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各地工会均发生此种走狗及动摇于劳资之间的中间分子，我们必须在斗争中教育并争取中间分子，对于有严重罪行的资本家走狗则予以开除。
（丙）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
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
（丁）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各部分资本家的秘密结社，例如“星四聚餐会”等，则应设法予以解散。
（戊）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牟取暴利。
（己）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
（庚）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
（辛）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
“三反”、“五反”开始后，城市就受控于意识形态，城市小说写作也深受其影响。这个时期的城市基本上是政治权力色彩很强的地方，城市排斥商品交换的原则，反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城市的管理上，以公有制和国家垄断替代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面对这样的城市现实，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共四卷，一百七十余万字，就对三反、五反、民主改革、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及抗美援朝等重大社会运动进行了宏观的描述。
按照作家总的构思，这个作品将分四部完成。
(第一部)反映的是解放初期“三反”、“五反”运动前夕资产阶级为保住自己私有财产、牟取暴利的猖狂活动；第二部集中写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而第三、四部则写到1956年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写到资产阶级分子怎样选择自己的前途，决定自己的命运。
《上海的早晨》是一幅城市变革的全景图。作品中人物的类型也是按照意识形态划分的。徐义德、朱延年、马慕韩等属于民族资本家，汤阿英、杨健等是工人阶级。其中描写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矛盾，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有工人阶级内部、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这部小说形象地再现了20世纪50年代城市各阶层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小说有关故事的线索也浸渍着意识形态，一是以沪江纱厂工人群众为中心的线索，一是以资本家的“星期二餐会”20世纪50年代上海的四川路活动为中心。
这篇小说交织着的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改造，以及资本家如何接受改造等。同时还写了政治、经济方面的斗争。这篇小说在主题上应该没有歧义，就是揭露了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四人帮”对这部小说大加讨伐，宣判这是为资本家“树碑立传”、“涂脂抹粉”的“大毒草”。其实，这部作品政治意识形态性过重，有图解意识形态的意味。这部小说将城市市民置于意识形态中进行熏染，把感性欲望悬置起来，并消融到意识形态之中。
二、悬置的感性欲望《上海的早晨》作者是周而复，全书共四部，第一、二部分别于1958年和1962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经修改补充，于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第三、四部于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发表和出版后旋即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周恩来、陈毅、李维汉和杨尚昆等中央负责同志均重视这部小说的出版，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还在外交部党委会上要驻外使节看这部小说，了解并向国外介绍中国的经验。这部小说的内容是：第一部写民族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第二部写打退民族资产阶级进攻，开展五反运动；第三部写民主改革；第四部写公私合营，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初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逐步过渡到公有制，消灭私有制。
徐义德是小说着力塑造的一个资本家形象。通过他，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家明里拥护政府，暗里贿赂干部，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坑害国家和人民的罪恶。如小说的一群工商业资本家向无产阶级发起的猖狂进攻。
徐义德看着梅佐贤说，“解放了，锭子不好再随便搬了，怎么办？”梅佐贤说，“把工会拿过来……我们给他来个换汤不换药，表面是共产党的，实际上里面有我们的人，要是不能按我们的心思办事，至少可通风报信”。
解放前夕，梅佐贤曾协助徐义德将大量棉纱换成美钞、港币，存入外国银行，布置好了上海——香港——瑞士三道防线。现在梅佐贤又策划让陶阿毛打进工会，分化工人队伍。
陶阿毛为了博得共产党的信任，他不断地骂梅佐贤、徐义德，把戏演得像真的一样。他在厂里加紧活动，准备捞个工会副主席，以报徐义德、梅佐贤的“知遇之恩”。
与此同时，梅佐贤还用马凡陀牌金表和现金收买了驻厂税务员方宇。为了赚钱，徐义德在原棉中加入黄花衣，以次充好，造成工人“生活难作”，女工汤阿英因劳累过度早产，事发后，引起全国震动。“星二聚餐会”是上海工商界有影响人物的“沙龙”。用冯永祥这个既无资本也无企业的工商界政客的话说，就是“每逢星期二聚餐一次，大家交换交换意思，也学习学习政治。现在共产党当权，凡事离不开政治。不学习就跟不上去，连生意也不好做。有了这个聚餐会，比在同业公会里交换意见方便些”。实际上，他们通过聚餐，研究如何同共产党对抗，以确保自己的地位。朱延年还派美女徐爱卿施展手腕把张科长拉下水，卖了一批假货，赚了一笔大钱。朱延年说：“不管是共产党也好，青年团也好，也不管是老干部也好，新干部也好，只要他跨进我们的福佑药房，我就有办法改造他的思想……”总之，上海滩上以徐义德、朱延年为代表的一群工商业资本家大搞不法活动，窃取国家经《上海的早晨》中的人物塑造，都被意识形态牢牢控制着济情报，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并以“聚餐会”的名义，实行组织串联，对抗国家的收购政策。“五反”运动中沪江纱厂在俞静领导下，组织工人重点试纺成功。以长宁区委统战部部长杨健为队长的检查队进驻沪江纱厂。在检查队的领导下，工人们与徐义德展开斗争，纷纷揭发徐义德的“五毒”不法行为，控诉他在国家原棉中掺假，非法牟利，且使劳动强度增大并借机挑拨工人关系等罪行，深受其害的女工汤阿英率先喊出了斗争的口号。
“星二聚餐会”在五反运动中自行解散。
在这篇小说中，人性也被意识形态抑制。它表现的是一种城市非个人化、非人性的欲望。区委统战部长杨健说，“我们共产党人就从来不怕任何麻烦，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革命就是找麻烦的。不做共产党员，不革命，不想把整个压迫人剥削人的旧世界推翻，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幸福自由的世界，在家里抽抽烟，吃吃饭，睡睡觉，不是一点麻烦也没有吗？那世界就得让反动阶级统治下去了，你愿意么？”至于资本家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更没有人性的欲望。徐义德明知自己最喜欢姨太林宛芝，但为了自己的利益，叫林宛芝去接近冯永祥，并对冯永祥说，“我的家就等于你的家”。
通过这些细节描写，对认识资本家形象具有较大的作用。对于朱延年，他有着自己的人生哲学，他认为，“什么前途，什么为人民服务，都是说得好听，全是骗人的假话，世界只有一件事是真的：钞票”。“五反”运动中，志愿军从福佑订购了五亿元药品，朱延年一直不发货，会计童进几次催促，朱延年一面假托借口蒙蔽他，一面将过期药品和假药发往前线。药房同仁纷纷揭发检举朱延年的不法行为，童进直接投书陈毅市长，朱延年顽固不化，对抗到底。在黄埔区“五反”运动坦白检举大会上，他的罪行被店里的进步青年童进揭发出来，当场被捕，入狱后拒不认罪，走上了自绝于人民的死路。朱延年被捕后，徐义德暗地里撤掉了对朱延年的银行担保。随着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日益巩固，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已提到议事日程。
徐义德想先搞公私合营，扩大自己的经济势力，以引起政府的注意，为他在公私合营时增加资本，捞取利益和地位。马慕韩对公私合营的态度还是积极的，但在冯永祥、徐义德等人的劝阻和压力下，也对政府采取了拖的政策，最终还是因怕失去表现进步的机会和影响个人前途，率先在棉纺业中走上了公私合营之路。在马慕韩的带动下，上海市其他私营棉纺企业厂家，也都很快完成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徐义德的沪江纱厂顺利地实现了公私合营。1956年1月20日，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的早晨》以解放初期的上海为背景，形象地描绘了改造民族资产阶级这一重大历史过程，指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接受改造、弃旧图新，走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道路。周而复的这部宏大的四部曲小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定为“大毒草”作为批判的对象，直到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迎来了文艺的春天后，这部小说才得以平反。这部小说为什么会得到如此的重视，“四人帮”所说的究竟是怎样的一棵“大毒草”呢？我们知道，在华东局、上海市委和陈毅同志领导下，统一战线工作有计划地逐步展开。解放初期接管上海，团结私营工商业者，恢复和发展生产，反对并打破美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政策，建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委员会，每年召开大会，以后又建立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反行贿、反偷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工厂中民主改革。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传达和学习，直到全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汹涌澎湃的高潮到来。《上海的早晨》可以明晰地看出毛泽东同志领导党和政府怎样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这部小说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并描述了怎么以无产阶级的路线政策改造资产阶级，解决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性非常浓厚。周而复说，“我到华东局统战部工作……开展五反运动，作为“五反工作队”的一个成员，我曾经参加一个私营纺织厂五反运动整个过程的工作；以后，又参加少数工厂和商店“五反”工作。上海工商界着名人士和较大的私营厂商负责人集中在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坦白交代五毒不法行为，一共三百零三家厂商和工商界代表人物，简称303户，我从头至尾参加这一工作；私营工厂进行民主改革，我也到几个私营厂工作，并且调查研究民主改革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等，我作为统战部干部，更是分内的工作。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则是在上海解放以后，统战部和有关部门在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就着手逐步进行的”。“全国解放以后，当时我国经济十分落后，只有大约百分之十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和他的主子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
上海整个资本主义工商业资产净值是十四亿多人民币。”
①《上海的早晨》“这是与以往年代截然不同的都市生活。千千万万的市民将在这一时代的激流中被无情地淘洗，改造为新社会的公民，而先前一直是他们生活主宰的感性欲望不是被漠视，被悬置，便是被整合到集体性的政治运动之中，消融在集体的意愿之中。”
②“文化大革命”开始，周而复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首当其冲地给戴上“文艺黑线人物”的帽子，那罪证是因为周而复认识周扬等被封为“文艺黑线的头子”的文艺界领导同志，而《上海的早晨》是“毒草”。
但正式批判周而复和《上海的早晨》是从1968年2月21日开始。
据周而复自己回忆，这一天，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在接见天津市干部和群众代表时，姚文元批判方纪同志召开所谓“文艺黑会”，其中提到周而复包庇过方纪。周而复何许人也？任过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宣传部副部长，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曾被认为是“大毒草”。
丁学雷奉“四人帮”之命，赐《上海的早晨》三大罪状。“一曰：美化资产阶级。”其理由：“徐义德就是这样一个以各种方式穷凶极恶地反抗我们党的限制政策的大资本家。这个大资本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是一个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家伙。这样反动的资本家，竟然能够靠他自己的觉悟，在一夜之间完成“伟大的历史性变化”，岂不奇哉怪也！”周而复辩驳说，“是不是凡反限制和对限制政策有过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反抗的，都封为资产阶级右翼呢？甚至划为敌人呢？不能这样说，要看他经过反限制和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的反抗以后的态度，就徐义德来说，上海解放以后，他继续生产；抗美援朝时，他捐献飞机；五反运动，经过复杂的斗争，他不得不坦白交代自己的五毒不法行为，保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从事生产；民主改革，他曾有怀疑，终于赞成；公私合营时，经过曲折的思想斗争，最后申请公私合营，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