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浙江放蜂人，对我说起一件往事。有个农民把驴栓在他蜂箱附近的树上。谁知驴子正发情，它刨蹄思尾不老实，引起蜜蜂误会，就去叮咬，驴子疼痛难忍，愈加狂暴，成群成团的蜜蜂也发了威，群起奋勇而攻之，密密麻麻地叮了驴子一身。驴子挣不脱，刨蹄打滚，哀号不止。这场驴蜂大战，没法劝，没法拉，人也靠近不得。蜜蜂是见谁叮谁。原来，所有的蜂类在被杀死时都会向空中散发一种化学元素向同类报警，附近的同类接到报警信号后，为了保卫家园和同胞，便立刻倾巢出动，全力以赴，螫咬遇到的所有动物。大黄蜂、杀人蜂，野蜂、家蜂都是如此。这是上帝给它们的自卫本能。蜜蜂当然也不例外。驴子中毒死了，官司就来了。这罕见的驴蜂相残案，法律上找不到条款，法官自然无法断决。拖了很的时间才在村长的调解下，由他赔了不情愿的几百元钱才了结。他孤身在外，自然要让几分。他苦着脸，忿忿地对我说：“其实，我的损失比他大多了，蜂儿死伤无数，你知道，蜂儿螫了人，就再也活不成了。妈的，驴大死了有人看见，我的蜂儿死了就没人看见了。”
蜜蜂是一种社会组织性很高的智慧动物，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遇到攻击，奋不顾身，全力作战。我曾问过养蜂人，他们的蜜蜂是哪里的，他们说是从意大利引进的“意蜂”，个头比本土的大，产蜜量也高。
我知道日本引进“意蜂”就没有成功，一只本土的大黄蜂很快就能咬死成千上万只“意蜂”，而本土的蜜蜂却能制服大黄蜂，它们用身体团团围住大黄蜂并用自己的体温烤死进攻者。大黄蜂只能承受摄氏48。以下的温度，蜜蜂却能承受比此更高的温度。
在安西县城附近的一个低矮的帐篷中，一位放蜂人把自己赚来的钱称为“绿色”的钱。他说：“这是我们的行话，是说吃这行饭不容易，多少辛苦和汗水养着呵。”这说法是多么准确和有想象力。
我说：“为什么不说是红色的，像血，多珍贵。”
“不敢，不敢，那是老一辈革命家打江山才能用的。”他自谦地笑着，连连摆手。“说彩色的钱，甜的钱也可以呀。”“那是你们写文章的人说法了。”
那年八月，在新疆北疆福海县的公路边，我也看见了沙枣林里掩映着放蜂人的帐篷，边上是条清澈而欢快的渠水。正惊异，沙枣花已谢，这里有什么花蜜呢？不远处，是大片大片的油葵花，正开得浓艳而热烈，那一个个金黄色的小轮盘，恰似一颗颗流光溢彩的小太阳，汇成一大片，就是一颗硕大无比的大太阳了，向四周飘溢着灿烂而又芬芳的阳光。那情景不由让人想起梵高的名画《向日葵》。这是我看见的最边远的放蜂人了，也是我最难忘的一幅画面。真是花开到哪里，放蜂人就追赶到哪里。
只要机器造不出蜂蜜，只要人们还对蜂蜜有渴望，只要大自然还有花朵，只要还有小蜜蜂，这个逐花的部落就不会消亡。
1998年9月。
守望炳灵寺
为了纪念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成立50周年’所里邀请《丝绸之路》杂志社的季成家社长、朱子国副总编，诗人高平、孙一峰，散文家杨闻宇和我到炳灵寺小住几日，写点东西。这些人中，年龄、资历、学识，我都在最后，只能算是个凑数的。但我是个大自然和石窟艺术的双重爱好者，他们又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同时，还能从喧哗的都市，从人流车流和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中出逃，岂不快活，我哪有不应之朝夕相处，好山好水美洞窟看了不少，但印象最深最好的，还是长年累月坚守在这里的炳灵人。所长王亨通介绍说，50年里就只有两任所长。第一任是王万青，从建所开始，干了四十多年，第二任就是他了。王万青是王亨通的“尕爷”，就是他爷爷的弟弟，我笑着说：“这个研究所被你们王家承包了。”
5年成立炳灵寺文物管理所时，编制只有两人。王万青是县城中学老师，上级挑来选去，也只有他合适。他被任命为第一任所长，一人背着行李，坐着羊皮筏子过了黄河，在小土屋里住下，白手起家，当起了光杆所长。开始办公’打报告连个公章都没有。不久，另外一个人来了，但没多久，可能是嫌生活艰苦又走了。其间不知换了多少茬人，只有王万青坚持下来了。我读了老所长写的《炳灵寺石窟40年》，在文末，他说：“文管所从开始的2人到1990年的10人，特别是经过长期的管护和研究工作实践，他们中大多已成内行……他们普遍热爱文物工作，在这个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生活困难的山沟里，认真管护，潜心研究，执著追求，默默奉献，有的已在这里安家落户。”
王亨通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一工作就到了炳灵寺，已有22年了，从一名普通的小青年到所长，从一个对文物所知不多的毛头小伙子到有高级职称的副研究馆员。老所长的儿子王世儒也是个例子，我们去时，他是所办的主任，有不少学术论文发表。接待部的负责人邓天珍更是这样，她大专毕业，是王亨通的夫人。邓天珍有着模特的身材和面容。我们一问她，才知道，要不是父母反对，她真的就干上那一行了。她对我说：“在大学读书时，学的是旅游专业，到炳灵寺来过，觉得这里太苦了，交通不便，物质缺乏，除了游人、河水和荒山，一无所有。我对同学说，这里我死都不会来。有的同学开玩笑说，要是你嫁到这里来呢。我说，不可能！”可命运就是会开玩笑。她真的嫁到了这里，安了家，安了心，一干就是15年，孩子已经13岁了。她陪我们参观，给我们讲解，对名气最大，最精彩，离地面也最高的60多米/窟，她讲解的尤其认真和详尽。
要不是住了几天，我很难想象，已经是21世纪了，又是个著名的开放旅游石窟，这里至今还没有一条公路可通，进出只有一条黄河水道。所有日用品都要从县城先用汽车拉到刘家峡水库的大坝上，再从50公里的水路用船运过来，打不通手机，洗不上澡，电视只能收看四个频道。每年除了“五一”和“十一”期间的黄金旅游季节外，都比较冷清。现在如此，就可以想见过去的情景了。
我们住的四合小院是所里生活和办公之处。这是0年第三次搬迁和改建的。王所长的住处，外间办公，里间住人。王亨通对我说，他刚来的时候，没电，吃的粮，点灯的煤油，都要沿山间小路到几十里外的五台乡供销社背回来。“现在比过去好多了，我们已经有了办公室、接待部、业务室和保卫科，有二十多人了。”言语中充满了高兴和自豪。文物事业，古佛青灯，清贫寂寞，能热爱和自豪，就需勇气，就是一种难得的境界。在当前的世风之下，如果这所长是个肥缺，不知要换了多少任了。
第二天，他驾车带我们在峡谷里沿河道上行去上寺参观，一边驾车，一边讲解，遇到好景象，还停下车来让我们饱览。山路崎岖陡窄，他却开得得心应手。那天，他还不时用数码相机为我们拍照，到晚上，就把照片打印出来了送到我们手上。我翻看由他主编的多本的资料图书和论文集，更感到他是个多面手，年轻能干，又热情开朗，我不禁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
炳灵寺的历史和敦煌、麦积山石窟大致差不多，其自然环境却大不相同。它是好山好水好寺院，好到一块去了。
炳灵的山有特点，它不是高原雪山，也不像华山那样奇险，而是别有韵味的“石林”。它的山像石柱、石笋、石峰、石林，山体上到处都是被风雨蚀出来的大大小小的石窝、石洞，最大的叫石室，大都有佛龛。它的美决不亚于皋兰县龙泉乡的黄河石林。它有一对俏丽的姐妹峰守在大寺沟口，有一大片石壁山峰，刀劈斧砍的一般，强迫黄河在它面前拐了个直角的大弯。炳灵的山没有高大植被，只有一些矮小的守望炳灵寺灌木和小草，这就更突出那些满山的石洞、小石窝的独特之美。这种山陡得不能攀爬，却别有一种看头。炳灵的水，是被李白称之为从天上下来的黄河水，说它好，是它处在上游，远离现代文明，还没有多少污染，还保持着它从青藏高原下来时的原貌和天真。
在好山好水边建成的炳灵寺还能不美吗。天下好山僧占尽，一点儿也不假。
那几天，我们过的是神仙的日子。吃的农家饭，白煮土豆、玉米，是大家最喜欢的。一切都彻底放松。我白天参观采访，早晚在小塘边垂钓，听轻风细语，小鸟鸣叫，看野鸽子出窝和归巢的翅影，还有一些红嘴鸦，间或还可见一些山羊在悬崖峭壁上觅食跳跃，让人惊叹它的胆量。天光云色，一片天籁。
同时，我也见识了炳灵寺的魅力。双休日，游人络绎不绝，男女老少，国内国外，人来人往，很是热闹，还有不少港澳和台湾同胞。我和闻宇就遇到了一群台湾来的男女信众，我们互致问候，他们还给了我们来自台湾的佛教纪念品。
我采访亨通是上午。亨通是个有心人，他不但全面介绍了所里的情况，包括门票史，从开始的5分钱到现在的30元，他还对参观人数自觉地做了记载和分析。游客最多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每年达10万人次，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2年才有3万多人，2年可能突破5万人。游客的多少，直接反映了人们的精神面貌、经济状况、治安状况以及文化状况。就是研究游客的成分结构的变化，也大有学问。他忧虑地说，这些年，厂矿工人，城市居民和大中专学生的比例下降了，而公费旅游却在上升。总体说来，孩子和国外游客，大致都在左右。外国游客首推日本，日本是中国这个大文化圈里的，多一点正常，其次是美国、澳大利亚、法、英等。
在采访结束时，正好有一日本退休老教授来找他。这位叫东山健吾的考古系教授，已73岁，身体和精神都很好。这次他带了12人的曰本旅行团刚从敦煌赶过来。我问他去过敦煌多少次。他说：“一百多次吧。”亨通说：“东山先生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每年都要带团来炳灵寺几次，少则十几人一团，多则三十多人，他当团长兼导游，先到敦煌，再到炳灵，是老熟人了。”我问东山先生最早何时来过炳灵，更是出语惊人。“我3年就坐羊皮筏子来了，那时我在中央美院读书，研究所还没成立呢，更没有大水坝。”亨通请东山先生和我们一起吃午饭，我们向这位热爱中国文化的老人敬酒，当他知道王世儒是老所长的儿子时，东山先生看了一会说：“你很像你父亲，我和你父亲一起住过，小土屋，点油灯，也没有菜吃。”我还碰上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马世长教授，带着夫人和孩子来考察，他也是熟悉热爱炳灵寺的老人了。马先生对我说，他5年来的时候，知道这里艰苦，就在兰州买了一摞子锅盔，带了一罐熟猪油，从县城经杨塔乡走了几十里的山路来的。他感叹道：“二十多年过去了，变化真是大呀，那时不说别的，生存都困难。”
闻宇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当天晚饭后，天已经黑了，我出门闲转，没走几步，暗中有人叫我，这才看清，闻宇独自坐在卧佛寺大门外的石凳上，对岸就是一排排的洞窟和那尊几十米高的大佛，他正在那里沉思默想。我和他对面坐下，让夜色淹没了我们。闻宇多次和我说过，贪官污吏不进佛门，也不礼佛拜佛。我也说过，他们心里有鬼，有愧。“愧”字也有个“鬼”字哩。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于事无补，只是说说而已。面对大佛，我们又一次说起了宗教的话题，东一句，西一句地闲扯着。
世上几种伟大的宗教，总是劝人多做好事，而没有让人行凶作恶的。伟大的宗教也像人一样，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诞生、成长、兴盛和衰弱；当然，也会被真诚信仰，或是被吹捧、打击、误解和利用。眼前的炳灵寺，自西秦以来，除了自然的影响外，它又遭受了多少人为的磨难？远的不说，清朝同治年间的焚烧爆炸，“文革”又来一次浩劫。这似乎是命中的定数。我想说，它多像一个多灾多难而活下来的人生，只是其生命比自然人更长久些罢了。宗教是人造出来的，人造出来的东西，又怎能不像人呢？宗教是什么，它决不是一句精神鸦片所能说明的。它还是人的理想、希望和寄托，是漂泊的人类的精神的锚地和港湾，人的灵魂需要在这里安宁休息。对穷苦人来说，它还是一种安慰。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开凿、雕塑、彩绘、顶礼膜拜、奉献供养，从贫民到官吏，从善男信女到专职僧侣。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呢?这是不是宗教产生、生长、还要存在下去的原因呢？
其实，天使和魔鬼都在我们心里。如果用更冷静的眼光看，宗教只不过是人类的一份精神档案而已。
临走的前一天晚饭后，天色很好，我和闻宇相约到黄河边散步。我们下了大坡，跨过那条不紧不慢的清亮的小溪，穿过稀疏的小树林，路边散发出青草和牛屎的气息，有几头牛和几只小毛驴在静静地吃草。早已没有游人了。一切都静了下来。快到河边，月亮从东面那堵大石壁一样的大山背后升了上来，又大又圆，也很亮，山的阴影挡住了很多的风景，黑色山脊的剪影线起伏着，有力而柔美，它把一切都掩蔽起来，只有黑白分明的两色。月光照在河水上，河水无声地翻滚着，浪花涌流，像照着满河流淌的银子，星光疏稀，夜极静，没有一丝声响。
我们坐在游船码头上，欣赏和感受着身边的美景，很久都没有说话。俯看身边不息的黄河之水，我不禁想起了许多关于河的诗句：“月涌大江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句句诗情画意，句句千古不朽。对岸是鲁班滩，有一片小村子，几点隐约的灯光，不时传来一两声犬吠。忽然间，我仿佛置身于数百年前的某一个月夜，成了古人。
清夜谈心，月色浮白，浪花耀金，乐往哀来，怆然伤怀。我们都被炳灵的夜色迷住了，融化了，感动了，陶醉了。“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只能让人无声地感受了。
返回时，那几头牛已卧下，在反刍，几头小毛驴却头靠头地站着，悠闲地思着尾巴。石窟的一侧已被一排电灯照得通亮。听见我们的脚步声，守夜的狗吼叫了起来。我大声地叫了声：“大黄"”它立即就不吱声了。炳灵寺就这样安睡在这美不胜收的夜色里了。
不知为何，人的年纪越大，就越是容易被普通和平凡的事情所感动，我对炳灵人的了解就是这样的，他们生活简朴，工作平凡，为人质朴热忱，留给我的却是发自内心的感动。
临走那天下午，亨通夫妇把我们一行送上快艇，挥手作别。一个多小时后，到了刘家峡大坝，下船时，他竟然在岸上接我们，帮拿东西。我对闻宇说：“他怎么来了，难道是坐直升机飞过来的？”闻宇也是一头雾水。我惊奇地问：“你是怎么来的？”他说：“我早就在这儿等你们哩。”看到我们都很惊奇，随行的王世儒赶忙笑着说：“他叫王亨达，是亨通的双胞胎弟弟。”我们这才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