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小说的精神，我们再来看城市小说的精神。城市在现代化的早期，它是权力和财富集中的地方，而国家的重心在乡村，但乡村不是文化中心，改革开放后，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成为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今天城市化改变着我们想象的途径，城市已经是存在主义的“在”。我们如果从城市内部去想，还没有形成一种传统，一种经验，我们想象、分析、认识表现世界的眼光，都面临着城市失消，缺乏自觉。中国现代城市完成转移，对于城市化的茫然进程，我们也是茫然困惑状态。什么是城市小说？应该是以当下时代为背景，以现代城市为场景，描写城市生活，塑造城市人，揭示城市人的内在情绪以及内在风韵的小说。20世纪80年代有城市题材，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小说家，他们描写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城市文学是文学分化的产物，也是新的主体出现的产物（都市新人），城市小说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文化冲突与人的精神追求（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传统与现代），打工文学、青春文学为当代城市小说做了先行。城市生活越来越成为社会主潮，城市小说也就先于乡村小说成为当代文学的主流。中国当代城市小说与现代性有隐秘（潜在）关系，从城市小说不成熟来说，对于时间、空间的逃避，对于物质主义与欲望叙事的模棱两可的处理，不善于从更高境界，更审美地处理问题。当代城市小说还会碰到人类精神世界的基本问题以及精神生活问题，如生存意义、活的意义、精神价值、生死、我是谁（即文化身份）、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问题，有些开始触及但不深入。
当下的小说精神，对平民大众的价值取向缺乏有说服力的分析、引导，也没有为平民提供一种适合他们交流，反映他们内心世界为他们所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大价值观”，以至于社会价值错位，是非颠倒。小说家对平民大众的精神世界缺乏应有的关注和探究，社会舆论宣传与平民大众实际观念存在着断裂现象。小说中宣扬的社会的人生价值观与平民大众的需求存在一定的距离，结果导致价值观悬置空中，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世界、精神世界缺少支撑。眼下，人们厌烦“说教”，主要是厌烦那个“道”字。毛志成说，“原义上的“道”，我们可不去理睬它。引申意义上的“道”，即广义、恒义上的“道”，就是观念、信念、理念，就是超越人类原始本能、朴陋欲望、琐碎行为、无序碰撞的那么一种理性。中国古文化的正品、精品，在人的生活本能、赤裸欲望的泥塘里左游右荡的不多，总是要推崇一点理性，信念。宣“仁”也好，扬“义”也好，明“礼”也好，崇“廉”也好，总之是要讲一点超越吃饭、性交的大道理的”。“道”的淡化，在眼下主要表现在：群体观念淡化；未来意识淡化；使命感淡化；心态的趋“善”性淡化；行为的念“善”量淡化。大量的文字都涌向吹“发财”、捧“大款”、宣“自我”、扬“享受”、逐“炫世”。在这种时候，尤需呼唤文学的“载道”
。由对小说精神的思索，我们想到人是肉体和精神的统一。那种对人生意义、价值关怀、对美的追求的精神需求，是城市小说的重要尺度。这种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精神生活极度空，是西班牙思想家阿特嘉称为的“失业式的生存”，对于生命价值的否定比死亡本身还可怕，因此我们应重视个人与他人的和谐发展，个体自身肉体与心理道德、能力的和谐发展。
“文革”破除了一代人对于极“左”意识形态的迷信，主流意识形态所宣传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被大多数人所摈弃。然而没有新的道德规范来代替被抛弃的东西。在相当多的人们中间，存在着道德真空。”
新世纪城市小说应关注城市下层平民，如下岗工人、农民工等，这是新城市贫困，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特有的新现象，他们作为劳动力在市场竞争方式的生产中落伍了，他们对市场社会表现出生疏。我们的城市小说应该关注城市贫困，因为我们当下的城市是贫困的。城市贫困主要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层含义。“绝对贫困（AbsolutePoverty）的定义，确定一个低于个人或家庭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收入线，概括地说是指人们获得的物质生活资料和服务满足不了基本生活的需要。”“相对贫困（RelativePoverty）的定义，则把任何社会成员中一定比例的人口看做是贫困的，具体指那些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收入虽能达到或维持基本生存的需要，但相比较仍处于较低生活水准的人群。如果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被认为远远低于正常生活水平，那么他就是相对贫困。”
1998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大约3，500万人，约占全国城市人口的10％，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转轨，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员、流动人口的贫困为主的新城市贫困问题突显。我们小说家要考察的是城市贫困人员衣、食、住、行、医疗、文化教育等方面。城市贫困阶层：部分进城居住时间在半年以上，“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他们不具有城市户口，包括部分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困难企业职工，是一个被城市社会相对排斥的边缘群体。当然，我国民政局也通过排查，对城市贫困家庭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到2002年7月10日，全国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贫困居民达1，930.8万人，全国城镇人口为48，064万人（2001年），城镇绝对人口贫困约占城镇总人口的4.02％。实际上，城市中的底层群体指：下岗工人中的生活贫困者和贫困农民和大批流入城市、居无定所、无正当职业的农民工。因此，城市小说的写作要有民本意识，将城市老百姓的利益作为小说写作的出发点。再者城市小说的读者应该还是城市的下层民众，所以，城市小说中如果有以民为本的思想，不仅会得到城市上层人物的理性认同，同时也会赢得城市中下层市民的共鸣。
从城市小说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了城市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真正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斗争哲学”真正转到当下社会的“和谐理念”，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当然现在我们的城市社会也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制度性保障如：最低生活保障、就业服务、劳动保护、医疗服务、教育机会、住房改善、社区建设服务、社会工作服务、法律援助与弱势群体增权、基本人权保障等。我们看到了“在对市场化现实关系和都市商海大潮出立体观照的前提下，对于人的物质追求、经商牟利、坚执个体价值观念的自我奋斗、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及其个性自由发展的追求等，往往更充分肯定其中所包含着的价值追求的积极因素，更正面突出和张扬其中所贯注和充溢的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强化，从而构成了其叙事话语在认知范式方面的个性特征”。
对此，我们还可以做这样的概括性描述，城市小说家以自我的被动否定为起点，经由内在冲突，重塑了新的自我。
此外，城市小说的写作历史是从“书写他者”到“书写自我”，从“代言人”式写作到“个人化”写作、“私人化”写作、“酷写作”等，以重新确立城市小说精神。一时间，身体写作、私人写作、妓女意识取代了优美、崇高、正义、理性、英雄等闪耀着人文光环的词语，成为文学的代名词。这种“人的能指化”“不仅是人类对自身的一种僭越，而且也是对苦难、悲剧、精神、存在、死亡等象征体的背叛，它意味着从此文学不再把“人”作为目的，而是把欲望、潜能、本能作为指归，精神的驻地一变而为放纵、冒险、尖叫、自虐等心灵碎片的跑马场。“人的能指化”。
在反神话写作中体现为一种感官的复活和狂欢，人作为自己的能指，便是对异己的一种否定，包括一切既定所指和本体。
因而反神话写作拒绝象征与隐喻、苦难与悲剧，他们寻求的是个别的、瞬间的、孤立的、断裂的感官狂欢”。
其中，“向内转”与“个人化写作”是城市小说发展中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两者有相似之处，在本质上的区别却是明显的。“向内转”体现了文学真正向自身本质特征回归的努力，使文学创作更具有主体性和个性。“个人化写作”与“内向化”有某种承续关系。“文学的“向内转”有这样两层含义：一是指文学的叙述向作家自身的体验和感受转移；二是指文学的叙述向叙述对象的内心体验和感受转移。”
金文兵说，“所谓的内在化体现在历史的和社会的显要因素在女性文学的叙事中日趋削弱，而女性身体的本身就是一段历史或一个社会。当然，这是一段反映女性身体的、心理的历史或一个由女性的身体、心理构成的社会。女性自我的身体觉醒及其心路历程的展示，代表着这样的一种主张，那就是把女性的自我认知、定位与男性视角的赏识相区别开来。这意味着女性不再扮演从属性的被欣赏者角色，从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而不是来自男性观看或男性想象的身体叙事”。
在“向内转”与“个人化写作”之下，女性的躯体呈现为女性写作的一个醒目主题。在这个方面，男性话语的封锁圈被粉碎。女性作家占领文学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写作放纵躯体生命，冲破传统女性躯体修辞学的种种枷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充当写作所依循的逻辑”
女性文学的产生是以现实中男女不平等的情势下女性意识的觉醒为机遇的。“女性的价值和尊严包含在人的价值和尊严中，然而女性的价值和尊严又有特殊的内涵和意义。纵观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的创作，女性解放的问题一方面与社会解放、历史发展进程相联系，受它们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女性解放也有赖于女性独立意识的产生，女性对自身性别意义的关注和对男性中心文化秩序的质疑。女性几千年来作为一个受压迫被歧视的性别对于传统文化的弊端有着更为痛彻的感受，女性话语首先作为现实语言世界的解构力量而存在。”
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随着1993年以后市场经济在中国大陆的全面展开，都市生活的物化现实在文学中得到较诸此前更为充分的展示。“在小说领域，与80年代新写实小说有所不同的是，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往往不再作为叙述的“前景”，用以消解种种整一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多的小说家那里，它更多地被融合在对个人经验的叙述中，从而作为一种“后景”，成为他们所追求的“个人化写作”在题材、主题、风格等各方面的参量。”
乔治·齐莫尔(GeorgSimmel)在《大城市和精神生活》一书中认为，现代生活的最深刻问题是个人企图保持存在的独立和个人性，以反抗社会的力量、历史遗传的压力、外部文化及生活的技术性等等，这种对抗代表了现代冲突的最现代方式。新时期文学中的城市小说也是从个人意识的指认开始的，把个人从家族、集体、种族中剥离出来，放置在当代城市的空间中，从而产生了一种既不同于乡土中国的家族叙述模式，也不同于十七年文学中集体叙述的城市经验。
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的重要特征是“个人化”，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行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个人隐私有三个方面：
（1）私人信息，即有关个人的一切情报资料和资讯，诸如身高、体重、收入、生活经历、家庭电话号码、病患经历，等等。
（2）私人活动，即一切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活动，如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夫妻之间的两性生活、婚外性关系和情人等。
（3）私人空间，也称为私人领域。是指人的隐秘范围，如身体的隐秘部位、个人居所、旅客行李、学生书包、日记、通信等。”
②但在今天，“私生活”已不复存在，个人隐私无处隐藏，21世纪个人隐私走向终结，城市里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界限消失。王光东、周海波在《论90年代的个人化小说创作》中认为个人化小说写作的特征是“首先体现为小说家生命的自然延伸，他们将自身个体的当下情感状态投入写作，把私人性、隐秘性的生活事件、心理体验、情感特征，以一种不经意的自由状态书写出来。在这里，小说家个体存在的方式与小说中体现着的生活、生命流向取得了一致。小说人物、叙述人以及小说家本人，在一种自由的状态下合而为一，从而证明了这批作家所认同的小说原则：小说写作就是自我生活的组成部分”。“其次表现为小说的写作过程就是体验的过程，叙述人与写作者的界限消失了，现实与梦幻的界限消失了。这种小说写作被评论家们称作是：“一种不能用任何标准去衡量、用任何概念去阐释的非真非假的状态。”小说的这种状态造成了小说叙述向小说本体的转向的个人化叙述在一种稳定的话语状态下呈现为对小说文本意义的消解。”
与个人化写作相提并论的还有“私人化”写作，而私人化写作又时时与女性写作混为一谈。王纪人在《个人化、私人化、另类化——简论90年代的文学写作》中说：“在我看来，私人化写作与个人化写作在词义上固然不易区分，但它毕竟是一种极端的写作姿态和方式，而女性写作也并非都采取这种极端的姿势。私人化写作与个人化写作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一种自传或半自传性质的写作，或者故意造成这样的联想；是一种封闭性的写作，私人空间是它唯一的写作空间和话语空间；性意识、性生理的写作在文本写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是目前从一些作品中可以观察到的写作姿态和方式，它们不仅为部分女性作家所采用，而且某些男性作家很可能是始作俑者。”
个人化写作所呈现出的私人性、隐秘性等特征蕴含着一个本质性的东西——欲望。“个人化写作所叙述的故事，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是对小说写作者及其周围人物当下生活的实在性叙述；一是小说家私人情感和人物内在本能欲望的表达。无论哪一方面都是一种个人欲望的宣泄，欲望的宣泄而不是情感的表现成为情节发展的动力。”
这种“个人化”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集体逃离。”“对于社会意识的淡漠。”“创作题材上由宏大叙事向琐屑叙事的转移。”
个人化写作确实如此，从个人化的城市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小说中的“文以载道”的政治理念或者一种小说的批判意识，他们消解了政治与文化，在个人化的小说中，我们只会看到金钱、自我、性、消费、休闲、权力、日常生活等，他们对于小资是形而上的关注。他们把写小说甚至看作是他们个人的行为。林白说：“对我来说，个人的写作建立在个人体验与个人记忆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化写作，将包括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经验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我看到它们来回飞翔，它们的身影在民族、国家、政治的集体话语中显得边缘而陌生，正是这种陌生确立了它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