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新写实小说对生存意识的强化和对生活的还原，消解了理想精神，对现实表现为零距离的贴近。新写实小说之所以为“新”，是因为“否定和抛弃了传统的人物“典型化”方法，不再去追求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对情节的重视让位于对日常生活的描摹和对生活细节的兴趣，不再追求对生活的提炼、加工、集中、提高和升华，而是致力于再现生活的原本色相和人生的原生状态，以还原生活的写实手法再现当代人的生存境况和心理状态。”“新写实小说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和表现方法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而更接近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对人物的非理想化和非英雄化，人物性格的非典型化，对世界的喜剧化体验和反讽化的态度。”
②我们还可以听一听小说家自身对城市平民写作的认识。
方方说，新写实小说，“实际上也就是寻找一种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创作方法”。这种作品，“在叙述方式、语言、语调等各方面都和以前不同，在“味道”上不是现实主义的”。它“把生活中的一切都写出来，摆在大伙面前，供读者批判，不过又不像过去那么直露，所以叫新写实”。“我的小说主要反映了生存环境对人的命运的塑造”。“我写作风格不固定，兴之所至，随情绪变化而定……以情感为主，凭直觉”。③刘震云说：“我写的就是生活本身。我特别推崇“自然”二字。崇尚自然是我国的一个文学传统。自然有两层意义，一是指生活本来面目，写作者的真实情感；二是指文字运行自然，要如行云流水，写得舒服自然，读者看得也舒服自然。”“新写实真正体现写实，它不要指导人们干什么，而是给读者以感受。作家代表了时代的表达能力，作家就是写生活中人们说不清的东西，作家思想反映在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上。”
①范小青说：“我……没能力也没有欲望干预生活，所以干脆放弃思想，写生活本身，写存在，不批判，不歌颂，让读者自己去思考、评价。生活就是目的。小说写凡人小事，琐碎的细节，表面上无甚意义，但我觉得在骨子里还是有内容的，只是这些内容不像过去的主题那样集中、直露，而是分散在全文中，小说的深度意义不能概括出，我自己也说不清。”
②池莉对《烦恼人生》的写作体会是：“印家厚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比比皆是。我的作品完全是写实的，写客观的现实，拔高了一个，就代表不了人类。作者的作用只是在技巧上的凝练，使小说不那么单调、枯燥、冗长和无意义，实际上是生活现象的集中、提炼，是生动的细节的组合。《烦恼人生》中细节是非常真实的，时间、地点都是真实的，我不篡改客观现实。”③我们知道中国现代小说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注重关注民族的命运，书写人们的集体意志，而到了80~90年代城市小说家写平民的“原生态”的生活，注重展示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对此，汤学智对这种“原生态”的平民写作做了深入的理解，他说：“现实”并非一湾平静的死水，它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如果进一步辨察，它至少包括“基因态”、“原生态”、“次生态”、“表层态”等一些同生共荣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共同构成“现实”的生命机体。其中，“基因态”为生命的“母体”，起决定作用，但它是潜在的无形的，用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表述即为“无”；“次生态”、“表层态”
等子系统层面，虽万象丛生，丰富多彩，但离“母体”较远，易生歧义，常常真假难辨；惟“原生态”上接“母体”，下连“万象”，是显示真相精义的关键形态。紧紧抓住这一形态，既可以避免先验的“本质”概念的干扰，又可以防止人为加工的失误，从而最大限度地去接近生活的本质。”
④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坛上出现了一种贴近现实生活、关注平民人生的倾向，使90年代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与80年代不同的意蕴。朱文、韩东、鲁羊、徐坤、刁斗、李冯、王彪、述平、邱华栋、毕飞宇、刘继明等等，他们以对自我人生与心态的录写与描绘，以对他们这代人的生活境遇和精神状态的深刻体验和生动叙写，成为九十年代文坛的一种景观。由于他们大都出生于60年代，出现于90年代的文坛，他们被人们或称为“晚生代作家”，或叫做“文革”后作家”，或称为“60年代出生作家”，或叫做“新生代作家”。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不同于80年代的地方是90年代是一个平民自我拯救的时代。
“90年代文学的充分宽容和多元，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市民阶层有了文学表达的欲望和可能。无论是人们所谈论的王朔，还是近年来声称“不谈爱情”的池莉，都代表了市民阶层的文学欲望。这个现象很奇怪：一方面人们叹息文学已经失去了轰动效应，可是另一方面，从事文学写作的人数又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多。这是我们时代的特殊产物。我们对此的解释是，首先，开放的时代给人们宽松的心态，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对生活的体验，文学是个极好的形式。其次，文学虚构的空间，能使一些在现实中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问题，在虚拟的情境中得到解决。而人的困惑是永恒的，用文学的虚拟性解决，给予自己一种对生活和人生的解释，成为人们投入文学写作的重要动机之一。第三，也是人们自我拯救的途径之一。颓败是我们这个时代普遍性的感觉，而摆脱这样的感觉，就要进行自我拯救。”
和出版业走向。池莉的作品充分满足了当下部分读者尤其是市民读者在飞速变化的时代急于把握现实，甚至猎奇猎艳的心理。她越是走红，越说明她的叙事策略的“媚俗化倾向”，也说明了当代读者审美品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①池莉的“人生三部曲”，即《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被周介人称为“过日子小说”
②是很有道理的。三篇作品，按人生的顺序排列则是娶妻、生子、过日子。“我们从庄建非“不谈爱情”的婚姻中，从李小兰怀孕、养子的过程中，从印家厚带孩子上班烦恼的一天中，完全可以领略到普通市民艰辛的一生。其实，印家厚的一天：排队如厕、洗漱，过轮渡，挤公共汽车，送孩子上幼儿园，吃出半条青虫的食堂饭菜，不规范的奖金评定办法，不能兑现的开支计划，以及内心深处压抑着的情感波动，何尝不是普通人一生的浓缩啊！心力交瘁，疲惫不堪，经济拮据，情感压抑，浓重的悲剧意味从他们平庸的日子里散发出来。”
③方方的《行云流水》记述的是大学教师高人云副教授的日常生活，依然是凡人琐事。小说写高人云进入理发店后掏不出八元钱而受到女理发师的奚落，欲买胃必治而无钱购买，夫妻两个合用一张书桌，庆“五一”参加教授合唱队。女儿面临高考，学生营私舞弊。妻子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没有经费赴会，自己写论文挤不出时间。高人云的女儿说：“听说政府宣布一百块钱为贫困线，咱家里两个副教授，一家人却在贫困线上挣扎。”方方关心平民的平平常常的生存状态，关心他们在窘困生存状态中的琐碎的人生经历。就像方方在小说《黑洞》中主人公陆建桥对柳红叶说，“没你那个运气，柴米油盐酱醋茶，外加买不到白糖，搭不上汽车，定不了职称，加不上工资，一大堆杂事，个个都逃不脱”。这些城市平民面临的琐事，任何人无法逃脱。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描写主人公小林的生活，小说中写道：“小林的问题是房子、孩子、蜂窝煤和保姆、老家来人，所以对热闹的世界充耳不闻。”
林白说：“对底层的关注是必须的，但我希望不是站在外面的一种张望，而是置身其中，也就是说，是从自身的生命出发，散发出自己的生命气息。是自白，而不是代言。我有代言的能力吗？我有代言的权利吗？似乎都没有。重要的是，我觉得，在我的创作中，自白比代言也许更有精神性。近期的短篇《去往银角》和《红艳见闻录》就是这样。我看到有文章说，这是关注生活在底层的女性，但由于缺乏底层生活经验，林白只是一个在沟边俯瞰的女知识分子。我明白，文章是把我当成底层女性的代言人以及底层生活的反映者来要求的。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光荣，但这种光荣不属于我。”
①这些关心庸常生活的小说家，写出了这些城市平民对城市生活的感受和生命体验，他们在城市小说中对平民的人生经历的叙写，我们甚至能体味出乡村的生存状态。张欣就说：“有时我们会产生错觉，生在城市、长在城市，难道还能体验出乡村的感觉来？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我们的城市相当年轻，还完全没有自己的规模，更谈不上风格和韵味。而我们的行为风格，倒常常是纯粹“农民式”的——这是指狭义上的陈旧与偏见。”
②此外，中国市民社会自己选择的道路却是一条地道的中国版道路，而这一道路的选择依据显然来自本土经验和知识。“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由于将中国欲图建立的以及正在发育过程中的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做了牵强的比附，并且以剥离了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具体差异的经验而获致的空洞的“市场经济”概念，作为分析研究的工具，甚至设定为中国市民社会的基础，从而在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中不仅忽略了对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中国经济脉络做具体分析，也忽略了对以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市民社会品格或功用做具体地分析。”
③池莉在《我坦率说》中有这样的话：“自从封建社会消亡之后，中国便不再有贵族。贵族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物质的和精神的。光是精神的或光是物质的都不是真正的贵族。所以“印家厚”是小市民，知识分子“庄建非”也是小市民，我也是小市民。”
①池莉宣告了贵族小说的时代的到来，贵族的城市小说与平民化的城市小说可以说是平分秋色。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写主人公猫子去女友燕华家的生活场景，展现了城市下层平民的生存状态，家家户户在门口的马路上放竹床摆开吃饭，端着饭碗看电视议论国际新闻等等，池莉在小说中表现了一种对城市市民的认同。爱德华·希尔斯说：“市民认同是对构成市民社会的那些制度或机构的一种诊视或依归(Attachment)。它是对整个社会——包括社会的所有阶层与部分——依归的态度。它是关怀整个社会福祉的态度……更为重要的是，市民认同是个人的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被他的集体性自我意识(Collectiveself-Consciousness)部分取代时的一种行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以及市民社会的制度或机构乃是他的集体性自我意识的对象……市民认同承认他人至少具有与自己同等的尊严，而决不贬抑他人的尊严。”
②方方的《落日》写了丁太含辛茹苦拉扯丁如虎、丁如龙两兄弟，而两兄弟却把他们喝敌敌畏自尽未死的寡母送进火葬场。这既写了武汉市平民的世俗人生，又写了平民的灰色的精神状态。小说的作者没有从道德伦理方面对两兄弟丁如虎、丁如龙进行谴责。因此，“所谓的“平民意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宣扬一种知足常乐的妥协精神，对现实缺憾采取一种无奈和认可的暧昧姿态，试图调和道德与历史的冲突。在主体愿望与客观现实产生冲突时，主张以收缩、压抑自己的欲望诉求来求得内心平衡。”
③总之，城市精英平民化，城市市民占了主角，占据了英雄的位置。当代的城市社会首先是一个零散化和无中心的社会。零散化、无中心、无主体、无整体，人不再是昔日叱咤风云的浮士德式的创造者和文化英雄，他只是现存世界中普通的一员，身份渺小卑微。城市已经完全平面化与无深度。《等待戈多》从头到尾都重复等待戈多的场面，琐碎而没有意义，没有情节，没有任何思想深度，人只是平面地活着，这是无意义的意义，是时代精神的重大转变，人们的时空感、距离感消失，一切都没有意义感和价值感。西方的自由、理性、正义、平等、人道、真善美等，东方的仁、义、礼、智、信、恭、宽、敏、慧、恕、忠、孝等有意义，都应当消解。由于机械复制，使得城市缺少个性的类像，现在人不仅有可怕的孤独与焦虑，更有不真实感。个人、自我、个人主义受抨击，所以，英雄平民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