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欲望纳入审美化书写
世纪之交的城市小说精神价值是欲望的审美化书写。小说家由于自身对城市精神价值认知与判断的困惑，而放弃传统价值判断的欲望，消解了城市小说的精神性。城市小说走向了欲望的审美化书写。欲望的审美化叙事的原因：首先，读者的商品文化消费趣味刺激了欲望的疯狂生长。读者阅读的选择越来越趋向实用主义和功利化。读者阅读小说成了找开心、寻刺激的娱乐快餐，只要有感官快感就行。小说的思想性、艺术性、审美性甚至可以被抛弃。读者窥私心理刺激了城市小说的欲望的审美化书写。其次，市场利益的驱使促进了欲望的生长。同样，新的审美价值取向催生了一批城市小说家，他们对传统价值和传统道德进行挑战。欲望，不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对生命的肯定。没有欲望就没有生命，没有人的欲望就没有人的生命。不仅如此，程文超说，“欲望的叙述要达到两个目的：给心灵以家园，给社会以秩序。在这样的命题中，文化，或者说文化建构，首先必须面对欲望，然后才能去寻找有创造性的欲望叙述。逃避欲望、排斥欲望，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创造的。当然，紧贴欲望、放纵欲望，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欲望叙述”。我们知道在世纪之交欲望化的文化要义之下，“符号”代替了“思考”，“欲求”代替了“需求”，“身体”代替了“精神”。“欲望叙事本身并不可怕，相反，性欲、物欲、俗欲等本来就是人道主义与人文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问题的关键在于作者在文本中有意或无意地渗透了怎样的价值观。” 此外，在城市女性小说家对欲望的书写中并不存在生理和道德之间联系。“她们的主张其实很简单，即实际上是某些特定的价值通常总是会更深入地被编入女性而不是男性的日常生活中，而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通行的社会化之模式以及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地位。”
《手上的星光》中有这样的表述：“以当下为主流精神，以欲望为核心。”他们在“对现实的强烈参与认同”和“热烈拥抱”中消解了主体性。洪治纲、凤群在《欲望的舞蹈》中说，“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人的生命本源力量都是来自人自身的欲望潜能。正因为欲望的存在，人类才开始对自然进行着永不歇息的征服活动。一个无欲的生命必然是一个平庸的生命、老朽的生命。但是，由于欲望在本质上是人的一种非理性的存在，它在策动人类在为满足自身而不断进取的同时，又常常引发人类走向破坏、反抗与毁灭的道路，无论是钱欲、权欲、性欲，在终极范畴上都既是社会演进的某种内在推力，又是社会群体秩序最致命的解构力量。一个充满欲望的社会无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社会，也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社会”。因此，城市文明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与欲望抗争的历史，是城市市民在不断调节自身欲望的历史。新世纪的城市小说家写出了这个时期欲望化生产的现实，欲望是如何被市场经济社会生产出来，它席卷了各个阶层的城市市民，以致城市市民要按照新的欲望化的城市法则，重新调整社会关系，调整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这个个体经济社会对底层贫困的民众尤为有吸引力，它把一个对它一无所知的人迅速改变为一个受它支配的成员，人们的价值观念早已认同了商品拜物教，如何被这个商业社会彻底俘获则是一个更重要的实践问题。”
⑥当城市社会由政治一体化向经济一体化转型之后，人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数码化、秩序化。新世纪的城市小说家伴随着城市经济运作体系的健全，他们在城市欲望化的背景中离开了形而上的理想精神，而拥戴世俗生存。“在某种意义上说，晚生代作家正是这种知识分子角色变换后的代表，因为他们创作的共同倾向就是不屑以“知识精英”自居，也不再坚持某种形而上的理念，尽管他们也常常表现出某些内心的焦灼，但那种焦灼已不是为自身的边缘化而困苦，而是为找不到如何将手中的知识转化为财富而烦躁，他们审度存在的唯一眼光就是：欲望对欲望。”
因此，这种新市民精神的确立，迫使城市小说家背离传统的价值观，而把欲望当作一种新的生命力来崇拜。
《我爱美元》是一篇引起了一些人说三道四的小说，其论争主要集中在欲望的表达方面。张钧说，“我认为，《我爱美元》根本不存在道德不道德的问题，它对于欲望的描写并不是目的，而仅仅是一种手段。但是这种手段是可靠的，它是小说的现实结构，使小说在叙述层面上获得了自足和让人依赖的保证。但是它的意义不在这里，而在于它的亚结构：对于欲望的处理。这种亚结构应该说是叙述的核心所在。对于欲望，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或者说两代人有两代人的处理方式，这表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心理结构。父辈面对汹涌而来的欲望总是采取一种令其转移的方式去处理，比如说去打篮球什么的，让一种能量转化为另一种能量，因为他们的时代造就了他们的人格，他们不敢正视他们正当或不正当的欲望，他们的处境是尴尬的、可笑的。而子一辈则不然，他们敢于正视欲望，并且听从欲望的召唤，欲望怎么来就怎么接受下来，然后再消受之，处理之，不掩饰，不转移，不作假”。有时小说家在写城市小说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对欲望的表述有那么多意义，也并不是要美化欲望，而是指向了虚无的意义。如鲁羊的《红衫飘零》和《越来越红的耳根》。《红衫飘零》写了一群都市的漫游者内心被种种欲望驱使着焦灼无比。《越来越红的耳根》这篇小说同样也描写了无聊的都市漫游者以“欲望”做诱饵，以此寻求快乐。因此，张钧对《越来越红的耳根》评价说，“在作品所写到的前后两场游戏中，作为电话游戏引诱者的一方俞佩佩的身份是确定的，她是个叙述者亲眼目睹的人物，是个在场者；而那个叫做茉茉的李金边的引诱者，则是难以确定的，她是个不在场者，只存在于在场者的叙述之中。然而，不在场者似乎更有吸引力，也更真实可信，因为她引起了无尽的联想，她为都市里无聊空洞的漫游者们提供了想象的资源”。由于茉茉的不在场的存在，作为在场者俞佩佩的身份的真实性也遭到了怀疑，因此，作品把欲望当作城市的游戏，一种客观的存在。就审美目标而言，欲望化叙事法则的确立，无疑也承诺了对读者的迎合与取悦，“因为它在本质上取消了写作的诗性想象和理想依托，是审美对俗性的妥协，它在缩小文本与读者之间接受距离的同时，潜在的承诺了物质的利益的重要性，因为作家以放逐欲望的方式来重新求得读者的青睐，并非是从审美上对文学的接受进行思考，其本质就是想借此在平民化的文化消费中为自己开拓一定的市场。”
陈晓明在评价述平的小说时说，“虽然述平对爱的升华表达得有些勉强，但是他对堕落的描述却是极为出色，那些露骨的欲望总是表现得优雅，他的叙述从容而俊秀，朦胧的南方细雨给堕落的男女勾画了一幅美妙的背景，它们充盈着一种末世学的意味。在这一意义上，述平的叙事是这个时代露骨而优美的堕落图景”。此外，从卫慧等人的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和朱文、韩东笔下的形象的不同。但这些人物不像朱文、韩东笔下的叙述文本中的角色显得那么灰暗，这些城市女孩的色彩极为绚烂，她们的生活理想已不仅仅是满足于做“快乐的牲口”，而是更富于攻击性，“让自己躯体的每个细胞在阳光下最大限度地张开，沉溺于滚滚而来的感性快乐的浪潮中，发出蝴蝶般的尖叫。狂喜、疯狂成了她们生活的核心语汇。在《像卫慧那样疯狂》《蝴蝶的尖叫》等作品中，那个变换着不同面具的女主人公在一己的欲望旅程中掷踢，挣扎，在一次次为世俗伦理所不容的情爱纠葛中达到欢乐与狂喜的峰巅，同时又一次次跌入灰心绝望的深渊。”
有人评价陈染、林白的小说，认为她们这是一种自恋行为。而林白说：“生命气质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本体散发出来的气息吧。一个人写的东西为什么跟另一个人写的不一样，正是因为气质有所不同。所以永远也不要去模仿别人，不要听从外面的潮流。世界如此浩瀚，你只需听从你内心的声音。或者说，你站在你所在的位置，用你的心，同时也用你的皮肤和五官来感觉这个世界，
然后把你内心的话说出来，这样就行了。”
弗洛伊德认为：“也许这种自恋乃是普遍的原始的现象，有了这个现象，然后才有对客体的爱(Object-Love)。但自恋的现象却也不必因此而消失。
我们必须记得“客体里比多”(Object-Libido)的进化，在这个进化的初期，儿童的许多性冲动都在自己身体上寻求满足——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自淫的满足——性生活之所以退化，而不能学会对于唯实原则的顺从，便可用这种自淫的能力作为解释。因此，自淫现象似乎就是里比多在自恋方向上的性的活动”。自恋、自慰和同性恋，被弗洛伊德称之为“性倒错”。其产生的原因在于“性本能或因暂时的受阻，或因永久的社会制度的障碍，而很难获得常态的满足，则倒错的状态便可引起”。卫慧、棉棉城市小说写作的实质，就是美国“垮掉的一代”。在《糖》中，棉棉曾以这样的话给人以幻觉：“我总是唱美国60年代的一些作品，我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有古怪激情，塞宁是最欣赏和最支持的一个。”小说中的塞宁是女主人公倪可的同居者，一个吸毒与阳痿患者，也是倪可的供养者。而“西方60年代的嬉皮复古装束，正在上海某些场所兴起”。
不错，她们尽量模仿“垮掉的一代”，崇拜金斯堡的《嚎叫》，以大麻和性放纵来麻醉自己。卫慧的《欲望手枪》《蝴蝶的尖叫》《像卫慧那样疯狂》《上海宝贝》，棉棉的《糖》《啦啦啦》，周洁茹的《我们干点什么吧》，金仁顺的《爱情冷气流》，朱文颖的《街心花园》都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徘徊在城市的欲望群落。这些人涉及外国人、无业游民、大小演艺明星、时髦产业的私营业主、自由撰稿人、酒店招待、新青年等。他们混迹于酒吧、舞厅、商场、游乐场之间，听爵士乐、喝西洋酒、穿名牌、逐时尚，甚至还抽大麻或注射毒品。他们游移于公众的视线之外，却始终占据了城市时尚生活的前列。他们寻求精神和肉体的解脱，在刺激中寻求快感。她们的反文化中有一种“性爱革命”，而“对他们来讲，性爱革命是一种政治革命”，“性、毒品和摇滚乐”是他们的口号。斯坦利·阿伦奥维治在其《新左派何时是新的》中也指出：“到了50年代后期，他们的反叛精神已经退化为一切失败了的浪漫主义的政治和艺术所共有的那种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特征。”
刘再复说，“感性欲望的强烈，是健康的表现，是具有生命活力的表现。人的才能，人的创造力，人的伟大本质，都首先导源于他本身的感性欲望。最优秀的人物，最杰出的人物，都是一些至情至性的人，都是一些充满着欲望的人”。卫慧说，“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任何一个人都是由相反的两极所构成的。用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说，这种正反的两极，“从生物的进化角度看，有保留动物原始需求的动物性的一极，有超越动物性特征的社会性一极，从而构成所谓“灵与肉”的矛盾；从个人与人类社会总体的关系来看，有适于社会前进要求的肯定性的一极，又有不适应社会前进要求的否定性的一极；从人的伦理角度来看，有善的一极，也有恶的一极；从人的社会实践角度来看，有真的一极，也有假的一极；从人的审美角度来看，有美的一极，也有丑的一极”。卫慧、棉棉等人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很容易使人想起麦当娜，好像是麦当娜的形象被移植到了她们的小说文本中的。“麦当娜的舞台时空被从纽约转移到上海，而卫慧、棉棉们则在争相表演一曲“麦当娜模仿秀”。这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文化移植？模仿行为照弗洛伊德说的其实是一种“重复冲动”，可见她们由于属于“新新人类”沉湎于性的放纵、吸毒、通宵娱乐，其疲倦、奄奄一息靠什么再鼓舞？只有这种“重复冲动”可使她们强打精神，进入下一轮的放纵与享乐。盗版的麦当娜得意洋洋，她们的最刺激之处，如同麦当娜模仿杰克逊的特殊舞蹈动作——抓挤裤裆，是表现中国女孩与外国男人的做爱。这种做爱不仅可以发生在床上，而且可以在厕所里，这样才更刺激，才能得到更大的快感。”
卫慧、棉棉等同20世纪80年代的王安忆、铁凝以及90年代的陈染、林白的写作相比，她们其实是不同的，“王安忆是写两性关系中从客体转为主体的女性身体，铁凝是注意历史文化情境中被压抑、被残杀的女性的身体，陈染、林白则是写女性卧室中比较自恋的女体并力图更深地认识女性自己的身体，而卫慧、棉棉则将女体从自恋的卧室拉到了大街和大众的面前，看，这就是女人的身体，是肉欲的、性感的女性的身体，是女人可以用于赚钱的客体，是男人们可以尽情意淫的身体！表面上，她们与麦当娜一样，开放了一套对女性身体的观念：女性的身体可以作为自由建构、解构的客体，可是画布、可是舞台、可是意符、可是隐喻，可以表达冲突矛盾的意识形态，更可传达、逾越传统规则约束的快感，“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喜欢吸毒、穿时装、酗酒、性放纵，我不喜欢工作、吃苦、流汗、有责任，而且我越坏越成为青少年模仿的对象，谁奈我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