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时代概况
周武王取得政权后，在扩大了的领土上分封诸侯，实行“井田制”，使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我国奴隶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种文化艺术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西周的统治者很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并把礼乐作为统治人民的重要手段，在他们的利用和提倡下，建立了庞大的礼乐机构，制定了完备的礼乐教育，并把礼乐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开创了所谓“雅乐的黄金时代”。
春秋和战国之际，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期。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铁制工具的使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抬头，农业和手工业逐渐摆脱了奴隶主的控制，商品经济也得到了较大发展。这时代表没落贵族和新兴地主势力的“士”，在政治和学术上活跃起来了，出现了所谓“百家争鸣”的盛况。
战国时随着周室王权的衰落、礼乐制度的崩溃，民间俗乐迅速地发展起来，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如逐渐重视对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对音乐理论的阐述、总结，对音乐美学的研究、探讨等。
春秋后期至战国，随着新思潮的兴起，宫廷雅乐出现了“礼崩乐坏”的残局。与此同时，各地民间音乐则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第二节西周的礼乐和礼乐教育
1.礼乐制度
周代的统治者把礼和乐作为区分等级、调和矛盾、加强思想统治的重要手段。据《史记?周本纪》等记载，约公元前1058年，周公借鉴殷礼和殷乐，制订了各级贵族在祭祀、宴享、朝贺等场合所用的礼节仪式，以及与之相配合的各种音乐。如祭天神时行祭天礼，“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周礼》）；举行大飨（天子宴诸侯或诸侯互宴）时，“两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县（xuan）兴，揖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阙，升歌《清庙》，下管《象武》，《夏龠》序兴……客出以《雍彻》以振羽”（《礼记》）；诸侯宴群臣嘉宾演唱《鹿鸣》，为使臣洗尘演唱《四牡》，欢送使臣演唱《皇皇者华》。以上都是《诗经.小雅》的篇章，其中辞句“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等与宴请内容吻合。除此之外，对不同等级的人所享用的乐队和舞队也作了严格规定。如乐队规定：“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周礼.春官?大司乐》）舞队规定：“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左传?隐公五年》）这些就是所谓的礼乐制度，要求各级贵族都要严格遵守，不得违犯。
上述规定虽然只限于区分统治阶级内部的上下、亲疏、尊卑等关系，然而贵贱有等、尊卑有序的等级宗法观念却渗透于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生活之中，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2.礼乐机构和礼乐教育
《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说：“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大戴记?保傅篇》说：“成均取五帝之学名，习乐德、乐语、乐舞者居之。”看来周代的礼乐教育可能在“成均”中进行，由乐官之长大司乐负责实施。
“成均”为周代大学之一。其中直接从事礼乐活动和礼乐教育的人员有高级乐官（如乐师、大师）、中级乐官（如小师、典同、磬师、钟师、笙师、镈师、龠师、龠章）、下级乐官（如小胥、司干）以及乐工等。但人数最多的是担任演奏、演唱和舞蹈的乐工，如瞽矇、眂瞭等。大司乐官阶为中大夫，除总管行政事务、制定实施典礼音乐、参加各种典礼活动外，还带领各级乐官进行礼乐教育。
礼乐教育的对象主要是王侯和公卿大夫的子弟，即所谓的国子，其次还有少数从庶民中选拔出来的青年。教育的内容和要求据《周礼?春官?大司乐》说：“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大武》。”东汉郑玄注：“中，犹忠也；和，刚柔适也；祗，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日孝；善兄弟IEI友。兴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读日导，言古以到今也；倍文日讽；以声节之日诵；发端曰言；答述日语。”教育的年限和进度据《礼记?内则》说：“十有三年，学《乐》颂《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厦》。”此外还有季节方面的规定，《礼记?王制》说：“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上面提到的《云门大卷》、《大成》、《大韶》、《大夏》、《大菠》、《大武》，在周代被称为“六代之舞”，简称“六乐”或“六舞”。周统治者认为，“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以和”。因此，“六乐”就成为雅乐的最高典范，受到各级贵族的重视，用在祭祀天地、日月、山川以及祖先等场合。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公元前544年，吴季扎在鲁国观乐时对《大韶》和《大夏》曾作了赞美性的评论。他评《大韶》说：“德之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评《大夏》说：“美哉，勤而不（PI）德，非禹其谁能修之。”公元前517年左右，孔子在齐国也看过《大韶》的演出。《论语》中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又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大武》是周初为庆祝武王伐纣胜利而作的一个大型乐舞。据《乐记.宾牟贾篇》记载，此乐舞表演时分六段，每段有舞有歌，征伐气氛比较浓厚。孔子曾评价说：“尽美矣，未尽善也。”
据《周礼.春官?乐师》记载，周代祭祀性的乐舞还有《帔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等。这些乐舞在贵族生活中使用很频繁，因而也被列入学习的内容，由地位较高的乐官负责进行教习。
）第三节采风和《诗经》
据说周王朝有个规定，每年春秋两季要派人到各地收集一次民间歌谣，这个制度叫做采风。统治者通过派人采风和对所采民谣的观察，了解和掌握各地的民俗民情，同时将采来的歌谣经加工整理后应用于朝会、宴飨、娱乐。
这种有组织的政府采风活动，收集和保存了周初至春秋中期约五百年间的大批民间歌谣，这是值得庆幸的。现存《诗经》是编者从西周王室收存的三千多首歌谣中精选出来的，按性质分为风、雅、颂三类。风又按流行地域分为周南、召南、邶风、魏风等等。风原为民间歌谣，经文人加工修饰而成，这是《诗经》中最为精华的部分，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它多是贵族文人仿照民歌形式创作的，内容除少数作品外，大多数是描写贵族生活的；颂又分为商颂、周颂和鲁颂，这是贵族和统治者在祭祀和大射、视学等重大典礼时所用的歌曲，内容除少数具有史诗性外，多歌功颂德内容。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十五国风保存了我国南方和北方广为流传的一部分民间音乐，可惜曲调没有保存下来。它的音乐从内容方面看，有类似“号子”、“采莲”等的劳动歌曲，也有“山歌”一类的抒情歌曲；从歌词结构看，有分节歌的形式，有主歌加副歌以及换头换尾的形式。关于演唱的情况今天就无法知晓了。《论语?泰伯》中所说的“《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在现存的歌词里已看不到，这可能是一段尾声性的音乐，气氛很热烈，给人以愉快和完满的感觉。
下面选录两首《诗经》歌词，供学习和研究
周颂?有瞽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设业设虞，崇牙树羽。
应田县鼓鼗磬木兄圉。既备乃奏，箫管备举。
喤喤厥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我客戾止，永观厥成。
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笔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第四节 雅乐的衰落和俗乐的兴盛
周代的各级统治者在祭祀天地、祖先以及朝贺、宴飨等场合所用的音乐，因具有典雅纯正的风格，后人统称为雅乐。
雅乐在周代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并居统治地位。但是后来由于各地诸侯的逐渐强大，周室王权的衰落，这种音乐便逐渐失去了统治地位，到春秋战国时期，则出现了全面崩溃的局面。如鲁国的大夫公开享用天子的歌曲和乐舞，孔子知道后气愤地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还有些诸侯明明热衷于民间音乐，但却装模作样地反问别人说什么“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乐记?魏文侯》）齐宣王对孟子曾直截了当地说：“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粱惠王章句下》）
俗乐，又称新乐，是我国古代对民间音乐的一种称呼，同雅乐相对而言。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工商贸易的增多，新型私学的出现，以及各地诸侯对雅乐的厌倦，从而使俗乐在社会上广泛地传播起来。那时，在人们的生活中，随时都能听到优美的歌声，也能听到各种乐器的精彩演奏。如《史记?李斯列传》中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战国策》中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筝。”又说，燕太子送荆轲于易水时，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复为慷慨羽声，士皆麒目，发尽上指冠”。这些记载不仅说明那时候人们的音乐生活很丰富，在送别时已有用歌声表达惜别之情的习俗，同时还说明唱歌者很自然地使用了调式对比的方法，使听者受到很大感染。
春秋战国时期，各地还涌现出了许多很有名的歌唱家。如《列子?汤问》里说：“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其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身不敢言归。”又说：“昔韩娥东至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这说明秦青和韩娥的演唱，不仅声音优美，而且声情并茂，听者无不为之感动。《孟于?告子》里说：“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看来王豹、绵驹的歌唱，给当地的人们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随着歌唱艺术的发展，教歌的人对如何选择学生也已有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在《韩非子?外储》里说：“夫教歌者，使呼而诎之，其声及清徵者，乃教之。一日，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宫，徐呼中徵，疾不中宫，徐不中徵，不可谓教。”
）第五节《楚辞》中的“少歌”、“倡”及“乱”
《楚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二部歌词集。由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屈原等仿照楚地流行的民间歌曲形式创作而成。我们从这些歌词里可以约略地看到楚国音乐发展的一些轨迹。
楚国是周朝在南方的一个诸侯国，地广人众，信神好巫，民间音乐非常丰富，《下里》、《巴人》、《阳春》、《白雪》等都是这里广为流传的歌曲。细腰长袖舞，不但兴盛民间，而且进入宫庭，受到统治者的喜爱和提倡。
楚地民间音乐的结构很复杂，在歌曲末尾用到“乱”的很多，并出现带有“少歌”、“倡”和“乱”三部分组成的歌曲。如屈原的《九章?抽思》：
……
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
孰无施而有报兮？孰不实而有获？
少歌日：
与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无正。
◇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辞而不听。
倡日：
有鸟自南来兮，来集汉北。
好夸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
既惸独而不群兮，又无良媒在其侧。
道卓远而日忘兮，愿自申而不得。
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
望孟夏之短夜兮，魂一夕而九逝。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
愿径逝而未得兮，魂识路之营营。
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
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从容。
乱曰：
长濑湍流，沂江潭兮。
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
“少歌”、“倡”和“乱”在音乐结构上有些什么不同？在感情表达上有些什么特点？据汉代王逸《离骚注》里说：“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旨，总撮其要也”。清蒋骥在《山带阁楚辞余论》中也说：“盖乐之将终，众音毕会，而诗歌之节，亦与相赴，繁音促节，交错纷乱，故有是名耳。”从这二人的文字看，“乱”可能具有进入高潮和结束乐曲的作用；“少歌”和“倡”据近人推断，可能具有小结、间奏、过门等作用。但这些说法在未见到具体乐谱之前，谁也不能肯定，不过可以推想那时既然用了这么多不同的处理方法，它的表演规模和给人们的艺术感染力一定是很大的。
第六节 乐器
西周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音乐实践的发展，出现了篪（chi）、筦、柷（chu）、敔（yu）等一大批新乐器。据有关史料记载，西周时乐器的数量约有七十余种，并按制作材料分为金、石、土、木、革、丝、匏、竹八类，简称“八音”。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新乐器有筝、筑、铜编鼓、悬鼓、袍鼓、缚于等。从出土乐器的部分实物看，那时制作乐器的工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仅制作精细、造型美观，而且规模宏大、音律齐备。如湖北江陵天星观出土的战国时期的虎座鸟架悬鼓，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的春秋时的铜编鼓（全套4面）、编钟（全套6枚），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更是丰富壮观（共有130多件），有规模庞大的编钟、编磬，有色彩鲜艳做工精美的琴、瑟、篪、鼓等。
曾侯乙墓的乐器集中放置在中室和东室里。中室仿佛是墓主人举行大型宴乐的地方，除陈列礼器、酒具外，还有庞大的编钟、编磬和建鼓，按周室的规定分三面排列着，篪（2件）、十三管排箫（2件）、十四簧笙（3件）、二十五弦瑟（7件）、枹鼓等整齐地排列在中间，这可能是一个较完整的所谓“钟鼓乐队”。东室放有墓主人和陪葬侍妾的棺椁及乐器，好像是墓主人起居的地方。这里的乐器有十弦琴、五弦琴（筑）、瑟（5件）、笙（2件）和悬鼓，这可能是供墓主人及侍妾们娱乐用的“房中乐队”。这两个乐队和乐器给我们具体地展现了战国初期我国乐器发展的水平和乐器组合的形式，对研究先秦的乐器及组合形式，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见图2—1至图2—12（图略）
曾侯乙编钟总重为2576公斤，分三层悬挂在铜木结构的钟架上。上层为纽钟（共19枚），中层与下层为甬钟（共45枚）。每个钟均发两个音（小三度或大三度），音的名称用铭文一一标出。下层钟的声音浑厚，令人惊心动魄，中层和上层钟的声音清脆明亮，优美悦耳。音域从大字组C—C（4上标），中音区三个八度内十二个半音俱全，可构成完整的半音音阶。据多次试奏，不仅能演奏古代乐曲，而且还能演奏现代作品。钟面上的二千八百多个铭文，详细记载了楚、齐、晋、周、申、曾等国的各种律名、阶名及变化音名之间的对照关系。这对我们研究先秦的乐律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文字资料。这套编钟是我国目前考古发掘中所知件数最多、音域最广的古代民族乐器。它不仅显示了我国古代编钟音乐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且标志着先秦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