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达斯的灾祸降临于这个社会了：它降临于这个社会的共同生活中，降临于这个社会的共同心理上，降临于这个社会从农业时代转入工业时代所采取的坚决而急躁的步骤上。因为新式城市是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人们可以找到美感、幸福、安逸、学问、宗教，移风易俗的各种影响，而不是荒凉的不毛之地，没有色彩、调或笑声，只有男女老幼在里面劳动、吃饭和睡觉。这将是人类大众的命运，这将是他们生活的阴郁的韵律。城市带来的不全是财富，而是伴有贫困、疾病和灾难。城市市民应有良好的自我保护意识，保持自尊和自信，坦然面对现实，保持正常的人际关系，有较强的情绪控制力，保持情绪稳定与心理平衡，处事乐观，积极向上。与乡村相比，在城市中人们更易而且更多地处于矛盾冲突的状态之中。“这种矛盾冲突是极其多样的，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以及个人与自我之间都存在着矛盾。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乡村中这些矛盾便不复存在。在一种普泛的意义中，这些矛盾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只不过在城市中，这些矛盾产生的可能性与严重性与乡村生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乡村生活中，人们基本上是处于和谐而非矛盾的状态。交往的封闭性使得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机会极为有限，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冲突的机会也大大减少。基于各种外界压力而出现的个人与自我之间的冲突，则几乎不会存在。”
①这种矛盾冲突的状态对于城市人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它使城市人常常处于病态之中，产生众多的城市病。“如焦虑症(拥挤性焦虑、期待性焦虑、疲惫性焦虑、选择性焦虑、噪声性焦虑)、恐惧症(竞争性恐惧、被算计恐惧、对隐私丧失的恐惧、对隐名状态的恐惧)、淡漠症(职业性淡漠、异质性淡漠、隐名性淡漠、货币型淡漠)、孤独症(遗弃性孤独、同步性孤独、强欲性孤独、孤独、精英性孤独)等等”
②。除了城市焦虑病症外，城市还有等级病，这是殖民文化后遗症。尽管殖民地已经结束了五十年，但这种身份病通过遗传基因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上海人的思维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二元论：城里人(上海人)/乡下人(上海之外的人)；上等人(外国人)/下等人(华人)；江南人(宁波、绍兴一带有钱人)/江北人(扬州一带人)，等等。这种身份等级观念，既是压迫的产物，又是新的压迫的工具，是封建社会传递下来的遗产。在今天的社会里，它通过两种形式得以体现：1.文化等级(谈什么，如何谈)。2.消费等级(穿什么和如何穿，吃什么和在哪里吃)。”
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从农村的广阔地带进入城市的各种枢纽。“这场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机制的不断自我完善，其影响不仅及于人们表层的物质生活，更及于人们深层的精神生活，涉及社会意识包括道德和审美理想的深刻变革。而我们的城市是新旧并陈、新旧交错的，也是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与矮旧的小屋泥墙并列，进步与落后，美与丑，善与恶，光明面与黑暗面也错然相交，彼此对立和冲突着。城市并非大地的天堂，而是整个现代社会的集中缩影。我们的“城市文学”，不仅要反映城市的成长与壮大，城市的发展与繁荣，而且应该深入地反映城市新旧对立、新旧交替的历史冲突和矛盾，反映这种矛盾冲突在人们心灵的必然折射，反映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美如何战胜丑，善如何战胜恶，光明如何战胜黑暗。”
①新生代作家大多是生于城市长于城市，他们与城市同呼吸、共命运。新生代小说的写作背景是消费时代和消费文化。所谓消费时代，是一个提倡用钱、消耗物质和生产物质的加速的时代，消费是后现代的动力，以符号和影像为主要对象的后现代消费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变化。消费不仅是对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而且成为人们自我表达与身份认同的主要形式，消费文化具有日常生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两重特征：一方面，直接指涉及日常生活文化的物质性满足，允诺一种享乐型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它把消费对象塑造成一个整体性的符号象征体系，成为人们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的主要形式。波德里亚在《物的系统》中认为，在西方现代社会，一个人的地位越来越依据他所使用的消费的物的等级来识别，而越来越少依据其出生、血统、种姓等级和阶级成分来判断。消费力成为测量人们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消费文化成了西方语境下的一个巨大的理论假设。
②“新生代作家的写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他们追逐新体验、新感觉，强调它的独一无二，津津乐道于独特的品位和生活方式。与前面的作家相比，欲望的、消费的生存已成为他们最自然的生活方式，朱文在《傍晚光线下的一百二十个人物》里说，他们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没有爱也没有恨，没有近处也没有远方，仅有的只是“当下”，他们与传统的一切已经断裂。而他们对城市的感觉是双重的，既可以像30年代的新感觉派作家一样去赞美、去占有，又可像那时的京派作家隐晦地表现城市的病态和对人的宗教感、道德良心、自由尊严的剥夺和异化。”
③邱华栋在谈到他自己的创作时说：“对于我，以及像我一样出生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一代人来说，我们没有太多的历史记忆。我们受教育于80年代，这时候中国改革开放的程度深入，社会处于相对快速的整体转型时期。进入90年代以后，我们的社会迅速地进入到一个商业化的社会，经济已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动力，一切都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着，而我和我的同代人也生活在这样一个经济化的社会中。没有多少“文革”记忆的我们，当然也就迅速沉入到当下的生活状态中了。”
①不仅仅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信奉马克思主义并将之作为无可怀疑的真理的习惯，事实上，“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就造成了传统价值体系的瓦解，道德信仰沉入底线，正义、是非判断的模糊，使以个人为主的相对主义、实用主义大行其道(许多是对西方相对主义、实用主义的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式的歪曲理解)；经过漫长的禁欲时代，市场化引爆了人心向富、向享乐的心理。农业文明的巨大风车仍在惯性地旋转，但人们却迅速认同、并急欲进入传媒中显示的西方高度工业文明的生活模态。于是，在中国，特别是在大城市，冒险、投机、诈骗、倒买倒卖，将平均主义时代的公众财富以各种手段据为己有，竟成为大众无可奈何认可的商业行为，与成熟、完备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相反，损人利己、背信弃义才能赚钱，只信奉我的权利而否定我对社会的和他人的义务比比皆是。对这一段初步的、混乱的转型期，新生代不少小说正好作了绝妙的描摹和记录”
三、城市矛盾冲突与融合
城市的品格是由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决定的。从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方面来看，城市矛盾“从纵向来看，是工业城市文化与农业乡村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近代社会取代传统社会的变革。从横向来看，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它是西方殖民主义打破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世界市场，造成不同文明之间碰撞后的冲突与融合。从内部结构看，是士大夫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社会的变革、内部阶层的变动导致精美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双向对流。这三对矛盾同时交织在一起，构成近代上海立体式的文化环境和复杂独特的文化品格”。
①从伦理学、人类学来看，海默说，“城市是一个永远无法绕开的陷阱，更是一只充满欲望的空壳，理想与金钱、正直与邪恶、善良与残酷，彼此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其中内涵越来越充满歧义。现代城市人一直在南辕北辙和背道而驰的前进道路中做着痛苦而无奈地抉择”。
②而从城市学、哲学等方面来看，邱华栋说，“城市铺开的辉煌灯光下面，有多少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打算在这里成功的人明白了这座城市几乎能够包容一切，它容纳各种梦境、妄想和激情，最保守与最激进的，最地方与最边界的，最传统与最现代的，最喧嚣与最沉默的，最物质与最精神的，最贫穷与最富有的，最理想与最现实的，最大众与最先锋的，仿佛一切对立的东西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存在并和平共处，万相对话、对峙与万相消解，从而构成这座城市奇特的景观”(邱华栋《手上的星光》)。
由于城市有种种矛盾冲突，有些作家开始对城市的现代性进行批判。譬如，张炜、李佩甫这些作家关注拜金主义、人欲横流、道德沦丧，以及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大量腐败现象。也有作家更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命运，对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少数人的中饱私囊表示极大的愤怒，对下岗失业工人的命运、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忧虑，呼吁社会关心弱势群体。李佩甫近年来推出的《城市白皮书》《学习微笑》都是在这方面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一种以亵渎为存在方式的精神性格被视为最能平衡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和心理反差。与此同时，它也被理想化、浪漫化地加以表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主体的性格的病态和感情的萎缩。其精神表征为感觉的漠然、愚钝，或故意装傻、撒野。他们大多以“橡皮人”、“痴人”、“记忆丧失”者、“肌无力”者、“受虐狂”、“顽主”等病态或变态的形象来切入常态生活，从而建立起他们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拒斥以及他们介于英雄化亵渎、痞子化纵欲之间的含混的言说方式。崔健在一首歌中唱道：“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崔健：《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
③1985年之前的城市小说，具有有别于1985年之后的城市小说的内在的一致性。“由于商品理念的缺席，在此一时期的城市小说中，起统摄作用的不是商品的理念，而是城乡冲突。这种冲突模式在50年代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中出现之后，便确定了直至改革文学、市井文学为止的城市文学的冲突的基调。”
①城乡冲突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的观念之间的冲突，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在商品理念制约之下的都市小说，它的冲突已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是由商品所引起的人与物的冲突。因此，它们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审美冲突模式。“就一般意义而言，在人类的文学历史上，存在着三类不同的冲突模式，即人神冲突、人人冲突、人物冲突。这三种冲突相对于三个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人神冲突主要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即原始社会时期，神的观念强烈地占据着人类的思维，这种冲突在人类早期的神话中有着突出的表现，古希腊神话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农业社会的冲突，古典时期的文学是它的主体。而人与物的冲突是随着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而出现的，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它的表征，人的异化是它的核心主题。”
②关于城市里改革与保守的矛盾的讲述，除了我在前文叙述的《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与保守派之间的冲突、《沉重的翅膀》中的副部长郑子云与重工业部部长田守诚以及曙光汽车厂原厂长宋克之间的冲突、《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与丁晓之间的冲突，还有柯云路的《新星》中的新任县长李向南与以县委副书记顾荣为首的传统保守派之间的冲突。关于改革同保守的矛盾深化的讲述，是在作家认知范式的控制范围之内的。这种城市冲突是权与利的冲突，顾荣就利用自己多年经营的权力网络，处处牵制、阻挠李向南的改革，让李向南深深感到陈腐而强大的保守势力的无处不在。“文化不是可计量的东西。商品交换的确支配着一个城市的活跃程度，但交换价值不具备文化凝聚力。没有文化个性的城市，跟这个城市里的人没什么关系。功利主义的城市是零散、破碎的。而文化应该是一种整体性的东西，这种整体性跟人的精神状态、精神寄托有关。小说家经常写到，这个城市是“别人的城市”，跟个人无关，就是因为个人无法融进城市的整体，城市成了一个异己物。说明这个城市没有文化凝聚力，只有功利主义的交换。当你感觉到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你会感觉到一种亲和关系，一种依恋的感觉，融入的感觉。一个好的城市应该是在文明发展的速度与文化积累的过程之间的平衡处理得比较好，它不仅吸收了现代文明的东西，又保持了自身的东西。”
①此外，从《特区文学》已发表的作品来看，大多数新都市文学创作都是反映特区新都市生活的，如吴启泰《美丽的谎言》、缪永《驶出欲望街》、王海玲《东扑西扑》、谭甫成《水之华》等等。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生颜荣华、李红雨、张百尧等与黄伟宗组织了一次课堂对话，其中李红雨说，“以都市意识观照新都市人的观念、心态、情绪以及新都市的一切矛盾，这就是《特区文学》所倡导的新都市文学。依我看来，新都市人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旧都市中产生的新式的都市人，他们是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有着与传统保守的都市市民不同的新思想新观念，同时也与传统有一些联系沟通；一是新兴都市中的都市人，他们生活在新的现代经济文化环境中，不受传统势力和思想的影响限制，完全是现代经济文化意识的代言人。如果这样理解能契合倡导者们定义的初衷，那么新都市文学至少要涵盖对这两种新都市人的描述”。
②新都市小说有时代特色，就是城市小说中反映的家庭矛盾。因为从家庭矛盾可以洞察到时代的特色。“燕子的报告文学《新鸳鸯蝴蝶梦》就是新都市婚恋家庭的大写真，其中的（第一章）“商潮中浮沉的家庭之舟”，描述了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所导致的夫妻间情感矛盾。这种矛盾常常表现为两性相互期望的错位。譬如说，妻子非常期望丈夫下海捞钱，等到丈夫真的下海赚了钱，物欲膨胀后，妻子又顿生“悔教夫婿觅封侯”的心理；或者是丈夫坚信大男子主义，只希望妻子托庇于自己的保护，做小鸟依人，没想到妻子下海倒比他有能耐，于是大丈夫觉得脸面丢尽，再也不愿生活在妻子造就的光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