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了蒋经国的默许，谷正文便召集各方人士讨论酝酿，研究出了一套整改方案，自此，绿岛的政治气候大大改观，敌对关系逐渐弱化，在押犯的自由相对宽松，再往后两年，绿岛的在押犯开始有条件地释放，一些处以重罪的囚徒，也相继减刑。伴随着人权曙光的闪亮，阴暗的绿岛逐渐光明了，有一段时期，绿岛的监狱甚至形同虚设，囚徒们只要不出岛屿，一些强制性的管制措施普遍削弱了，有人将这一阶段戏称为“散步时期”。
在“散步时期”，多数犯人能够享受到相对的自由，他们可以结伴走出监狱，到绿岛指定的地点购物、就餐和娱乐，也可以跟岛民进行亲密接触，也就是在这一阶段，绿岛的医疗水平、农业技术和教学质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政治犯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一流的医生、一流的农业专家和一流的教育工作者，他们直接参与绿岛建设，给绿岛带来了新鲜的活力和无穷的魅力。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一时期，高雄、台南和台东等地的一些有权有势者，专程奔赴绿岛求医，在这儿，一所小小乡办医院，某些疾病的治疗水平竟超过了台北市。
然而，阴云渐散的绿岛，激流和漩涡仍在，少数特别的囚徒，仍旧饱受着囚笼之苦。55岁的杨毅，就是不幸中的一员。在美国受过良好参谋训练的杨毅，是“316指挥部”的成员之一。这个“316指挥部”，是个极端秘密的军事组织，它成立于朝鲜战争停战之后，由蒋经国做后台，网罗了台湾军界的一批精英人物，专门研究对大陆的特种作战。“316指挥部”直接控制着四个混成特种总队，拥有4000余名精心挑选的官兵，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业务指导，主要编练空降、机降、游击战、暗杀和破坏等科目，在西藏叛乱、东南沿海骚扰等战斗行动中，均有不俗的表现，这支特种部队，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当作宝贝。从某种意义上讲，“316指挥部”甚至是凌驾于“国防部”之上的一个特别行政机构。上尉军衔的杨毅，是沙盘作业的高手，为蒋经国尽过犬马之劳，但是，杨毅自恃才高，目中无人，口无遮拦，在军官俱乐部的一次聚会中，他公然抨击蒋氏父子的军事无能，说：“老蒋一生只晓得机械防御，被小日本打得首尾难顾，小蒋传承衣钵，战略思想依然陈旧，他不懂古德里安的纵深突击，不懂板垣一郎的多路合围，更不懂朱可夫的大穿插、大迂回。倘若一味听从小蒋的，将来实战的结果只有败北。”
实战的结果，不幸被杨毅言中，1960-1962年，“316指挥部”借大陆三年自然灾害，奏响了“光复反攻”的序曲，他们的30多支特遣分队，落地大陆沿海地区，但无一逃脱灭亡的命运。追究失败的原因时，杨毅自然成了替罪羊，他被判了无期，押往绿岛服刑。就算是在绿岛关押宽松时期，当局对杨毅的管制一点儿也没放松，因为他掌握着台湾当局的最高机密，担心他泄漏出来。
如何对杨毅做进一步处理，台湾军方确实费尽脑筋。让他闭口的最有效方式，就是使他消失。但杨毅的哥哥杨坚，是供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老特工，对国民党的惯用手段十分熟悉，他将弟弟杨毅所知情况汇成册，寄存于瑞士一家银行，并扬言：“只要杨毅遇险，其所知秘密资料将公布于众。”由此，让杨毅闭嘴的唯一办法，只有将他逼疯了。新生训导处从台北请来心战专家，经过一番筹划，将杨毅关押进了一间特制的小号，这里密不透风，沉闷异常，由于四壁加了隔音层，里面甚至没有一丝声音，这种闷笼式的关制，往往会扼制人的想象，裂变人的神经，受过特工训练的杨毅，知道当局的“良苦用心”，很“配合”地作出了各种生理反应，瞪眼歪嘴流鼻涕，手脚不停地乱抓乱舞。几天后，小号里又突然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声音，那是母猫寻偶的嘶叫。俗话说：人有四大烦——猫叫猫、野狼嚎、戗锅铲子、锉锯条。在这种持续不断地“叫猫”声音的刺激下，杨毅确实痛苦难忍，他拼命捂着耳朵，畏缩在墙角，心灵在不停地颤抖，十几天后，杨毅被放了出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副典型的傻相：蓬头垢面，鼻涕纵流，神情癫狂……当有人探问他“316指挥部”的事，他不是支支吾吾，就是狂言乱语，回答地根本不靠边儿，军方放心了，也就不再对他特别关照了。
1988年3月，54岁的杨毅获释了，他疯疯癫癫地登上了一条客船，在哥哥杨坚的陪同下，由高雄转香港，后直飞美国。一踏入美国土地，哥哥杨坚就用一双深邃的眼睛瞥着弟弟说：“别装了，你可以恢复正常了。”杨毅随即开怀大笑了，对哥哥说：“还是瞒不过你啊！可惜了台湾军方的一番苦心啊！你赶紧找一个出版商，我有重要爆料。”1989年，杨毅的《“316指挥部”揭秘》在美国出版，立刻引起轰动。
28、修女与“安拉”
像所有监狱一样，绿岛也有固定的探监制度，每月一次，一次半小时。虽然有军宪在旁边监视，与亲人的交流不能随心所欲，但与亲人说说家常、穿穿亲人带来的衣物、尝尝亲人准备的美食，这是绿岛囚犯们最开心的享受了。
蒋经国执政后期，绿岛的探监制度更加宽松了，周期变短、时间延长，由每月一次改为半月一次，探监时间也由半小时改为一小时；军宪对探监的约束也放松了许多。上述变化，难友们普遍欢呼雀跃，欣喜异常。但也有一部分人，却冷若冰霜，毫无反映，他们主要是中共地下党被捕人员、解放军俘虏和一批随学校徙台的激进大学生。在台湾，他们或者没有亲人，或者有亲人却不知其下落，每到探监时间，看着别的狱友们春风满面，兴高采烈，他们只能孤倚一角，默默无语。一位名叫曹向军的狱友将这一景象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曹向军本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比其他同志幸运的是，他在台湾有一个身份特别的姨妈。她平和慈祥，白领黑袍，手里经常捧着一本《圣经》，不用说，这是一名典型的修女。也正是修女的身份，使得她来绿岛探监有恃无恐。有一次，这位修女姨妈来探监的时候，曹向军向她提起了那些没有亲人的难友：“他们的亲人远在大陆，有些亲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还活着，只认为他们失踪多年，早已九死一生了。他们思念亲人，却又见不到亲人，每到探监时间，他们总是忧郁地缩在角落里，一声不吭，有的甚至默默流泪。”听了这话，曹向军的姨妈受到了很深的触动，她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对曹向军说：“主赐予我们力量，让我们怀着一颗仁慈的心，为苦难者传福音。我们修道院还有几个嬤嬤，我相信她们一定不会让你的难友失望的，她们会作为亲人来探望他们的。”
当曹向军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那些特殊的难友，他们高兴了，激动了，竟然相互拥抱起来。新的探监时间到来了，绿岛监狱出现了一道别致的风景：六位披着黑白相间衣袍的修女，慈祥地走来了。到了探监室，在曹向军姨妈安排下，五位修女一字坐下，对面着铁栏内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她们各自拿出了自己备下的礼品和食物，就像对待亲人似的，传递着自己的爱意。这些常年没遇到亲人的囚徒感动了，振奋了，短暂的会见，他们总处在一种不能自抑的兴奋状态中……分别时，他们无一例外地拉着嬤嬤的手，一再恳求道：“妈妈，你们下一次一定再来呀！”嬤嬤们也为他们的真情所感动，一个个眼含热泪，答道：“会的，我们会来看你们的！”这种情形，维持了多年，直到狱友们最后出狱。而今，那六位善良伟大的嬤嬤已相继去世，但受到过她们恩泽的狱友们却念念不忘她们的情意，每年的复活节，难友们都会相约，来到台北的怀恩教堂，为在那段人生最黑暗的日子里，给他们带来光明与温暖的嬤嬤祷告，祝愿她们的亡灵，升跃天堂，永享安宁。
戴华光的母亲，信奉伊斯兰教。每到探监的日子，这位老人都会乘坐一架颠簸的小飞机降落到绿岛。每次下机后，老人不顾强烈的晕机反应，一手捂住着胸口，一手提着带来的衣物食品等，快步走进探监室，迫切地与儿子相聚。但是，等告别了儿子，迈出了探监室，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第一反应就是俯下身体狂吐起来，看着她痛苦的样子，一名军宪实在于心不忍，每次都会给她端来一杯开水。后来，这名军宪将老人呕吐的事情告诉了戴华光，等母亲再来探监时，戴华光让母亲坐好，然后，他“扑通”跪下了高大强壮的身体：“华光身陷囹圄，不能赡养高堂，还让母亲受苦受累，是为不孝！”老人扶起儿子，宽和地说：“我知道你的梦想与抱负，也知道你是为什么走到了这一步，儿子，你这是大忠大孝，身为母亲，我很骄傲！”听了母亲的话，一向倔强刚硬的戴华光，禁不住噙起了泪花。
在伊斯兰教中，赞美女性的最崇高称谓是“安拉”，戴华光的母亲就曾经被难友们亲切地称之为“安拉”。
29、飞来的“歌仙”
台湾人永远记得1987年7月15日！
世界人权组织永远记得1987年7月15日！
关注绿岛命运的人也永远记得1987年7月15日！
因为从这一天起，台湾长达38年的“禁严令”取消了，白色恐怖结束了，人权正在恢复，民主正在体现；也就从这一天起，绿岛集中营的政治犯们更加宽松了，更加自由了，大批的政治犯获释，剩余的政治犯也在重新甄别和审查，到了1988年春天，军方提出了一个更加宽松的条件：滞留监狱的政治犯，只要有人担保，即可获得自由身。这一来，绿岛的政治犯就越来越少了，没有保释的，多是些举目无亲的外省囚徒，他们只能等待刑期结束，或者当局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和放松。但是在滞留的政治囚徒中，也不乏幸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