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沉吟了一下，忽然笑着道：“怎么不记得，不就是那天咱们几个偷偷商量地么？你还告诉我一定要瞒着老徐？”他的话使我原来的推测得到确定。我不动声色，继续问道：“对，咱们必须得瞒着老徐。可是我回去后把那协议不知道放在哪里了，你能帮我想想么？”
说这话的时候我也捏着一把汗，因为我不确定我的这句话究竟跟真正的袁源有多大差距。
果然他听到这句话后起了疑心：“我记得您的记性很不错呀，这么件大事怎么会忘了。”他喃喃地说着，虽然吐字很艰难，可是并不难听懂。我为了打消他的疑虑，只得再从头给他放松了一次，然后绕来绕去再绕到这个话题上：“我当时记得确实把它放在一个挺隐蔽的地方，可是我找来找去怎么也找不着了。”
他说道：“让我想想—你平时放东西我记得总爱放在三个地方：办公室里间茶几下面的一个小柜子里，还有真皮沙发的坐垫下面，以及墙上屏风的后面，这三个地方你都找过了？”我为了欺骗他，理直气壮地道：“都找过了！可是没有！你说这不犯邪么？”他说：“你再找找看—这东西可丢不得—上面有咱们公司与爱荷达那么一大笔的合同—对，是不是放在小柜子最下面的那个铁盒子中！你跟我提过一次！”
我暗自庆幸找对了人，我还想继续提问得到更多的信息：“老安呀，你近来跟我也跟的挺紧的。你可知道咱们两人当前工作的重心是什么？”我这句话的目的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要借助安高管的口来直接认定袁源真正的内心活动。这样的工作毕竟比别样的要少一些风险。
沉默了片刻，他开始回答了：“我知道你一直都很看不上李部长，觉得他在有些事情上不和你配合。其实—这么多年我和他共事过来，我对他了解的可比你清楚多了。他是个转业军人，个性直，没有多少心眼子，有些事情上是做的有些呆板了—可你不应该就这样把他撤职了吧—我觉得你做的有些太绝了—我说这话你可能会恨我，但为了公司的安定团结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公司是我一点点看着长起来的，我不能看着它就这么毁掉吧—”我见他净唠叨些没有用的，便想提示他转个弯，掏点实质性的东西出来。哪知这时无巧不巧，外间不知为何发出一声巨响，却是盘子摔在地上弄得粉碎的声音。司徒堂吃了一惊，急忙跑出去看，却原来是柳伯养的一只大肥花猫将盘子撞到了地上。司徒堂轻声责备了柳伯两句。柳伯诺诺地答应着不敢吱声。可即便如此，屋中的安高管眼珠也开始缓缓转动—他就要醒过来了！
如果给他留下太多的余地那我们肯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我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感到了额头和背后渗出的密密麻麻的汗珠。我用尽量平静的语调让他尽量放松，再放松。同时我示意法医尽快给他注射点什么把他弄晕过去。这行法医并不陌生，他也早已看出这个安高管将要苏醒，只是不知道我有什么办法制服他。眼见情形如此，他也就掏出一只大号注射筒，两三个小瓶，对在一起就给他硬注了下去。
看来法医的职业水准还很不一般，注射下去没两分钟安高管就真的沉沉睡去。法医问我道：“还能问出他话来么？”他是指那种特别重要的机密信息。这个问题其实已经不用回答—因为马上就要天亮了，安高管的家里人不管有多傻，都会发现他的失踪并报案。那样的话，我们再想把他送出去就难了。当然我们更不会不明智地把他“处理”掉，引起警方的怀疑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司徒堂小心地钻了进来，紧张地看着我，问道：“怎样？”我说：“没办法，把他送出去吧，要小心。”司徒堂这才吁了口气，抹了一把头上的汗珠。我知道刚才他内心也已紧张到了极点。法医在这时道：“依你看，将他送到哪里最合适？”我说：“我知道城西有一大片瓜田，就扔在那里吧。另外你们沿途要小心摄像头，也不要在他身上留下任何记号。”法医点点头：“这是我的专业，不会弄错。”
司徒堂和法医一前一后地将安高管抬了出去，我也跟了出去。司徒堂道：“你先回家去吧，这个地方不适合你。”我说：“知道了，你们也要小心。”
我目送他们两人钻进轿车当中启动了发动机，才慢慢地迈开双腿向家里走去。幸好今晚上婉汀打电话说要去娘家看看，否则这件事又够她猜疑一阵了。
回到家后，我什么都没有想，衣服都没脱就一头栽倒在了床上，沉沉睡去。相对于紧张而危险的工作，家中至少是一个给与我支持和温暖的地方，我从这里获得了无数信念上的支撑。因为如此，我没有像许多伟大的间谍那样，想过得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的危险。
天亮以后，我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对着床头柜前的大穿衣镜仔细观察了一番。还好，经过几个小时的休息，眼中充血的现象已经大为改观。我像往常一样刮了胡子，洗了把脸，看看时间也不早了，直接夹着皮包就去了天维。
我用比平常略快一些的步子冲进了办公室。老板袁源今天还没来，倒是老徐等几个副总都来得挺早。我走过司徒堂的办公室时，听见他屋中几个同事正用嘲讽的语调说道：“司徒堂啊，看你今天精神不振，是不是昨天晚上家庭作业又做多了？”我心中没来由地一紧。司徒堂工作太忘我，这一点没来得及掩饰。好在司徒堂自有应付的办法。他说道：“唉，都怪我老婆。”众人一听，也都当个笑话打个哈哈过去了。其实司徒堂并未结婚，只有我清楚昨天晚上他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