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曾说：“如果写人不写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
对于性的大肆书写，打破了几千年来的性禁忌，走出了性道德传统的樊篱。西苏说，“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王安忆的“三恋”就是这种最高境界。苏青说：“性是一种艺术，而谈性却是一种科学。”王安忆对人的性意识进行了新的审视，并且予以审美的提升，从而显示了女性的生命之美。写了性的生理与现代文化的矛盾冲突。因为王安忆写作这部小说，是处在性解放的开端，虽然作品中书写了性，但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道德存在的影子。“王安忆的欲望叙事包括情爱、性爱和同性爱三个方面，体现在她的“三恋”以及《岗上的世纪》《我爱比尔》《逐鹿中街》《米尼》《兄弟们》等作品中。同时代的男性作家创作中也存在着不少欲望叙事的文本，与这些男作家相比，王安忆没有对性爱作任何的世俗化或神秘化描写，而是坦直深刻地表现了女性欲望，从自然层面、社会层面、道德层面和哲学层面对欲望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从性爱的本体出发，把笔触直接指向男女间的性爱生活，揭示性的神秘，性的冲动，性的创造与性的毁灭力，力图从交织着现代与原始、精神与肉体的描写中，透视传统的性意识给女性造成的精神压抑和性爱悲剧。”
用身体思想，王安忆正是通过身体写了一系列个体生命的非理性特征，一种心理存在的激情本能，当然也有人认为，“新时期的女性写作，其实从王安忆就开始了用身体去思想的写作，这是女性个体生命对男权文化表达绝望的一种方式。身体的描述的大大上升，显示了一种失衡。身体是什么？身体曾一被作为形而下的东西，它是原罪发生的场所，也是疾病和犯罪的温床。身体必须被压抑，必须为精神的追求所压抑，在女性，则应该限制在为男性服务的范围之内。然而，身体如蛹变蝶，在长久的睡眠中翩翩而起，它要展示自己的优美和豪放。身体成为一种力量，使女性写作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美得逼人的现象”
②王安忆的“三恋”建构了一个私人性的女性空间，这个女性空间把城市小说中对女性的写作从公共空间转移到私人空间。这里所说的公共空间主要指的是“文学关注于女性与政治、历史、道德、人文关怀等领域，其特点是思想性、道德性和公共性”。与之相对的私人空间则是指“文学主要表现个体的女性欲望、意识、潜意识，其主要特征表现为私人性和个体性，以私人空间为主的小说即使涉及社会历史道德，也是作为私人空间中成长的羁绊和批判的对象而出现的”
从1949年后到20世纪70年代，城市小说由于受当时文艺政策和重大主题的影响，小说的构思模式和价值取向上主要是对公共空间的表达，抛弃了对情感和欲望的表现，而从王安忆等作家开始，已经转入私人空间并涉足性的叙事，由此转向了城市小说私人空间的叙事。
阿成写的《年关六赋》发表于《北京文学》1988年第12期。这是一篇描写城市市民生活的作品。老三的爷爷年轻时来闯关东，就纠集了三两个同党，开一条“漂漂船”。“漂漂船”的船主们，都要凑钱雇一女人，叫“漂漂女”。“漂漂女”白天为男人做饭、洗衣，夜里陪男人们睡觉。“漂漂女”怀了孕，几条汉子一定要替“漂漂女”在岸上盖间房，以备生产之用。那次老三的爷爷留在了“漂漂女”身边，他总觉得“漂漂女”肚子里的玩意是自己的骨血。“漂漂女”生下一男孩，这就是老三的父亲。
“漂漂女”生下男儿之后，就去世了。这篇小说写了男人对女性的一种内部“殖民统治”。凯特·米利特说，“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尚无人认真检验过，甚至尚不被承认(但又十足制度化了)的，是男人按天生的权利对女人实施的支配。通过这一体制，我们实现了一种十分精巧的“内部殖民”
20世纪90年代中期，林白以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而使人刮目相看。小说中夹杂了大量的同性之爱、强奸、诱奸等的描写。这篇小说的意义正如林白在《一个人的战争》(《花城》1994年第2期)的题记中所言：“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私人化”写作方式的悄然出现，应该说，是陈染、林白等小说开启了私人领域的写作，她们的文化趣味、价值观念、审美取向等方面都趋向于“私人化”的文化态度和价值取向，这是城市小说中出现的新的人文景观。“然而在这种对80年代的“集体写作”解构与疏离的“分化”背后，也潜伏着一种新的文化“整合”现象。
这主要表现为，一是意旨上的高度契合与一致，即疏离或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由此形成了极其接近或大致相同的文化价值取向；二是诗创追求的大致相同或相近，极大地敞开诗的表现的可能性，由此加深对人丰富复杂性的呈现深度，拓展对其时空背景的对照视野，开拓艺术的表现时空；三是对待中外文化态度的趋近。”
《一个人的战争》中写到女性对肉体的感受与迷恋，营造出了一个人的经验世界：“这种做法一直延续下来，直到如今。在漫长的日子中，蚊帐是同谋，只有蚊帐才能把人彻底隔开，才安全。喜欢镜子，喜欢看隐秘的地方。亚热带，漫长的夏天，在单独的洗澡间冲凉，长久地看自己，并且抚摸。玩过一种跟性有关的游戏。书上说，男孩与女孩模仿性交是一种游戏，大人不必惊慌，因为生理构造没发育成熟，这种性交不会实现。同性间的游戏发生在我与莉莉之间，我六岁，莉莉七岁。莉莉是我的邻居，她的母亲是北京人。做这件事是因为阁楼上的模型、挂图和生孩子。母亲们宣传计划生育，肉色的人体模型堆积在阁楼上，塑料或石膏做成的男女生殖器模型，新奇，神秘，杂乱无章。在无聊的下午，偷偷走到阁楼上，生殖器们被剖开了断面，露出血的颜色，有些狰狞，更多的是肉色，用手按，有些是软的，有些是硬的。有响声会吓出一身汗。没有响声，大着胆使劲看。空无一人。大人下乡了，开始时莉莉还没搬来。一个小女孩，站在一堆乱七八糟的生殖器模型中，这是一幅多么奇怪的风景。在全世界，除了多米，还有谁拥有这样的童年呢！”
这是性政治的另一种表面特征，这也是对城市的一种新想象。“宝贝”们那些令道德主义者大光其火的性想象，展示的其实并不是什么“女权”的逻辑，而是传统的男性文化自身的逻辑。弗洛伊德曾将性的能力看作创造力的来源和标志，并将阳具的有无作为两性优劣的依据，在他看来，女性由于阳具的缺失，从她出生的那一刻起，便先天地劣于男性。如果说这一理论为千百年来包括中国社会在内的两性间的“内部殖民”找到了“依据”，那么，政治经济不平衡的世界格局则将这一“准则”转换成了“阳性/西方(男人)”和“阴性/东方中国(女人、非男人)”，长期以来，这构成了世界的秩序；“宝贝”们“强健的西方男人”和“无能的中国男人”的想象，呈现的无非是这一“现实”的翻版。”
吉登斯则认为，消费主义和政治其实有着莫大的关系，“在一种反思性秩序的环境里，它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政治，在那里，这种反思性把自我和身体与全球范围的系统连接在一起”
林白所表现出来的性是女性内心的隐秘经验，她对性的描写，表现了一种自我意识，这也是林白所找到的性的合法性，找到了人的尊严，这是在此以前，中国小说从来没有把自我融入到我们的身体里，灵与肉是分离的，而林白则是把一个女性的灵魂与肉体统一了，人不再是一个空壳，是有血有肉的。李敬泽说：“自传性意味着什么？
我们要自我审查我们个人经验的所有方面。我们中国人过去从来不会把自我的形成、自我的合法性深深地扎到了我们的身体和欲望里。到90年代初有这么一个人忽然说自我的形成，她一刀子扎到里面去了，这个使我们中国人受不了了，使我们觉得真受冒犯了。这也恰恰是林白给我们的文学所提供的一个革命性的推动力。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你的自我不仅仅是你那点思想，不仅仅是你坐着表态，不仅仅是你写检查，而是你与生俱来、一点一滴的那些体验，是你的肉体，当然也是你的灵魂，所有的这一切都加入到我们的自我当中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书有一个革命性的作用。”
林白的小说从性那里寻求合法性，从那里寻求到了尊严。
陈染的《私人生活》这篇小说也是把私人空间彻底亮相于公共空间，让读者体味到这是自我的最充分的表现。写的是一位女作家倪拗拗和母亲疏离及与邻居禾寡妇的亲密关系。当母亲及禾寡妇先后去世，倪拗拗才要开始她一个人的私人生活，最后她却没有挣脱束缚反而得了幽闭症住进医院。小说从倪拗拗1968年出生时写起，重点写了11岁到26岁的15年间。在人生的旅途中，这15年正好包含人从童年到成年的全部的成长过程。“私人生活”这个标题最准确地概括了陈染以及那个时代的城市小说写作。女主人公倪拗拗生理和心理的成长史，也是城市性的演变史。陈染小说中倪拗拗的“私人生活”比起林多米的“一个人的战争”来，更是一种对自己的性的战争。“因而其立足点不再是写“我们”，也不再是“我们写作”。
她所说的公众性的写作和“我们写作”，当然指20世纪80年代作家的启蒙角色而言；20世纪90年代的陈染自然不同于谌容、张洁，而是以写“小我”和我写“我身”为基点。这就标志着女性写作进人凸显女性隐秘的私人经验的叙事状态，从而与争取妇女解放和女性主义权力的宏大叙述结构拉开了距离，以致在自我的心灵倾吐与人性展示的生命诉求中，把小说叙事禁锢在狭小的天地里。”②《私人生活》讲述了女主人公倪拗拗的私人生活，童年时父母离异，与T老师的爱恨交织，精神病院的生活经历等，这里女主人公在其中体验着生理与心理上的欲望。文本选择了一个自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对女性的独有的欲望、过往的历史和未来的冥想进行无所顾忌的自我倾诉。陈染在《残痕》的序中坦陈：“人世间我以为有四种“飞着”的形式：1.生理本能：性。2.心理体验：情感高潮(非以性本能为动力的精神化力量——高度的人格、智力与审美的吸引)。
消极方式：毒品或浓度酒精。4.积极方式：艺术创作。这四种“飞着”的状态，当然是有高低层次的。”陈染与林白都是通过纯然的性的描写来体现女性自我的价值。我们看到的这些文本是十分私人化、女性化的，以个人话语为载体，对自我进行性别肯定和欣赏。这时有一批女性作家都是这样的写作，如徐坤的《竞选州长》《热狗》、陈染的《与往事干杯》《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林白的《致命的飞翔》、徐小斌的《羽蛇》《双鱼星座》《迷幻花园》《敦煌遗梦》、海男的《我和我的情人们》、蒋子丹的《桑烟为谁升起》等等。
这是当代城市把女性从闺房中引出来，而对女性自己的身体作欲望叙述。谭湘、丹娅、戴锦华、荒林在《城与女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四人谈》中说，“女人是天然属于城市的”。“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众多女作家身置城市的写作是以城市为独有视角的写作，是人在城市这个特定场景中对现实世界的感悟和思考，在她们的作品中，城市是背景，是实指，是题材，是内容，是形式，亦是象征。”（见《当代人》，1998年第2期）而邱华栋的小说中的性又更多地与物联系在一起，是物化的性。邱华栋《哭泣游戏》中的黄红梅开始还是一个清纯的女孩，但在“我”的影响下、在环境的逼迫下，她也渐渐地走上了用色相换取金钱与名誉的道路，在有了钱、成了名之后，她便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性伙伴，造成了性泛滥。这种性泛滥还体现在《环境戏剧人》中的龙天米生活放荡，与六个男人保持两性关系，最后竟不知道自己肚子里的孩子的父亲是谁。这种性的物化表现在朱文的小说里更为直白。《我爱美元》中写道：“那种叫美元的东西，有着一张多么可爱的脸，满是让人神往的异国情调。一张美元支票在半空中又化为更多的人民币支票，就像变魔术一般，往下飘呀飘呀，我双手张开眼望蓝天，满是感激地领受着这缤纷的幸福之雨。”在写金钱的同时也写到性。
如我和父亲争吵，我说：“我不和你争这个问题。我不认为身体好的人就更需要性。或者，我干脆说，性与身体无关。一个男人即使被阉割了，他也需要性。性并不是简单的夫妻生活，也不是通奸乱伦，它要广阔得多，它是无时不在的，有时是个眼神，有时是一个动作。一个不正视性的人，是一个不诚实的人。我不愿意和这种人打交道。”“生活中除了性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吗？我真搞不懂！”父亲把那叠稿纸扔到了一边，频频摇头。他被我的性恼怒了。“我倒是要问你，你怎么从我的小说中就只看到了性呢？”“一个作家应该给人带来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理想、追求、民主、自由等等，等等。”“我说爸爸，你说的这些玩意，我的性里都有。”这些对话表明了性包含了人。性不仅仅是性本身。性不仅仅是一种人的隐私，而且是人的一种消费行为，甚至还包含人的价值显现、文化内涵，是人的精神向度。西方的女性主义者早就号召，“让身体被听见”“写你的身体”，法国的埃莱娜·西苏更是激情地号召女性作家用身体去写作，“妇女的身体带着一千零一个通向激情的门槛，一旦她通过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它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会使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巨响”。
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他们都用性来承担起“城市代言人”的使命，用性去开掘城市人的精神深度的东西，显露出被遮蔽的城市现实生活的体验。这样，叙述者与读者、城市与读者、作者与读者都能建立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
正如贝甘在《浪漫派的心灵和梦》中所说的，“精神可以重新处在纯朴和惊奇的状态中，其存在与自然的和谐可以被感知。这不是我们现实所知道的那个自然，而是时间之初、处于原始混乱之中的自然”
20世纪90年代城市小说存在一种发展逻辑，从历史与社会学过渡到生理、心理与私人生活。
“从女性运动本身的发展历史来看，女性的身体性叙事建立起来的是一个男性根本无法插足的封闭世界——书写她们的历史、她们的社会，从被动的欣赏转为自我的欣赏，从“他恋”走向“自恋”。这样就从男性话语中心突围出来，使得西美尔所谓的想成为“普通人类的”就得成为“男性的”的悖论被打破了。”
性成了规训化的一个工具，性的政治已经注入了生命的内涵。“关于性的政治从此被整合到关于生命的政治整体之中，从18世纪开始成了非常重要的部分。性成了解剖政治学和生物政治学之间的连接点，成了规训和规范调整之间的交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