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作为基层生产单位的“企业”，其所有的事务都由政府的指令性计划控制着，“企业”就其实质来看，只是国民经济大企业中把投入变成产出的一个环节。政府部门在运用上述指令性计划指标控制“企业”活动的同时，通过政府机关任命的完全向上负责的“一长制”领导人的指挥和控制，根据指标规定好的效率要求，完成从生产要素向新产品的技术转化。用多少（要素供给量）什么（生产要素）、为谁（政府）、如何（根据各种定额）去生产多少（计划生产量）什么（计划产品）的问题，都是由计划规定好了的。那种被叫做“企业”的基层生产单位，只不过是一个“包工队”，“企业”领导人也就是一个“包工头”而已。
第一，在1953年以前，就“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来说，政府的指令性计划中以“主要产品品种数量”和它们的“总产值”作了规定。第二，就“为谁生产”来说，因为产品是由政府用计划调拨进入消费环节的，对生产单位来说当然就是直接为“政府”生产了。第三，就“如何生产”来说，一方面，由国家（政府）通过计划向生产者无偿提供生产中所需的一切生产要素：资金方面，有“固定基金”、“流动资金”；物资方面：有“上级机关分配给企业的物资”，并通过“国家供委系统”组织物资的供应；劳动力方面：有“企业人员编制”、“工资基金”保证。另一方面，国家（政府）以“劳动生产率”（全员、工人）、“原材料消耗定额”（包括主要产品原材料消耗定额、原材料储备定额、原材料节约额）、“生产费用总额（包括直接费用、间接费用）”和“成本计划（包括主要产品工厂成本、可比产品成本的降低等）”、“固定基金折IH”和“固定基金利用状况（设备利用率）”、“流动资金周转速度”等等定额性指标规定了“企业’’从事生产活动的效率和水平。另外，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还要从价值的意义上完成上缴给国家（政府）的“利润总额”和“预算缴款（周转税、上缴利润）”的计划任务。最后，在如何生产的问题上，“采用新技术”、扩大生产规模（基本建设）、固定基金的“折旧”和“大修’’的定额和指标也都是“企业”必须完成的。
第二节苏联企业制度安排的依据
前苏联企业制度的安排，虽然不是市场竞争环境下各要素所有者以自由平等的身份和资格，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结成的契约组合，但它也是特殊历史环境下的最大化选择。
一、理论和理想：社会总体的和长远的利益最大化
苏联企业制度安排的最初依据，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导致的社会再生产的矛盾——个别生产的有计划和全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发展的无限可能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的深刻分析，成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全社会范围的事先安排——计划——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对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的理想选择的理论依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强化国家（政府）的经济职能成了苏联社会主体力量追求全社会总体和长远利益最大化的逻辑选择。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反杜林论》中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国家把生产资料集中在自己手中、国家统一领导整个国民经济的论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以上论述的继承和肯定，到了1936年的斯大林那里，就成了：苏联社会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的即全民的所有制以及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并在1936年的宪法中予以确认；至于国家的经济职能，斯大林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在国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和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在整个斯大林时期，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社会主义不允许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只能采取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国家的经济职能表现为：一方面，国家是社会主义全民财产的唯一的所有者，另一方面，国家集中地、统一地管理国民经济。
二、利益最大化：国家的生存和民族的发展
20世纪20—30年代正是苏联经济体制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的最主要特点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战争的迫近。因此，对于苏联来说，在资本主义的包围和战争的威胁下，保证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生存是最大、最高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十月革命后的欧洲革命随着1923年德国工人起义的被镇压而最终失败了，苏联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中的一个孤岛。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共中央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随时准备应付外国入侵。一方面，从1925年1月俄共（布）中央全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到苏联对1927年英苏断交、苏联驻波兰大使被刺的反应都表明，俄共和斯大林认为外国武装干涉的趋向和战争的威胁在加强；另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国际上各种矛盾迅速激化，局部战争已经开始。“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我们的国家，以防突然的事变”，成为当时的共识。备战，成为现实的选择。但备战要求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高度集中，由中央统一使用；备战，要求建立和发展有关战争的物质基础，因此国民经济军事化和主要发展重工业的高速工业化以及相应的加速农业全盘集体化就不可避免，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也就方便而实用。
三、意识形态因素
（一）“直接过渡”论
“直接过渡”论是指用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即绕过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直接过渡到社会范围的直接生产和分配的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苏联理论界，人们普遍认为，商品货币关系只存在于过渡时期；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商品、没有货币、没有市场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具有“自然经济”的形式。这种思想的来源当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测：“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十月革命前，列宁基本上沿袭了这种观点。这种直接过渡和自然经济的思想，作为影响力巨大的意识形态，对苏联经济体制的形成和长期维持发挥了作用。
（二）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的思想
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的思想是前苏联时期意识形态的痼疾。斯大林虽然总体上坚持了列宁的党政关系理论，但他自己同时也有以党代政的强烈偏好，他曾说：“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主张：各个管理机关和权力机关“通过任何一项重要的决议都非有党的有关指示不可”。斯大林的这种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的偏好对苏联经济体制的形成、运转都打上了强烈的政党烙印。
（三）传统观念
苏联的前身是一个小农的国家。小生产者（小农和手工业者）十月革命前占人口总数的66．7％，1928年该比重为74．9％。小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观念易于接受非商品化的经济模式；同时小生产者的家庭经济形式使家长制作风和家长制领导方式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小生产者的个体劳动方式为突出个人作用，接受个人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提供了社会条件，再加上老百姓的文化水平低下，封建专制流毒深广，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传统力量的支持。
）第三节对苏联企业制度安排的理论分析
当我们对苏联企业制度安排的基本情况有了一个了解之后，我们就有可能对其做一些企业家——契约理论背景下的理论分析。
一、苏联企业制度安排的积极意义
考察苏联企业制度安排的积极意义，也就是要以前苏联在既定企业制度安排下取得的经济成就为背景，分析这种制度安排在激励机制和经营者选择机制方面所具有的正面作用。
我们有必要弄清楚苏联在其既定的企业制度安排下取得的成就，以便我们的分析有一个真实的背景。总的来说，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高速度发展了重工业、实现了工业化、建成了国家经济的物质基础。第一，以较高的工业增长速度较快地增强了国家的第36、38页。经济实力。苏联工业化时期的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929—1932年为19．2％，1933一1937年为17．1％，1938—1940年为13．2％：1929—1940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6．8％，大大高于美、日、德工业化时期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这些国家工业化时期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从没有超过10％。工业增长的高速度使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快速而明显的增强。在1928—1940年的13年中，苏联的钢产量从430万吨增加到1830万吨，增加4倍多；煤从3550万吨增加到1．659亿吨，增加3.7倍；石油从1160万吨增加到3110万吨，增加1．7倍；电力从50亿度增加到483亿度，增加8．6倍。第二，以高速度、大规模的重工业投资迅速改变了国民经济结构，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1926—1928年重工业在工业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为65％一75％，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绝大部分投资（约86％）用于重工业。在战前的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28—1941年）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在整个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占36．5％，其中甲类工业占30．1％，乙类工业占6．4％；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机器制造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2．6倍。从绝对量上看。1918—1928年苏联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20亿卢布（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五”期间为80亿卢布，“二五”期间为181亿卢布，“四五”期间为405亿卢布。1913年工业在社会总产品中的比重为42．1％，1929年为54．5％，1932年为70．7％。第三，通过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资源，使国民经济的区域分布得到优化。二五期间重工业新建项目的投资约有一半用在了东部地区；劳动力的投入东部地区比老工业区增加得更快，1937年与1932年相比，老工业区职工人数增加了2．1％，而乌拉尔、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则增加了36％—48％。中亚几个共和国增加了近60％。
那么，以上成就的取得，从企业制度安排的激励机制上如何给出解释呢？
第一，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认为，有效的激励机制的关键在于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配置给企业家（即承担经营风险、从事经营管理、取得经营收入的人格代表，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它可分为所有者企业家和职业企业家）。在前苏联的企业制度安排中，中央政府充当了企业家的角色，中央政府通过发布法令、做出决议、制定和批准计划等方式来决定国民经济投资方向、发展重点、投资规模、增长速度、部门和区域结构，显然，中央政府是风险承担者；中央政府以定额、指标、周转税、指令性计划从事国民经济的经营管理；中央政府以利润上缴形成国家预算收入的方式获取全部国民经济运行的收入。可见，在苏联，经济生活中的剩余索取权是归于“企业家”的，因此，作为“企业家”的中央政府是获得了足够的激励的，只不过这种激励主要还不在于利润的获得。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追求约束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不同，苏联中央政府经营“企业”的主要激励来源于非经济因素。中央政府赖以存在的国家政权和这一政权所代表的社会制度的存在、巩固和发展完善以至长久化，是前苏联中央政府所代表的社会力量（阶级、集团、个人）经营国民经济这个“大企业”的最大激励。因为中央政府所代表的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是阶级（无产者和劳动者）、集团（联共?布）、个人（领袖）利益最大化之所在。
第二，严酷的约束条件，使决策者的选择空间变得相对狭窄，经营决策者面对的不确定性反而较小，决策的成本是既定的。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战争危险的威胁，使落后的农业国通过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尽快实现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甚至国民经济军事化，几乎成了别无选择的选择。既然别无选择，成本也就无从计较，有意义的就只是如何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于是，尽可能高的速度，尽可能多的产量成为追求的目标。
第三以中央政府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基本利益和最大利益的一致性使得最高决策者的决策在从上到下的贯彻执行中的交易成本（代理费用）较低。外族入侵，战争蹂躏和内乱困扰是谁都不想要的，对安全、和平和稳定的偏好，使各阶层在一定时期结成利益共同体，令易行而禁易止。
第四，决策的执行手段的高度强制——法令、决议和指令性计划的法律属性使得各个决策执行层级和环节的代理人面对自己的既定任务不敢怠慢和松懈，玩忽职守的成本大于由此获得的收益，是完成任务还是受惩罚（失去自由甚至生命），选择变得残酷而简单。一切反对或怀疑斯大林的理论、方针和政策的人都被视为“人民的敌人”，对“人民的敌人”的生杀大权直接控制在斯大林手中。斯大林时期，由于“破坏法制”被打击和投入监狱的、后被平反、恢复名誉的人有几百万。这一数字有人估计达一两千万。俄共（布）十七大的代表70％被逮捕或处决；该届中央委员80％被逮捕或处决。一定意义上暴力保证了效率。
第五，前苏联脱胎于小农国家的历史渊源、专制政治的悠远影响、国民的文化修养低和国民对上级及来自上级的指令的服从和认可的传统，也使中央政府的决策有一个有效贯彻的历史文化环境。
从经营者选择机制来看，苏联的“企业”——国民经济——的各级决策者（即经济学意义上的经营者）：中央政府的领导人、政府各部门（委员会、部、总管理局等）的领导人、各基层生产单位的领导人（所谓经理和厂长）的产生方式，大体上是两种情况。第一，党、苏维埃和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是那些在革命和战争中以自己的品德、抱负、意志、才能、智慧、魅力和勇气赢得大众的拥戴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