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是斯蒂芬·霍金一生中的重要转折时期。珍妮·怀尔德姑娘与他订了婚，使他不仅在身体上得到了照顾，而且在心理上也得到了安慰。他在珍妮姑娘的帮助下，在导师和同学们的鼓励和支持下，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
那时，霍金意识到，将来生活的道路十分艰难。当务之急是要找一份工作，一方面继续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维持生计。不久，他便了解到剑桥大学凯斯学院有一个理论物理学的研究职位，该职位的工作从当年秋天正式开始。霍金觉得这个工作对他来说很合适。因为理论物理学是他的专业，他希望继续在专业领域有所成就，还有，到秋天他已取得博士学位，正好可以去工作。
霍金立刻开始着手申请这项工作。但他没有想到，这样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真正做起来却并非想像的那么容易。当时，他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不能写字，他只得请珍妮周末来剑桥为他打印申请书。他到火车站去接珍妮，当珍妮走下火车时，他却看到珍妮用缠着绷带的手和他打招呼。原来珍妮在上个星期发生了一次意外，把手臂给摔断了。还好，珍妮摔断的是左手臂，虽然她不能打字了，但还能用右手写字。于是，由霍金口述，珍妮为他写了一份求职申请，又请他们的一位朋友打印出来。
霍金的麻烦还在后面。在该职位的申请条件中，要求申请人提交两封推荐信。霍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的导师丹尼斯·夏玛，夏玛最了解他，总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向他提供无私的援助。果然，丹尼斯·夏玛很高兴地接受了霍金的邀请，还建议霍金请赫尔曼·邦迪作为第二推荐人。邦迪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应用数学系的教授，是一位知名的大数学家。霍金一年以前到伦敦去参加专题研讨会时与他见过几次面。就在几个月前，邦迪还就他写给皇家学会的一篇论文与霍金交流。霍金觉得他与邦迪有一定的交往，就决定邀请他为推荐人。霍金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大数学家几乎使霍金的职位化为泡影。
赫尔曼·邦迪到剑桥大学来讲课时，霍金在课后找到他，说明了请他写推荐信的想法。他当时毫无表情地看着霍金，答应为霍金写这封信。过了一段时间，当凯斯学院向他要推荐信时，他却答复说他从未听说过这件事。
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学术职位的竞争还不是很激烈，凯斯学院的负责人得到邦迪的答复后，并没有立刻取消霍金的申请权利，而是写信给霍金，告诉他真实的情况。霍金得知这种情况后，立刻感觉到问题很严重，他随时都有可能与凯斯学院的研究员这个职位失之交臂。关键时刻，他还是得把他的导师夏玛请出来力挽僵局。夏玛立即同邦迪取得了联系，提醒他曾经答应过为一位有前途的年轻学者写推荐信的事。于是，邦迪给凯斯学院写了一封推荐信，推荐霍金去那里当研究员。推荐信写得很令人感动，热情赞扬了霍金的研究水平和能力。
剑桥大学凯斯学院的委员会每年春季都要开会研究和选择新的研究员。在通常情况下，该院每年有6～7个职位，涉及各个学科。新的研究员一旦被选出，他们将在秋天加入到已经在册的70多位研究员的行列。委员会一般有12个高级研究员组成，学院的院长担任委员会的主席。1965年，担任该院院长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委员会在研究和讨论霍金的求职申请书时，比较一致地认为，举荐霍金的专家是一流的，霍金本人在剑桥的学术领域里也有较高的声誉，所以认为他可以被录用为剑桥大学凯斯学院的研究员。于是，尽管霍金在寻找工作时遇到了挫折，但最后，他还是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取得了他理想中的职位——剑桥大学凯斯学院研究员。这一职位对斯蒂芬·霍金和珍妮·怀尔德太重要了，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未来产生了信心，对生活有了希望。
在剑桥大学中，研究员的职位被看作是一种很高的荣誉，自艾萨克·牛顿以来一直是这样。在研究员这个职位上，学者们可以继续从事他们的研究工作并得到较高的报酬。而研究员一旦在专业领域中创造出杰出成就，会提高学院的声望。除了进行基本的研究之外，研究员还要承担许多辅导学生的任务。
1965年6月，斯蒂芬·霍金和珍妮·怀尔德的婚礼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举行。婚礼举行得热烈而俭朴，大约有100人参加了婚礼。来参加婚礼的人大都是这对恋人的亲人、老师、同学和朋友，他们到此衷心地祝贺这对恋人结为百年之好。由于斯蒂芬和珍妮的父母都属于英国的中产阶级，他们不想对婚礼大操大办。珍妮的父亲乔治·怀尔德是一位公务员，他们一家和霍金一家在斯蒂芬和珍妮认识之前就认识。因而，这两家在婚礼的安排上很容易达成共识。婚礼结束后是宴会，客人们一边品尝着香槟酒，一边彬彬有礼地向这对新婚夫妇祝酒。参加婚礼的布兰登·卡特后来回忆说，在那次婚礼上，我第一次看到霍金的父母。霍金的父亲弗兰克·霍金气质文雅，又高又瘦；霍金的母亲伊莎贝尔·霍金热情开朗，喜欢交际，她快乐地同斯蒂芬的朋友们打着招呼。
新郎新娘拍了一张大大的黑白结婚照。在照片上，斯蒂芬穿着深色的西服，打着领结，佩戴着黑边眼镜，瘦削的脸上挂着几分严肃，眼睛中透射着聪明和智慧，手里拄着一根拐杖。在他旁边站着珍妮，她穿着一套十分漂亮的结婚短礼服，手里拿着一束鲜花，面纱稍稍向后撩开，露出她那齐肩的卷曲长发。霍金在照片中显得坚毅和充满自信，似乎做好了迎接更大困难的准备。珍妮则显得平和、文静，也表现出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斯蒂芬·霍金与珍妮·怀尔德喜结良缘。尽管珍妮知道斯蒂芬的病情严重，也可能不久他就会告别人世，但她还是毅然决然地与斯蒂芬结合。这时，霍金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他感谢珍妮不顾世俗偏见，勇敢地与他走到了一起。同时，他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不仅要把他的研究工作继续开展下去，而且还要挣钱养家活口。尽管这对新婚夫妇的前程不容乐观，但他们坚信能够幸福而成功地生活。人们敬佩他们的这种自信和乐观的态度，也为他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而祈祷。
斯蒂芬和珍妮结婚不久，他们就一起到美国纽约州北部的康奈尔州参加一个关于广义相对论的暑期研讨会。他们去后，发现居住的环境很差，有许多带着小孩的夫妇住在他们的房子周围，整天吵闹不停，搞得他们休息不好。令人欣慰的是，霍金在暑期研讨班里学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还在会议上认识了一些本领域的顶尖人物。
婚后的家庭生活也使珍妮暴露出她在做家庭主妇方面还缺乏经验。布兰登·卡特当时也参加了这个暑期研讨班。他后来回忆说，有一次，我在我们的公用厨房里看到珍妮，她正手忙脚乱地忙着泡茶，却找不到茶壶。我在碗橱里为她找到了一个有盖的长柄锅，并教她如何泡茶。那时，布兰登·卡特经常能看到珍妮脸上带着一副窘态，想必是在家务事上又碰到了什么麻烦。
斯蒂芬和珍妮结婚的时候，珍妮还是伦敦韦斯特菲尔德学院的一名大学生，她周末到剑桥来，与斯蒂芬在一起度周末，然后再回到伦敦去上课。他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住房问题。斯蒂芬为此求助于院方，院里的财务主管告诉霍金，学院是不替研究员找住房的。由于斯蒂芬行动不便，他既不能骑自行车，又不能走长距离的路程，因而他们最好能在剑桥中心区靠近西尔弗街的地方找一处房子。在他们去美国之前，听说在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不远处正在建造公寓，他们就预租了一间。当他们从美国回来之后，这些公寓还没有完全建好，还不能人住，看那样子，再过几个月也不能完全就绪。斯蒂芬为此而十分头疼，因为他们必须尽快找到住的地方。
霍金无奈只好又硬着头皮去找院里的财务主管，这一次财务主管让了步，在研究生宿舍给他们安排了一个房间。霍金与院里的财务主管一直关系不好，霍金因对薪水不满曾经向他提过要求，两人为此发生过口角。财务主管这次虽然为斯蒂芬安排了住处，但租金却不合理。一个房间正常情况下每天收费12先令6便士，但却要收霍金夫妇25先令，理由是他们两个人住。
霍金夫妇在研究生宿舍里只住了三个晚上，随后他们在附近离霍金工作单位约100码的地方，找到了一幢小房子。它位于小圣玛丽巷，那是一条古老别致的小街，环境比较幽雅，很适合于霍金夫妇居住。这幢房子属于剑桥大学的另外一个学院，原来由该院的一个研究员租住着，现在他在郊区买了一幢较大的房子搬走了，而他租住这幢房子的租期还有3个月，所以就把这房子转租给霍金夫妇。
霍金夫妇住进了小圣玛丽巷，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听说该巷还有另外一幢房子空闲着。一位年纪大点儿的邻居看到这对年轻夫妇生活很艰辛，就与那幢空房子的房主取得了联系，劝说他把空房子租给霍金夫妇居住。房主终于同意了，这下霍金夫妇又要搬家了。
虽然霍金夫妇刚结婚不久，在这里才住了几个月，没有太多的东西，但搬家毕竟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他们请来了一些朋友帮忙，把家具都搬到巷子里，然后再扛着搬到新居去。斯蒂芬拄着拐杖，像个工头一样在那里指挥着，他有一副在牛津大学当划船舵手时练就的大嗓门，站在那里发号施令谁都听得见。他们的老朋友布兰登·卡特、马丁·里斯也都赶来帮忙。来帮忙的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鲍勃·多那雯，是化学专业的研究生，霍金夫妇在结婚前就同他认识并结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