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这些城市与乡村的差异与对立，只是自然生态的或表征的东西，城乡对立根本的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对立。由于西方文明的渗透，城市开始获得了其现代性并产生了与乡村截然不同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不仅意味着新的都市景观的出现(西式建筑、大马路、股票市场、洋行、汽车、电影院、跑马场、华洋共处……)，同时更是一整套迥异于农耕文明的理性化的社会结构形式(大工业生产、契约关系、科层制度、专业分工)以及生存样式(生活方式、情感方式、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对国人造成最强烈冲击的尤其是后者，传统乡土社会中温情脉脉的基于血缘或人情的人际关系被看起来冷酷无情的契约关系、弱肉强食的竞争关系所取代，道义关系被利益关系取代，家族本位、群体本位被个人本位取代，构成传统道德的基石被彻底瓦解。随着现代城市的出现，传统的“城/乡”一体同质的结构模式被彻底打破了，城市越来越成为-个“他者”，一种与传统相对的“异己”力量，获得“新质”的城市与仍然保留着旧传统的乡村之间构成了“现代/传统”的对立，而以城市为标志的“现代”由此被贴上了“不道德”甚至“邪恶”的标签。”
④在前文对于《我们夫妇之间》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欲望的审美政治化了，同时还看到城市乡村化了。叶秀夫说：“萧也牧错误地认为：“工农必须毫无原则地向知识分子学文化”而且“工农头脑简单，不能正确思想，所以还必须在知识分子帮助下学习掌握政策！”“为什么萧也牧不来描写那些能掌握政策，能管理城市，具有布尔什维克的热情与清醒的头脑，并且具有文化的工农干部呢？”最终指出萧也牧“宣扬了一种非党性”。
①康濯说：“萧也牧同志在创作上的错误是在于脱离政治，因而就歪曲政治、歪曲党的政策和人民的斗争生活，丑化劳动人民，错误地表扬未经改造或未完全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捏造一些劳动人民的所谓趣味和噱头，编制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所谓聪明和才智，来迎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旧市民阶层；因而，也即是打着毛泽东文艺方向的旗号，实际却“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②康濯认为萧也牧是以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事物和对待生活。贾霁对影片《我们夫妇之间》展开了批评，“那就是若隐若现地企图混淆在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中的各种各样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些小资产阶级思想，在目前文艺创作界的现象上，表现得最严重的就是它以革命的面貌出现，想以它自己来冒充，以至于企图代替无产阶级思想”。“这样的危险的倾向，如果不是最初，那也是最严重的表现在《我们夫妇之间》里，不幸的是：追随在这篇小说之后而来制作这部影片，也同样地表现了与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相违反，与工农兵文艺方向背道而驰。”
③批评这部影片所表现的是小市民的生活形态，而不是党的干部的生活。城市之所以被乡村化，大致是因为这样几个缘由：第一，农村出身的干部与战士不熟悉城市工作与城市生活。“从农村环境、战争环境转入城市环境、生产建设环境是一个重大转变。大多数接管干部长期生活在农村和武装斗争环境中，缺乏城市工作经验。有些干部来自城市，但只有地下斗争经验。”
④据说，“一些从来没有进过大城市的干部和战士，在南京闹出了许多洋相。譬如，把蒋介石办公室外二百米长的红地毯，剪成打地铺的垫子；不少官兵不会使用抽水马桶，把住宅弄得一塌糊涂”
①“北平有个部队对搬运培养的细菌很恼火，觉得这些小玻璃有什么用？南京解放后，头等火车座位上的漆皮都被战士剥掉”
②“一部分北方来的干部，由于长期做农村工作，不习惯城市生活，缺乏城市工作经验，觉得老一套不行了，无长期打算，特别是文化程度低的，觉得旧人员看不起，上级也看不起，在上海吃不开，还不如回山东好。”
③第二，农村经验在人们头脑中长期存留，我们的革命者在接管城市后用解放区的思想来改造城市，使城市“老根据地化”、“老解放区化”，城市生活完全政治化。1953年，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说：“在解放战争结束，我们即将从农村转入城市之前，在某些文艺工作者中间就已经发生了“解放区的文艺到了城市能吃得开吗？”这样的怀疑，这实际上就是表现了对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的动摇”，“说解放区的文艺作品是“农民文艺”，说这些作品没有“人情味”，这样的论调“实际上是瞧不起为工农兵的文艺”。
④其实，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不同。“我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着独立的“市民文化”传统，尤其是在新式农民革命后建立的城市旧体制更把近代市文化成分清洗得所剩无几，身份制、平均主义、权力崇拜、抑制个性等农业社会主义因素借助城市的传播中心地位而积淀、浓缩并精英化，使得城市在某种意义上比农村还“农村”，以至于它曾在几十年间一直向农村反馈着巨大的能量，以期在农民中消灭“资产阶级”（即“市民”）的影响。而当改革潮起，农村已是熙熙攘攘，为利来往，颇有些“市民”气氛时，城市却还沉浸在一派田园诗式的安详与宁静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城市居民本来就虽不务农而实为“农民文化”中人。”
⑤“十年动乱自不必说，不仅城市，整个社会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就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而言，频繁的政治运动也使得城市生活完全政治化，丰富复杂的城市生活被整齐划一的政治生活所取代，城市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不复存在。而出于同样的原因，此时的乡村生活也完全政治化。”
⑥因此，就某种本质而言，此时的城市与乡村已没有什么区别，城市也便失去了原有的要义。
第三，城市一直是作为权力集中的地方。西方城市的基本功能是经济和商业的，而中国传统城市则是政治的和文化的，“中国的城市从来不具有欧洲中世纪城市那种独立于乡村的自立性质。城市作为官僚帝国的各级行政中心，是官僚和士绅的集中居住地，商业不能摆脱士绅与官府的控制而独立发展，许多大商人同时也是退职的官僚或拥有田产的乡绅。城市与乡村、市民与乡民、商人与士绅具有难以割舍的社会经济联系，其社会心理、风俗习惯虽有差异，却有着文化上共通的一致性。”
①“在1949年以前，那些革命家把城市看作是保守主义的堡垒，是国民党的要塞，是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中心，是滋生社会不平等、思想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地方。1949年，他们既是作为解放人员，又是作为占领人员进入了城市，而对于那些对革命胜利贡献很少的城市居民来说，同情和很大的疑虑是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把革命的农村和保守的城市一分为二的想法，是全部革命经历产生出来的，这个想法在毛泽东主义者思想中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革命遗留下来的这种思想残余，后来在新执政者处理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重大问题（城市和农村的关系问题）时，在方式方法上发挥了作用。”
②人类的上层建筑都是在城市滋养繁衍的。“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国家，政府，政治，宗教等等，无不是从人类生存的这一基本形式——城市——中发展起来并附着其上的。”
③新中国成立后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变得更加复杂。“进入当代文化语境之后，新的文化及意识形态对刚刚过去的历史阶段(近、现代)城乡关系的认识和再解读。“过去时”的“城市/乡村”被理解为“革命/反动”的对立。城市在被“解放”之前，是各种“反动”力量(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尤其是后两者)盘踞的大本营。城市是品质之“假”(低俗)、道德之“恶”、思想之“丑”(反动)的代名词；与之相比，乡村不论是“先天”(阶级本质)还是后天（作为根据地发动和支援革命)，都是革命的，因而“农村包围城市”同时也是“革命包围反动”的形象化描述。”
④真正体现这种乡村化的，还是新时期蜂起的市井小说。如邓友梅的《那五》《烟壶》，陆文夫的《美食家》，冯骥才的《鞭》《三寸金莲》等作品体现出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传统背景，把当代市井作为“都市里的村庄”来表现的。但是肖建国的《我们建国巷》、陈建功的《轱辘把九号》《找乐》、苓植的《虬龙爪》、陆文夫的《井》等小说，“这些新市井小说中的“世界”往往具有乡村式的“通体社会”特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和情感类型同乡村社会如出一辙，而同数米以外的繁华大街却判若两个世界。虽然作者对这些城里人的“农民意识”有所(如《我们建国巷》《井》)，但总体上说是以欣赏、留恋为作品的情感基调来进行喜剧性表现的。似乎是在说：虽然这儿脏乱穷，有时还会吵吵闹闹，但我们从不记仇，人情温暖，悠闲自在，不像那高楼大厦，那霓虹灯下绿地毯上，看上去冠冕堂皇，其实勾心斗角、你死我活、苦恼空虚。这种乡村化的审美倾向同另一些青年作家(如张承志、莫言等)所流露的对现代城市的嫌恶感，对荒僻乡村、草原的向往倾向走到了一起”
①这种城市的乡村化的观念，因为这些作家审美心理上对乡村的人文感到有亲和力，当他们的心灵空虚和精神缺失时，他们就到乡村世界中去补充精神，并把乡村记忆作为城市市民精神的拯救地。比如生活在城市的作家张承志、史铁生、梁晓声、韩少功、张炜等，人虽然生活在城市，但精神游走于乡村。
五、反城市化的现代悖论
在批判萧也牧创作倾向后不久，1951年7月10日的《人民日报》转载同年7月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马烽的短篇小说《结婚》。陈企霞认为《人民日报》转载这篇小说，“是值得引起我们十分注意的一件事”。也说明了这样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报纸——《人民日报》，对于优秀的短篇小说的产生，表示了自己十分热切的关怀和鼓励。”
②马烽从1949年到1956年在北京工作期间，每年都抽出两三个月的时间到乡下去生活，与农村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创作了短篇小说《结婚》《一架弹花机》《孙老大单干》《饲养员赵大叔》《韩梅梅》《“自古道”》等。这些作品大都以解放后农村中婚姻、家庭以及互助合作中的新人新事为主要内容，显示了作者善于发现农村中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事物的政治敏锐性。
但是，城市是个客观存在，写作城市是理所当然。大批农村题材的小说产生了，其间也有关于城市的小说，如小说《在悬崖上》。小说《在悬崖上》写于1959年，发表于《文学月刊》1959年9期。“我”大学毕业后到某地做技术员，认识了会计室的一位姑娘，并与之结了婚。“我”上调设计院后，逐渐被一位做雕塑的姑娘加丽亚迷住了，“我”与加丽亚一起跳舞、溜冰、散步，对妻子则日趋冷淡，最后发展到要与妻子离婚。这篇小说为妻子设置了“双重身份”。
一方面，她被描述成深谙乡村经验作为主导意识形态法则的女性，另一方面，她又被描画成非常标准的改造城市知识分子的贤妇形象的革命干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我”最后悬崖勒马，回到工人出身的妻子身边，原因是在妻子的领导下，丈夫接受改造，这样丈夫的回心转意才不违背主导意识形态乡村经验的“改造定规”。
在这种乡村意识形态下，不需要什么其他。正如福柯所言，“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性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
①身居城市的小说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的文化心理仍然是乡村的、民间的，他们用乡村心态去观照都市的人生，用乡村的道德标准去看待都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变动。城市与乡村是一组具象化的文化符号，是“文明”与“生命”的对抗。都市是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而乡村则是淳朴和谐，充满活力，只有到乡村寻找精神认同，把乡村精神视为自我的拯救力量，他们甚至在小说中丑化城市，丑化城市市民，表现出对城市文明的排斥，这是当时主流的审美意识的反映。“在审美领域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小资人物还有什么路可走呢？文学史的事实证明，这个时期的小资形象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自我丑化，二是将自我形象塑造成革命的追随者，并以仰视的姿态模仿工农英雄形象。小资的形象，一方面以自我贬抑、自我丑化、自我“妖魔化”的方式来获得形象的生存权，另一方面，小资形象也在时代的“英雄化”的审美浪潮中积极地寻求自己的位置。在20世纪50~60年代这个历史时期“妖魔化”和“英雄化”的小资形象虽然分布于小资形象序列的两个极端，但实际上都以不同的方式呼应时代的主流审美观念，以自我规训的姿态，完成其形象创作。”
①20世纪50年代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席卷全国的高潮。随着毛泽东一声号令，全国城乡数百万中学生一夜之间变成了农民——这是一群身份极为特殊的农民，因为他们除了干农民活，吃农民口粮，还头顶“知识青年”的帽子。“上山下乡，支援农村，支援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直是那个时代最时髦的话语和观念。从1962年到1966年崇尚为革命、理想献身的城市青年，自愿离开城市到不发达的乡村，立志做“社会主义的新式农民”，邢燕子、董加耕等一些知识青年在20世纪60年代曾成为全国青年的楷模。20世纪60年代还兴起了屯垦支边的运动，东北的“北大荒”和新疆、云南都成为青年心目中创造人生辉煌的热土。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后，在当时中学高、初中六个年级的学生除极少部分的人升学和当兵外，均到乡村和边疆农场插队落户，掀起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据不完全统计，一直到1970年，全国大致有两千万城市学生分散在全国的乡村，为了便于管理，从中央到县都成立了“知青办公室”。“文革”中称为“上山下乡”的运动。从1962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曾有17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而家居农村、在城镇学校读书毕业后回乡务农的知识青年为数更多。近2000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生存空间的变异给他们带来了独特的人生体验。此外，城市人口向乡村的大规模的输送，削弱了城市建设的力量，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在城市出生成长，受到中等教育之后，在“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口号下，走向遍布全国的农村和边疆的“知识青年”，可以说有几百万、几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