年10月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长征。这一时期，国统区的一些城市里黄色歌舞音乐流行起来，对社会、对群众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在苏区共产党领导下，产生了讴歌工农兵、赞扬人民新政权，以及为人民革命战争胜利服务的各种新音乐。
“九一八”和“一二八”后，抗日救亡的呼声在全国迅速高涨起来。这时“左翼”音乐组织、救亡歌咏团体以及为抗日救亡服务的音乐创作应运而生，并出现了以聂耳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群众音乐工作者。在他们的努力下，抗日救亡的歌声响遍了祖国各地，有力地动员和激励了亿万军民的抗日热情。他们的音乐创作对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七七”事变后，伟大的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八年浴血奋战，于1945年8月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主张积极医治战争创伤，建设和平民主的新国家，而国民党在美帝支持下撕毁协议，挑起了内战，使疲惫不堪的中国人民又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经过三年的内战，共产党解放了大陆各地，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时期音乐发展的突出表现是：西洋音乐被“学堂乐歌”吸收利用而发展起来的新音乐适应了时代潮流，满足了社会需求，得到了人们的赞许和欢迎。尤其通过“五四”后的工农革命运动和抗日救亡歌咏等活动，通俗短小的声乐创作（包括小合唱、表演唱）得到了高度发展，并取得丰硕成果。音乐教育、理论研讨、歌剧音乐、器乐创作等也获得了迅速发展，并以崭新的风采，边探索边实践，阔步前进。
第二节 传统音乐的演进
传统音乐是指宋元以来在中国大地上繁衍发展的民歌小曲、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歌舞音乐以及民族器乐等。
传统音乐在本时期仍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它的发展与否，主要与民间艺人、职业团体以及文人的参与有很大关系，当然与当政者的态度、时局的变化等有着更直接的影响。传统音乐在“五四”前后有过一段时间的繁荣。反映新时代新潮流的时调小曲大量涌现，如斥责北洋政府对外屈膝求荣、对内镇压百姓的《坚持到底》、《五更调》、《百姓苦》，反对封建礼教，要求婚姻自主的《寡妇歌》、《尼姑思凡》等。北大还成立了“歌谣研究会”（1920年），出版了《歌谣周刊》；中山大学成立了“民俗学会”，出版了《民间文艺》和《民俗周刊》。说唱艺人不仅紧跟形势，编演反映新生活新思想的曲目，而且还创造了许多新的曲种，如北京琴书、山东琴书、河南坠子等。戏曲通过改革也出现了新的面貌，尤其京剧界名角蜂起，如北方的四大名旦（梅、程、尚、荀）、四大须生（余、言、高、马）以及武生杨小楼、花脸郝寿臣等，南方的老生麒麟童、武生盖叫天等。同时还涌现了一大批地方小剧种，如眉户、五音戏、泗州戏、二人台、的笃班（越剧）、蹦蹦戏（评剧）、花鼓戏、花灯戏、黄梅戏以及楚、扬、淮、沪、吕等剧。
大革命失败后，尤其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随着民族矛盾的加剧，在不同的政权区域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在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解放区，以及共产党影响所及的地方，传统音乐则欣欣向荣，并有了程度不同的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由于反动派的严酷摧残，传统音乐大多走上了衰败的道路。比如民间歌曲，在共产党领导的地区，随着进步思想的传播和革命斗争的发展，在群众中涌现出了大批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以及反映新生活、新思想的民歌。这些民歌一般被称为新民歌或革命民歌。音乐工作者不但收集研究，而且改编成多种形式的声乐曲和器乐曲，在革命战争中起了动员群众、鼓舞斗志、丰富群众生活的巨大作用。在国统区和沦陷区，一切具有进步内容的歌曲全部被查禁了，代之而起的则是低级庸俗的《毛毛雨》、《十八摸》、《打牙牌》、《知心客》、《满场飞》等黄色歌曲，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王洛宾对西部民歌的贡献。芦沟桥事变后，王洛宾离开北京，与肖军、塞克、朱南星等到西北进行抗战宣传工作，先后在兰州、酒泉、西宁等地边宣传边收集、译配、改编了维族民歌《达坂城》、《依拉拉》、《阿拉木汗》、《半个月亮爬上来》，哈萨克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玛依拉》、《黄昏里的炊烟》，柯尔克孜民歌《哈森心里有句话》等。这批清新别致的西部少数民族民歌，立即将其传向祖国的四面八方。重庆国立音乐院“山歌社”的师生不但在民歌演唱会上演唱，而且改编成合唱曲，配上钢琴伴奏出版发行。赵沨在《洛宾歌曲集》序言中说：“‘皖南事变’逼迫我从重庆而缅甸而昆明的许多年，也是我经常演唱的一个民歌（指《达坂城》），继《达坂城》之后，《在那遥远的地方》也传到了‘大后方’，在青年中引起了很大轰动，虽不能说家喻户晓，但可谓有口皆碑了。”遗憾的是王洛宾一生坎坷，在自己编配的歌曲上没有署名，人们相传为新疆民歌、青海民歌等，到80年代后，才知道是王洛宾收集、改编和译配的。同时也才知道五六十年代脍炙人口、广为传唱的《亚克西》、《萨拉姆毛主席》等歌曲也是王洛宾创作的。他改编、译配和创作的歌曲公开发表的大约有130多首，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歌曲得到了传唱。他对西部民歌的挖掘、整理与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被人们誉为“西部歌王”。
30年代后，在国统区里，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艺人的活动受到了种种限制，尽管如此，爱国的民间艺人、戏曲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冲破了重重阻拦，编唱和编演过许多揭露黑暗统治、激励人们斗志的作品。如阿炳唱的《汉奸的下场》、《金圆券满天飞》，袁雪芬演的越剧《孟姜女》、《祥林嫂》，周信芳演的京剧《文天祥》、《史可法》，易俗社演的秦剧《投笔从戎》、《民族英雄》等。还有如著名艺术家梅兰芳、程砚秋拒绝演出，一个留须明志，一个躬耕青龙桥。而共产党领导的地区，除建立各种研究机构进行调查研究外，文艺工作者还与艺人密切合作，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尤其是1942年的延安文艺整风，对这两种艺术的发展和推陈出新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民族器乐在社会上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无论城镇乡村，在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等活动中都有器乐演奏相伴随。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北京、上海等城市里出现了一些研究和演奏性的社团机构，如“国乐研究会”（1919年）、“大同乐会”（1920年），“霄雿国乐会”（1925年）、“国乐改进社”（1927年）、“今虞琴社”（1934年）等。这些社团虽属自发的自娱组织，但对传统乐曲的收集、整理、改编和演奏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如“大同乐会”郑觐文所编《箫笛新谱》，收录了许多民间乐曲，柳尧章把琵琶曲《夕阳箫鼓》改编成民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等。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新的演奏人才，使老一辈的演奏技艺得到了继承和发扬。由于时局、经费等原因，有些组织的活动时断时续，有些组织出世不久就偃旗息鼓了。
“广东音乐”是本时期获得突出发展的一个民族器乐新乐种。它是在广东戏曲的过场音乐和民间“小调谱”基础上，吸收了传统古乐、昆曲牌子及江南丝竹等滋养形成的。清末民初时，在严老烈、何柳堂等人的辛勤培育下，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旱天雷》、《倒垂廉》、《小桃红》、《雨打芭蕉》、《饿马摇铃》、《连环扣》、《赛龙夺锦》等许多乐曲。演奏使用的乐器有二弦、三弦、提琴、月琴、横笛等。20年代后，吕文成等人对广东音乐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把二弦的外丝线改为铜线，定音提高四度，使二弦变成了高二弦（即高胡），演奏时用大腿夹住琴筒，任意调配音量、音色；乐队中引进了扬琴、秦琴、椰胡、洞箫等乐器；利用广东民间小调，创编了一大批新乐曲，如《步步高》、《鸟投林》、《平湖秋月》、《孔雀开屏》、《柳浪闻莺》等；还大量运用加花装饰性的演奏，广东音乐随之成为别开生面、独具风格的一大乐种，在社会上广泛地流行起来。但到30年代后期，由于受殖民地文化的影响，曾一度走上衰败的道路。全国解放后，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迅速清除了不良影响，端正了方向，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第三节 音乐教育的建立和发展
一、普通音乐教育
普通音乐教育是指中小学校里进行的音乐教育。这种教育主要通过开设音乐课和开展音乐活动来实现。
清末，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乐歌课的开设，使我国近代普通音乐教育揭开了帷幕，迈开了前进的步伐。
“学堂乐歌”的开展使社会各阶层对音乐的社会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并肯定了乐歌课在中小学校教育中应有的重要地位。同时在乐歌活动中涌现出了一批早期的音乐教育家，为我国近代普通音乐教育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中华民国成立后，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影响下，全国中小学里普遍开设了音乐课。如1912年教育部公布的小学和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中，明确规定音乐为必修科目，教授唱歌者为专科正教员，在小学校令施行规则和课程表中规定：“唱歌要旨，使小学生唱平易歌曲，以涵养美感，陶冶德性。初等小学宜授单音唱歌，高等小学酌授简易之复音唱歌。歌词乐谱，宜平易雅正，使儿童心情活泼优美”。在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中规定：“乐歌要旨，在使谙习唱歌及音乐大要，以涵养德性及美感，先授单音，次授复音及乐器用法。”这些规定使中小学校的音乐课逐步趋于规范、定型和稳步发展。这一时期从事音乐教育者大多积极编写音乐教材，著文探讨音乐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使中小学校音乐教育呈现一派兴盛和迅速发展的趋势。
“五四”后，许多专业音乐家参与了中小学的音乐教育，如萧友梅等创编了大批校园歌曲，黎锦晖创编了新颖活泼的儿童表演歌曲和儿童歌舞剧；不仅充实了教材内容，而且提高了教学质量。
1922年全国教育联合会通过的“新学制”中，音乐课仍列为小学和初中必修的科目，1923年教育部颁发的《初级中学音乐课程标准纲要》中对音乐课的教学目的又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一使学生明了普通乐理，二使学生能唱单音歌曲，三使涵养美的感情与融合乐群的精神，四使引起欣赏文艺的兴趣。1933年成立了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对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并在所属刊物《音乐教育》上选载音乐课在普通音乐教育中的地位、选择教材的标准、教学方法研究等方面的文章，还刊登了介绍苏联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译文。这些活动对当时的中小学音乐教育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34年教育部成立了音乐教育委员会。其任务一是音乐教育的设计；二是编审音乐教科书；三是音乐教员的考核鉴定；四是推荐音乐教员，组织名家演出。与此同时还成立中小学音乐教材审定委员会，参与者大多为当时音乐界较有名气的音乐教育家，曾审定出版了《小学音乐教材初集》（分初、中、高年级三种），《中学音乐教材初集》以及黄自等编著的《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六册）等。专业音乐工作者对中小学教育的参与和支持，使中小学音乐教育体制的完善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均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师范学校音乐教育
随着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的开展，中小学校音乐师资的匮乏日益显现出来，于是师范学校的音乐教育被迅速提上了日程。1912年教育部颁发的《师范学校规程》中规定，师范学校的预科本科各年级均设音乐课，并要求习得音乐知识技能，涵养德性及美感并能解悟高等小学唱歌教学法。此后在一些高等师范学校中还陆续开办了培养中小学音乐师资的专门机构，如浙江两级师范设置的音乐、图画、手工专修科，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设置的乐歌专修科等。
1919年吴梦非等在上海创办了一所私立专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内分普通师范和高等师范，均设音乐、图画、手工课程，前者培养小学艺术师资，后者培养中学和普师艺术师资。这是我国近代培养艺术师资最早的专科师范学校。在短短的七八年间，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艺术人才。
1920年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开办了音乐体育专修科。学制三年。1921年改为独立的音乐专修科，1923年学校改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音乐科便成为师范大学中最早的音乐系。
30年代后，随着师范教育体制的逐渐完善，师范音乐教育也日益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在新建的高等师范院校里大多设置了音乐系科，如河北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音乐组等。1939年教育部颁发的《师范学院分系、必修及选修科目施行要点》及1946年颁发的《修正师范学院规程》对我国师范音乐教育学科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师范音乐教育体制，课程设置等更趋合理和完善，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不断得到提高，而且促进了对音乐教学法的研究，写出了一批研究音乐教学法的著作，如刘良模的《怎样唱，怎样教》、胡敬熙的《新课程小学校音乐科教学法》、高梓的《儿童唱歌表演法》、缪天瑞的《小学音乐教材及教学法》等，使师范音乐教育的特点更加突出出来。
三、专业音乐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