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供述说，葬送他的仇人是正当的，也是迫不得已的行为。”
男人这么给我翻译道。
被告的那种态度，我过去曾见过一次。他是一位思想警察的警官，据我所知被他逮捕的嫌犯没有能活着回来的。而且他总是超然地认为自己葬送敌人是正当的，因此毫无恐惧。那个警官的态度，和眼前这个被告一模一样。
但是台上的被告和那个思想警察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我认识的那个警官，被到昨天为止还是同僚的思想警察拉着手腕强行拖进了审讯室时，丧失了那种态度。他大叫着“这一定是搞错了！”，反倒是他的叫声，可以用来作为控诉极权制度的证据。而眼前的被告，面临死亡的威胁，至今仍一脸的超然。
“因为有转生的约定在支撑着他。”
我不得不接受男人所言。只要能看到那个被告，这趟艰辛的旅行就算值了。
不过，与之正好相反，被告的家人的反应倒是很符合常识。妻子，和年幼的女儿，这两人就是被告的家人。年幼的女儿显然还不清楚自己的处境。
然而，妻子抱着自己的孩子，像是要把嗓子喊破似的大叫着。应该是在请求饶孩子一命。也就是说，她也是在主张被告刺杀了活着的仇人。那样，就只需要被告一个人被斩首了。如此她不但能救下她女儿的命，也能保住自己的命。老实说，只有被告一个人好像已经认命了一样没有一点接受审判时该有的样子。幸好旁边有一个哭喊的女人，勉强让现场的气氛比较搭调。
这样一来，让作为旁观者的我感到奇妙的安心。但是，那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我的目光被女人的叫声所吸引。女人一次次地用手掌侧面作势砍自己的脖子。我把那个动作解释为“不要砍我的脖子”。但是看到她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动作，我的心中又产生了疑问，觉得不太对劲。
这个地方约定可以转生。如果男人是因此而对死亡毫无恐惧的话，那女人又是怎么回事？她对自己的孩子又是如何祝愿的呢？一个在我来到这里之前还从来没有考虑过的想法钻入了我的脑壳。或者说，那个女人并不是那么请求的吗？——怎么样，让我带这个孩子一起走吧。因为如果转生的话，也许又可以和孩子生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