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上海抗战后，平津沪等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广大青年纷纷组织了战地服务团、演剧队、歌咏团走向前线和内地。1938年1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同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了专管抗战宣传的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冼星海、张曙负责音乐工作）。在冼星海等人的积极努力下，武汉地区出现了由数万人乃至数十万人参加的歌咏会、火炬游行、抗战献金音乐大会、儿童歌咏大会、音乐游园大会、九一八纪念音乐会等活动，把抗日救亡歌咏推向了新的高潮。
救亡歌咏在海外侨胞中也得到了发展。1937年初，任光在法国组织了巴黎华侨歌唱团，举办了为祖国难民募捐的演出，还在42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反法西斯侵略大会上指挥华侨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同年8月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地的侨胞中成立了南洋各埠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和亚洲华侨抗敌后援会等组织。此后，抗日救亡的歌声在南洋各地迅速发展起来。1939年5月，任光在新加坡辅导铜锣合唱团。举办了民众歌咏训练班。1940年刘良模在美国纽约组织了华侨青年歌唱队，著名黑人歌手罗伯逊甩中文和英文演唱了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并录制了以《起来》为名的一套中国唱片。救亡的歌声不仅激起了海外侨胞的爱国热情，而且还赢得了国际友人对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
第六节 中外音乐文化交流
一、西洋音乐在中国的传播
西洋音乐，主要指欧洲音乐。这类音乐传入中国的时间，从历史上看已很久远，但从对群众和社会音乐生活的影响看是从清末开始的。约1898年前后，随着维新变法的开展，中国人对西洋音乐逐渐有了较多的了解、爱好和利用。如1899年袁世凯在天津新军中组建了军乐队，接着张之洞的“自强军”和新办的中小学堂里也相继组建起各种军乐队。同时管风琴、钢琴、提琴等乐器陆续传人，得到人们的赏识和应用。
清末民初时，一批爱国的有识之士先后到日本及欧洲学习音乐，他们在国外举办音乐讲习会，编刊《音乐小杂志》，翻译和编译各种音乐书籍和文章，大力向国人介绍西洋音乐。回国后，有的从事中小学的音乐教育，编创了一批最早的学堂乐歌；有的组织音乐社团，开展社会性的音乐活动，把“学堂乐歌”和集体唱歌形式在社会上传播开来；还有的致力于专业音乐机构的创建。经过这些人的努力，西洋音乐在我国得到了较广泛的传播。“五四”时，文艺界开展的中西音乐讨论，对全面系统地引进西洋音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1920年起，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先后建立了一批以传播西洋音乐为主要内容的音乐系科和音乐院校，之后西洋音乐便广泛深入地在我国传播开来。
在传播西洋音乐中，除本国的知识分子外，来华的外籍音乐家的艺术演出和教学活动也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如俄国十月革命后，流入东北的俄籍艺术家组建的哈尔滨交响乐团和上海租界地组建的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的对外演出，以及来华的美籍小提琴家克莱斯勒、意籍歌唱家加丽库契、俄籍小提琴家海菲兹、歌唱家夏里亚平、钢琴家嘉祉、查哈洛夫、齐尔品等人的精彩演出和嘉祉、查哈洛夫等人在北京女大、音乐传习所、国立音专等的教学活动。见图7—5、7—6（图略）
二、中国音乐的外传
1.梅兰芳的访问演出
1919年与1924年，梅兰芳率团两次应邀访日演出，使我国京剧艺术在日本得到了一定传播。尤其与日本著名演员尾上梅幸、中村雀右卫门等人同台合演，切磋技艺，加深了文化交流。
1922年梅兰芳应香港邀请，在港演出近一月之久。演出剧目丰富多采，有传统戏、新编古装舞蹈戏和现代时装戏30多出，深得港胞和外籍人士的欢迎。
1930年梅兰芳应邀赴美演出，先后在西雅图、芝加哥、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檀香山等城市演出达半年之久。所演《打渔杀家》、《汾河弯》、《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嫦娥奔月》、《天女散花》、《上元夫人》等戏在文艺界引起了很大轰动。并与著名艺术家贝拉斯考、斯达克?扬、卓别林、范朋克、露丝?丹尼斯等人多次进行了艺术交流。在洛杉矶演出后，南加州大学和波摩那学院给梅兰芳授予文学博士荣誉学位。波摩那学院的院长说：“您这次访美演出，宣传东方艺术、联络美中人民之间的感情、沟通世界文化，这样伟大的功绩几十年来还未有过。”
1935年梅兰芳赴苏联演出，历时一个半月。演出期间与文艺界人士进行多次交流、座谈，还观摩了苏联的戏剧、歌剧、芭蕾等演出。著名文学家高尔基在莫斯科观赏了他的演出。梅兰芳所赠送的照片今天陈列在高尔基博物馆内，成为中苏友谊和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
2.黎锦晖的巡回演出
1928年5月，黎锦晖率中华歌舞团去南洋，先后在香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演出8个多月。演出节目有合唱、舞蹈、歌舞表演、儿童歌舞剧等。其中黎锦晖创编的歌舞表演唱《可怜的秋香》和歌舞剧《麻雀与小孩》、《月明之夜》等得到观众和新闻界、教育界的赞赏。这是中国近代歌舞团首次出境演出，在国内外均产生了较大反响。
3.卫仲乐的赴美演出
1938年10月，琵琶演奏家卫仲乐随中国文化剧团赴美演出，先后在纽约、旧金山、华盛顿等30多座城市演出7个多月。演出节目有民歌、舞蹈、京剧、民族器乐等。其中卫仲乐的琵琶独奏《十面埋伏》博得了观众和新闻界的极大兴趣。《美洲日报》评论说，听众惊叹四根弦的琵琶能奏出一个交响乐队所表现的效果。旧金山的一家报纸说卫仲乐的成就可与世界著名小提琴家克莱斯勒、梅纽因相提并论。一时间，卫仲乐和他演奏的乐曲成为美国新闻界的中心话题。纽约电视台还邀请他到电视台演奏古琴曲，向美国观众介绍古老的中国民族音乐。美国报纸称卫仲乐是“第一个上美国电视台的中国人”。演出结束时，一家唱片公司特邀灌制了四张一套的中国民族器乐唱片。曲目有琵琶曲《歌舞引》、《飞花点翠》，古琴曲《阳关三叠》、《醉渔唱晚》，二胡曲《病中吟》、《光明行》，箫曲《妆台秋思》、笛曲《鹧鸪飞》等。这套唱片在美国再版数次，使中国传统器乐曲广传美洲。
4.近代音乐作品的外传
江文也在30年代留学日本期间，运用西洋作曲理论和技法创作了许多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作品，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如交响诗《白鹭的幻想》、管弦乐《盆踊为主题的交响组曲》、合唱与管弦乐《潮音》，在日本比赛中都荣获二等奖；管弦乐《台湾舞曲》在第十一届奥林匹克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得银牌奖；《台湾山地同胞歌》、《长笛奏鸣曲》在1937年巴黎万国博览会音乐演出中人选；钢琴曲《五首素描》、《十六首小品》在1938年威尼斯第四届现代音乐节人选。
贺绿汀创作的许多作品这时期也走上世界乐坛。他于1934年创作的钢琴曲《牧童短笛》在俄籍钢琴家齐尔品“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比赛中获奖后，齐尔品将此作品带到日本出版发行，并列入他的旅行演出的节目，在德、奥、法、美等国多次演出。
周小燕在法国学习结束后，曾在卢森堡、柏林、日内瓦、华沙等地进行巡回演出，演出中多次演唱了中国作曲家贺绿汀、刘雪庵等人的艺术歌曲。李献敏在1947年的第一届布拉格之春音乐节上演奏了中国作曲家贺绿汀、刘雪庵、老志诚等人的钢琴作品。任光、刘良模等人抗战时期在法、美等国组织的“华侨合唱团”中演唱过大批抗日救亡歌曲。
上述活动将我国近代作曲家的优秀作品推向国际乐坛，并得到新闻媒体的传播和好评。
）第七节 理论研讨和音乐著作
一、理论研讨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我国音乐界围绕如何建立民族新音乐进行了一系列讨论。讨论涉及的内容较多，其主要观点有如下三种：
第一种认为，“西欧之乐，其声壮厉，其状促遽，方之古乐虽远不及，比之郑卫能无犹贤。古乐亡而风俗坠，郑卫淫而人心死，当今之世，将欲以正教化挽颓风者，舍西乐其奚自哉。”（李雁行等编《中小学唱歌教科书?序》）持这种观点的人，对西洋音乐有一定了解，但对我国传统的民族音乐缺乏全面的认识，他们只强调民族音乐中落后和不科学的部分，因而得出了欲正教化，非走“西化”道路不可的错误结论。当时有不少人附和这种看法，其影响面也是相当广泛的。
第二种认为，我国的古乐、雅乐都是民族音乐的精粹，水平高，影响大，应发扬广大，并提出先复兴国乐，后研究异国音乐。持这种观点的人对西洋音乐持反对的态度，对民族音乐的认识也是很片面的。民族音乐有好的精粹，但也有不好的糟粕，我们应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
第三种认为，要建立民族音乐，“一面先行整理吾国古代音乐，一面辛勤采集民间谣乐，然后再用西洋音乐科学方法把它制成一种国乐”。（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持这种观点的人，对中西音乐都有较多的研究，他们深知民族音乐的优势和不足，欲借西洋音乐之长来改进民族音乐，他们的看法比较实际，赢得了众多人的赞许。
30年代，严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广大音乐工作者面向现实、面向工农大众，这时“左翼”音乐工作者提出音乐创作要“大众化、民族化”及建设新音乐的指导思想等讨论。这些问题提得好，讨论很激烈，也很认真，一直持续到40年代。下面选录几段文字，以了解其概貌。
李凌在《论新音乐的民族形式》中说：“翻开中国音乐史，我们将可以见到外国音乐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无时不在起着很大的作用，它刺激了中国音乐的进步，它丰富了中国音乐的一切不足（器乐、曲乐、演奏）。”
贺绿汀在《抗战音乐的历程及音乐的民族形式》中说：“我们如要写中国的管弦乐曲，写中国的新歌剧，我们必须先埋头去研究那些高深的西洋音乐理论，去研究和分析那些古典派、近代派各家的作品。我们的技巧、我们的眼界，能够达到世界的一般国家中作家的水准，然后才能够谈如何建立中国音乐理论的基础，如何创造新中国的和声、中国的对位、中国的曲体，有系统地研究中国各地的民谣、地方音乐。这样然后可以创造出有世界价值的中国民族音乐……在这伟大的时代，我们更可以写出许多管弦乐队曲、歌剧等等。这些东西是一般民众士兵所不易演奏、演唱甚或是不易欣赏的东西，这原因是在一般人的音乐欣赏能力尚很低，假如我们因为一般民众不易理解而认为不是中国的新音乐，是少数特权阶级的音乐，这又是因噎废食的谬论，我们不能因为民众音乐进步很慢或不进步而限制所有的音乐家及作曲家老是停留在一个阶段，这是毫无理由的。”
吕骥在《论国防音乐》中说：“我们应当把“国防音乐”看作是在某种特殊政治情形之下产生的一种新音乐，而必须把它和一般音乐紧密的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才能发挥他的特殊性。国防音乐和一般音乐不同的只是它负有一般音乐更不同的使命，它要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这一斗争中，完成它唤醒民众、激励民众、组织民众的神圣任务。”
冼星海在《民歌与新兴音乐》中说：“研究民歌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真正目的还是创作，研究民歌不过是创作的参考材料与根据……吸收最进步的技巧来把我们的民歌发展到由单调变为复杂，由民族性的变成国际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