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豹突击队，每次行动甚至训练，都要像最后一战一样来对待。海豹突击队的每次行动都要接受评估。海豹突击队的工作是血淋淋的战斗，而不是玩战争游戏；在军事演习中失败是让人无法接受、不可原谅的。一个海豹突击排，如果搞不定一个卫队或一群乌合之众，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教官们已经把我们训练得很好，如果行动还不成功那就是领导者的失败。而我也是小队领导者之一。我们不仅仅期望获胜，更希望能完全控制局势……
对新兵蛋子来说，与高级长官约翰·耶格(John Jaeger)之间确实有距离感，并且他也确实不太关心新进军官，恐怕没有比新来的军官更让他心烦了。当我们开始正式的春季高级行动训练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感觉到他微薄的关心。分派令人无法忍受的“傻瓜”来担任训练部的最高长官，也是海豹突击队的一贯作风。不能说高级长官是一个有耐心的人。然而，从他身上我们学到的东西却是难以置信的，尽管他也是匆匆而为。跟耶格一起训练，总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一切都能更快——如果我们不是如此笨拙。
长官耶格是个红脸，40来岁，一头浓密的头发。作为海豹1队的M-60机枪枪手，他曾经有过几次越战经历，并且他也从不否认自己是一位好战分子的事实。耶格说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德国口音，尽管这不是他的发音中最特别的。这位高级长官有一个口头禅“大概”，他喜欢在任何名词或动词后面用这个词，比如，“在我毙了你之前，赶紧抬起你的屁股，大概。”或者，“你这个青年比一袋锤子还哑，大概。”
有传言说，二战期间他出生在德国莱本斯堡(Lebensborne)一个集中营里，在那里党卫军特别挑选了一些雅利安人，重点培养。我听说，战后他成了孤儿，后来被一个美国军人家庭收养了。我敢肯定的是，他在中西部一寄养家庭里长大。即使后来我跟他很熟了，我也从没有问过他，有关他的德国血统的事。真的不好问，怎么说呢？我听说你出生在一个德国纳粹家庭里？
单就身体而言，这位高级长官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个头不高，体形中等偏胖。但是，在训练场上，他不知疲倦，他可以一周只睡10个小时，并且可以赢得2英里（3.2公里）游的周赛。令我们当中很多铁人三项运动员出身的军官郁闷的是，约翰·耶格总是第一个穿过终点线，无论在地上滚还是在水中游。他总是叼着烟，即使在水中，他也总是先抽出一根，点上，然后放到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里，不时吸上那么一口。如果旁人胆敢批评他吸烟，就会引爆一场核战争。
“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除了烟和尘没有其他东西。如果你只能吃格兰诺拉麦片，不抽烟，会咳嗽不停，喘息，哀怨，而我会乘机拿走剩下的饭，大概。”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我第一次遇到高级长官是在“希尔堡”（A.P.Hill，以安布罗斯·鲍威尔·希尔将军命名的军事训练基地）的跳伞营地，弗吉尼亚州中部一个蔓生的军事基地。那个地方非常广阔，数百平方英里的炮火场，山峦之间，树木掩映，有河也有湖，沼泽遍布。我们携带着全副野战装备、弹药，跳伞。在降落区，我们遇到了“宝贝仔”（Baby）和其他几位训练小队长。没有人告诉我们海豹突击队营地的具体位置，我们也是第一次接触这项训练，甚至都没办法猜。唯一的线索是，“八位网格坐标”。长官告诉我们，坐标就隐藏在我们要寻找的弹壳里，我们找到了第一个，“八位网格坐标”中的第二个（坐标）就隐藏在里面。这些坐标会指引我们找到海豹突击队的营地。并且每个人的坐标都是不相同的，有人前往交叉路口，有人去了山顶；有人往北，有人向南。我看着地图，标出了第一个坐标的位置，位于一片沼泽地的中央。那片沼泽地离我现在所处的位置6公里。背上装备的突击步枪，我翻越了重重山梁。
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导航设备就是手里的指南针，没有GPS。并且我们要寻找的每个弹壳只有一个稍稍胖点的女人的钱包大小，它们也被涂成了绿色。树林是绿的，目光所及满眼绿色。而我的弹壳藏在一片沼泽里。当我到那里的时候发现：沼泽也是绿的。我总是以自己超强的辨别力为傲，我相信自己能找到我的第一个弹壳。我数着脚下的步子，沿着地图上的等高线，沉稳地走在（水草）齐腰的沼泽中，在行进路线上我直接锁定了第一个目标，挂在一棵松柏树上。我打开盖子，发现了滑落出来的纸条，上面标出了第二个坐标，向东的一个交叉路口，就在我来的路上。
很明显，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在找到营地之前，谁都不敢肯定自己必须要找到多少弹壳。现在接近中午了，所以我开始慢跑起来。我终于找齐了所有的8个弹壳，散布在12英里（19公里）的范围内。在我到达营地之前，天已经完全黑了。尽管我几乎是跑完全程的，但我仍然是第三个到达的人。
当其他人迈着沉重的步子，从茫茫夜色中走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安营扎寨了。营地看起来并不大，由一系列移动房车组成，房体上覆盖着伪装网，屋里有电灯，但是在这些由胶合板构筑的房体内部挤满了铺位。有窗户，但不是玻璃的。我选了一个铺位，挂起背包，在不太整洁的床垫上铺开睡袋。在我收拾床铺的时候，“宝贝仔”（Baby）悄悄告诉我，不用弄得太舒服，我们在这里呆不了多久。
在营地篝火旁我遇到了高级长官耶格。我感觉有点冷，便从背包里拿出了隔热杯和一个用来热水的空咖啡罐，准备战地餐。耶格正坐在篝火旁，我注意到他也有一个咖啡罐。他坐在火苗的边上，紧盯着火，呷了一口啤酒。他在用一个雷管卡口钳夹着咖啡罐，在火上烤。
“你也拿了个咖啡罐，大概，法勒先生。”他说。
“是的，长官。”
“你拿这个干什么用？”他问。
“烧水。”
“哦。”
就在那时，我注意到耶格的咖啡罐顶部覆盖了一层铝箔。就在我等着水开的时候，我闻到了些许的香味。我的罐子是用来煮水的，但是耶格的设备就像一个荷兰烤炉一样。耶格的罐子里装了一对鹌鹑，塞满了野洋葱和刚刚采摘的新鲜龙葵。在他腿边的塑料碗里还放着用水田芥和香蒲根做的沙拉。耶格深谙野外生存之道，是一位大自然中的生存高手。后来，我亲眼看见他用海洋或周围环境中一些或常见或怪诞的东西，制作出精美的食物或小吃。海藻、贝类、野生小草莓、檫木根、丝兰植物、鱼、鸟、蛇、山胡桃木、野生凤梨……所有这些都可能出现在他的锅里，成为营地佳肴。在我面前的分明就是拿着枪的艾维·吉本斯（Ewell Gibbons，著名的野外生存专家）。
当耶格喝着啤酒，吃着美味的鹌鹑肉的时候，我无奈地摸了摸口袋里可怜的豆子。篝火劈啪爆裂、啪啪作响。
“今天的徒步穿越怎样，大概？”他问。
“还好。”
“如果你喜欢今天，你肯定会爱上明天。”我看着他在舔自己手指上的油。
他说得对，我爱上了明天，还有后天。但是，耶格仍然不喜欢新兵蛋子，他几乎一刻都不能容忍我。在这次的高级行动训练营中，还有另外一个“菜鸟”，我们都叫他杜伊特·莱特（Dwight Light）。杜伊特是一个宽脑门、满腔热情的少尉，毕业于115班，是我的下一届。他满头金发，那可不是什么好事。行动中，一块大手帕足可以盖住我微红的头发，而黑夜中杜伊特的金发像手电一样，分外显眼。如果用夜视镜看，杜伊特像个发光体一样。那也是他名字的由来。
杜伊特和我慢慢意识到，唯一比新兵蛋子更让耶格“抓狂”的，就是大学预科生。如果你尝试着从受训名单中找到一名预科生，那就是杜伊特。他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达里恩（Darien）长大，操一口贵族腔，在佩恩（Penn）曾经是全美壁球队的一员。不久，杜伊特便成了耶格的“出气筒”，而不再单独指向我，这最后也变成了杜伊特的专利。我们通常要接受路程最长的徒步训练、最难的拆除难题和最长的游泳训练。我们没有抱怨，恼怒，更没有悲叹。我们仅仅能做的就是无条件服从。在高级行动训练中，杜伊特展现了他永不服输的精神。后来，在离开海豹突击队后，杜伊特创造了人类穿越大西洋的记录，震惊了整个世界——他摇着一艘脚踏船，穿越近3000英里（4 828公里），从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到了爱尔兰。
耶格从来没有对杜伊特热情过，但是最终我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耶格变成了我的“海爸爸”。“海爸爸”就是特别顾问，教你用绳子，对你充满期望。但他不是尤达（Yoda，《星球大战》系列中的重要角色），我也不是卢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星球大战》系列中的重要角色）。课程很难，耶格崇拜的信条是“在实践中求学”。他允许我犯错，只要这个错误不会危及他的生命，或者其他的教官。
“如果它杀了你，我们只能称其为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的结果，大概。”
当我振作起来的时候，他会对我非常温和。不久，我们逐渐认识到，“希尔堡”营地是属于耶格的世界，我们仅仅是住在这里的过客。
一个季度的高级行动训练，在水下爆破训练班的时候，我们曾经接触过这些基本课程，仅仅是最基本的，现在是将我们塑造成真正蛙人的时候了。我们专注于战争中一个军官必须掌握的三项基本技能：我们学习怎样射击，移动和交流。
在水下爆破训练班的时候，我们学习认识俄罗斯的武器，但是现在我们变成了行家里手。RPG-7反坦克火箭推进榴弹是一套好装备，我们学习用它对抗掩体、车辆和飞机。当AK-47与RPD轻机枪形成火力交织的时候，我们匍匐向前，子弹在我们的头顶飞过。我们逐渐学会了通过声音来辨别武器的型号，是俄式AK-47还是美式M-16，在狂乱的战争漩涡中这也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技能。很多情况下，我们要用到拆除技能。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将炸药安装在大树中并横放在路上，怎样设置连环雷清除、销毁伏击的痕迹，炸毁桥梁，破坏机场跑道，让火车脱轨；怎样用线形炸药做一些精巧的工作，像炸毁机车的轮子，切断坚硬的钢铁，比如银行金库。我们学会用最有效的方式打击目标，攻击关键部位使目标瘫痪，设置陷阱。所有这些演习所用的都是真枪实弹、烈性炸药。
这些训练使我们具备了执行任务所必需的能力，这些能力也使我们逐渐认识到了全面任务的轮廓。我们袭击、摧毁精准的人造目标、地下指挥部、综合掩体和通讯设施。我们学习怎样拆毁、接管地对空导弹系统，学习俄罗斯人当这些地点遭受攻击时所做出的护卫措施和快速反应。在海军“红狼”直升机中队的帮助和策应下，我们能快速插入或从任务所在地撤离。我们学习怎样攻击，也学会了怎样撤离。我们变成了“卑劣行为大师”，喜欢在撤退路线上设陷阱，连环雷会送那些试图追踪的人上西天。我们学会了怎样对付猎犬，以至于它们无法追踪我们留下的蛛丝马迹。我们翻栅栏，爬围墙，炸开飞机库的安全门。我们利用比萨状的盘形炸药摧毁电厂。我们就像炸弹一样。
随着我们能力的提升，我们被教得越来越少，做得越来越多。在教官的监视下，我们定计划、做简报并执行。训练场上，“雷恩·格雷德”（Lane Graders）们无处不在，他们是全副武装的教官，全程陪同我们一起训练。他们不会向我们提供任何建议，也不会同情我们。他们的任务就是睁大眼睛监视我们，以保证我们在汇报执行任务情况的时候不耍奸撒滑。海豹突击队有句俗语：“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欺骗，但是千万别被抓住。”无处不在的雷恩·格雷德们让欺骗几乎变成了空中楼阁。如果是一场6英里（10公里）的负重行军训练，教官会跟随在我们左右，以确保我们没有半路偷卡车。其实在骨子里，他们鼓励我们做一些像偷车这样的事。
我从耶格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怎样成为一名合格的领导者。他教导我：我的队员都携带着武器，而这个排就是我最有力的武器。耶格训练我怎样照顾部下，团队的概念压倒一切。野战排需要弹药、无线电通讯设备、排炮和反装甲武器，同样需要食物、睡眠、鼓励、纪律、信息和责任。过去他常说：“照顾好你的伙伴们，他们也会照顾你。”一些看似简单的小事往往又是十分重要的。当你所有的兄弟都酒足饭饱之后，再考虑自己。在公共场合下多多表扬，惩罚私下再说。当出现差错的时候，要集思广益，征求执行者的意见。最重要的是，要精简任务，抓住重点。在海豹突击队里，50％以上的军官都身怀绝技。他们应征入伍，凭借着自己的长处和牺牲精神，才得以通过重重考验。军官身份的比例在美军中是最高的。原因很简单，他们都积极上进。军官们可能来了又走了，但他们才是海豹突击队的脊梁，他们的经验是海豹的基石。他们不需要微管理，需要的只是引领者而已。需要做的仅仅是，唤醒他们，并给他们一个正确的方向。耶格教我：只有我信任他们，他们才会信任我。
高级行动训练的最后，是代号为“罗宾·赛格”（Robin Sage）的多兵种、跨州区特种部队年度训练的盛事。部队也用这次训练来检验“绿色贝雷帽”（Green Beret）毕业生的成色。绿色贝雷帽与我们针锋相对，但说他们是我们的对手也不太准确。我们之间可能“惺惺相惜”的情愫更多一些。
绿色贝雷帽的特长在于组织和训练“土著”力量。他们空降到遥远的丛林里，将那里的“山民”训练为成熟的军事力量。他们的特长在于训练，从最基本的枪法到高级战略战术、破坏和暗杀，都由他们教授。这一过程被称为“军力乘法”。一个绿色贝雷帽训练12个人，那12个人再每人训练12人。这支特种力量保留了相当多的“直接行动”的才能，并不是说要教妖术，但必须要掌控他们。可以说，绿色贝雷帽继承了二战中OSS（战略情报局，是CIA的前身）的衣钵——他们的工作是在敌后组建作战单位和坚定的拥护者。
而海豹突击队也诞生于二战战场上。其前身是海军的“战斗爆破小组”（Combat Demolition Units），这个组织可以追溯到二战诺曼底登陆时的一个分支，也叫水下爆破、侦察、突袭小队，他们在太平洋地区潜行、突袭，与日本人作战。而绿色贝雷帽、海豹突击队的最终建立都与1962年的肯尼迪（Kennedy）总统有关。这位总统曾是一个小队指挥官，是一个竞技船队的船长，他很清楚：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大卫（David）可以杀死歌利亚（Goliath，被牧羊人大卫杀死的巨人）。如果说绿色贝雷帽的传统在于繁殖，海豹突击队的精髓则在于毁灭敌人，出其不意地给敌人以致命一击。自然，我们的优势在于水上作战。海豹突击队队员的海军代码是5326，蛙人战士（Combat Swimmer）。我们都要接受潜水、水下爆破和船上快速攻击训练，这也是我们的特色和专长。我们在水下、空中和陆地等所有复杂环境中执行任务，特别是在那些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去的地方。我们爆破、绑架、暗杀、劫持船只，侦察，在敌方控制区不遗余力地侵扰、攻击敌人，搞敌后破坏。行为看起来有点肮脏。我们也会提供训练和咨询服务，作为副业之一，但我们吃饭的家伙仍然是直接行动。
绿色贝雷帽的组织结构是“A型梯队”，一个单位类似于一个海豹突击排，由两名队长和12名队员组成。“A型梯队”又倾向于专业化，一个小队可能接受潜水训练，另一小队可能训练爆破，而另外一个则是极地作战专家，当然也有高空跳伞小队。而在海豹突击队，我们每个人都是多面手，每名海豹突击队员必须精通特战训练的所有领域。每名海豹队员都要接受跳伞、潜水、爆破和船上训练，能在丛林、沼泽、冰川等各种环境下执行各种任务。我们也更加精锐化。现役贝雷帽大约有2万人，目前我只能说海豹突击队员的人数要少得多。自二战以来，所有曾经服役的海豹突击队员总数少于1万人。
在代号“罗宾·赛格”的演习中，绿色贝雷帽学员小队在他们期望建立“游击队”以对抗敌人正规军的偏远山区伞降。“山民”的角色由特意征召在国家卫兵、预备役军人和平民组成。演习像真正在战场一样真实，“A型梯队”学员必须找到山民，并劝服他们接受一系列的复杂特训。而“山民”角色的挑选更倾向于对军人生活了解甚少的职员、厨师、技术员。平民就是平民。这些游记单位通常由极富经验的绿色贝雷帽或海豹突击队员领导，他们扮演的当地军阀的角色。“军阀”们飞扬跋扈，通常会提一些极为不合理、很难实现又反复无常的要求，就像真正的军阀一样。对“A型梯队”队长而言，这是一场战术演习，更是一场政治演习。
在“罗宾·赛格”演习中，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是绿色贝雷帽的对手，是“敌人”的特别行动小队。我们的任务是锁定、挫败并终止他们试图建立敌后游击队的行动。也许你想到的是一个大型的“城堡与恐龙”的游戏，但我要指出的是，双方都是为“留下来”而战。“A队”学员已经经过了数月的训练，这是他们最后的考试。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必须丢掉他们的贝雷帽之梦，从那里来，回那里去。对我们而言，也是一样，甚至更糟。
在海豹突击队，每次行动甚至训练，都要像最后一战一样来对待。海豹突击队的每次行动都要接受评估。海豹突击队的工作是血淋淋的战斗，而不是玩战争游戏；在军事演习中失败是让人无法接受、不可原谅的。一个海豹突击排，如果搞不定一个卫队或一群乌合之众，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教官们已经把我们训练得很好，如果行动还不成功那就是领导者的失败。而我也是小队领导者之一。我们不仅仅期望获胜，更希望能完全控制局势，并且每次我们都全力以赴。我们是海豹突击队学员，代表的是海豹突击队，必须要站出来证明我们的价值。而我们要对抗的正是拼命想赢得绿色贝雷帽资格的学员。这是一场战争，失败不是我们的选项。
对我们而言，开始却并不顺利。我的难题是，特种部队（Special Forces）的营地可能位于半径为5英里（8公里）的广阔区域内。这样说，可能有点夸张。我跟小队中，老练的队员们商讨了一下，挑出了既定区域内绿色贝雷帽的营地最可能出现的几个地点。我们推断，他们一定想远离公路或居民区，但又会靠近绿色贝雷帽的“雷恩·格雷德”，以便他们检查指导。并且营地需要水源，便于防御反击，能提供多条逃跑路线。区域内，有五六个地点符合上述条件。这时，行动规划课派上了用场。我知道，“罗宾·赛格”有关小队通常会伞降插入。我也清楚，插入之后，这些小队通常由绿色贝雷帽教练指挥埋伏，并向营地行军。从地图上看，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伞降插入。那个地点离5英里（8公里）半径区域的中心点大约有20个坐标点。降落区在北面，这也消除了南端两个可能的营点。我们是在猜，但猜也要有依据。
第二个难题是，从哪里插入？我们不想降落点离营地太近，也不想离得太远。“A型梯队”可能派出了巡逻小队，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以免被捉。理想的状态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营地。最终，做完出发前的简报后，我们全副武装，登上了两架“红狼”直升机。简报期间，“宝贝仔”（Baby）也穿着全套训练服出现在了我的小队里，当他跳上我的直升机的那一刻我也没感到惊讶。
到达插入点花费了接近一个小时。随着直升机快速飞过脚下的森林、沼泽，我仔细地查看着地图上我们所在的位置。我知道，演习中，“一肚子坏水的‘雷恩·格雷德’们故意使坏，告诉直升机机组人员将我们丢向错误的地方，也是很正常的事”。“宝贝仔”（Baby）看到我全神贯注的样子，面露怪笑。
直升机呼啸着飞越一片树顶，放低，靠近一条河。茫茫黑夜之中，我们离地十英尺（3米）超低空飞行，一架跟着另一架，河岸景物一闪而过，而我们的飞行员都戴着夜视镜。离预定插入地点还有6分钟的距离，枪手们检查了一下他们的武器。随着又热又湿、混合着5号喷气燃料味道的风吹进机舱，队员们解开了安全带。黑暗之中，机长看着我，伸出了两根手指。
“还有2分钟。”我大喊了一声。我们起身，心宽体胖的“宝贝仔”（Baby）就站在我身边，我蹲伏在舱门旁，向外望去。夜色清冷，一轮弯月低垂在西边的夜空中。我们必须动作迅速。直升机颠簸着，甲板慢慢放下，飞行速度也慢了下来，直升机机翼发出巨大的声响，就像要停泊的巨轮一样。现在，树林之外是一片沿河的草地，那就是我们的插入点。
我们从这个“大鸟”上跳了出去。两架直升机收起甲板，呼啸着返回空中，不久变成了一个扁平的灰影，为夜色所吞没。我们的队员快速跑离降落区。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渐行渐远，两架“红狼”一路向北，空降在其他几个降落区，这是隐藏真正插入点的标准战术。
我们向树林慢跑。一旦进入掩体，我们便聚到一起，休息几分钟以平息噪音和飞机的味道，然后完全融入到茫茫夜色中。我让通讯员发出了我们成功插入的简明密码——“Otter”。当得到的指示是“雷恩·格雷德会出现”的时候，我并不是很惊讶。我在听的时候，“宝贝仔”（Baby）也凑了过来，我几乎能看清楚他的“大”脸。
“怎么了？”我窃窃私语。
“Chu Hoi”他说。这是一个越南语词汇，意思相当于“投敌”。这个词汇往往用来形容投降的越共愿意与美国合作。过去，偶尔会有投降的越共引导海豹突击队搜寻、破坏目标。他们被称为“科特·卡森（Kit Carson）侦察员”。
“这个侦察员会是谁呢？”我问，“是你？”
“宝贝仔”（Baby）摇了摇头，递给我一张纸，上面有一个“八位网格坐标”。
“他在这里。”这个路口离我们所处的位置大约有6个坐标点。
“什么时候？”
“黎明”，“宝贝仔”（Baby）说。
我不以为然。6个坐标点的距离可不近，我可不想在路口游荡，尤其是在黄昏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去接这个人呢？”根本没必要，我的任务是锁定、攻击“训练营”。无人提及“Chu Hoi”，只有“宝贝仔”（Baby）告诉我去接这个人，并不意味着这不是个圈套。正如我们在高级行动训练营所学，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是我的小队，我不想将“屁股”撅到一个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方，任人糟蹋。
“谁会出现在那个路口？”
“一些人。”
我火冒三丈，“我没工夫跟你在这儿扯淡。那个人跟谁在一起，我为什么需要他？”，“宝贝仔”（Baby）看得出来，如果没有更多的信息，我不会去见任何人。
“科特·卡森侦察员在那边。”他说。
“他跟谁在一起？”
“3排的人昨晚抓住了他，你见到了他们，他们会将这个人交给你，这个人会做你的向导。”
我渐渐相信了“宝贝仔”（Baby）的话。但世事难料。我们翻山越岭向那个路口潜行。
我们成功与3排取得了联系，也见到了“Chu Hoi”，一个皮包骨的年轻人，穿着训练夹克和蓝色牛仔裤。3排在这里待了一周，他们已经搜查了这一地区的南部，没有发现训练营。在我们会合处以南3个坐标点的路上，他们抓住了这个侦察员。他们向演习中心汇报了这件事，一个仲裁员告诉他们，这个侦察员投降叛变了。3排向北行军，并用霍克导弹向西佯攻。他们准备明晚发动攻击。3排的指挥员也是一个小伙子，我们都叫他牛仔鲍勃（Cowboy Bob），很有潜力。这个侦察员已经在地图上向鲍勃指出了训练营的具体位置。它离我们原本打算搜索的地方并不近。
“你认为怎样？”我问牛仔。
“我认为，你们能发现这个训练营，真是走了狗屎运。”他回答道。尽管我倍感挫败，但我肯定他是对的。
接下来的这个白天，我们两个排混在一起，等待着夜晚的来临。白天期间，我仔细盘问了这个侦察员。他看起来不像一名绿色贝雷帽队员，更像一名娘娘腔的行政人员。
“让我看看你的身份证明，”我问。
“在营地里。”
“在这样的演习中，你穿着便服，不带任何身份证明，就敢四处游荡？”他没有说什么。
“在部队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问。
“那跟这次演习有什么关系吗？”
“这与我会怎样对你有很大关系。”我气得脸都绿了，眼睛也红了。他考虑了一下。
“我是第118军警连的队员。”
“常规军？”我继续追问。
“北卡罗琳娜警卫队。”
我久久凝视着他。“你想看到我发火吗？”我问。
“我被告知要带你去训练营。”他说。
“谁告诉你那样做的？”
“我的连长。”
“你知道这个训练营在哪里？”
“是的。”他在地图上指出了具体位置，大约6英里（10公里）外的山顶。这跟他指给鲍勃的是同一地方。
“大约有多少人？”
“6名特种部队队员，10名游击队员。”
“他们装备什么武器？”
“M-16，两挺M-60机枪，特种部队队员还装备了AK-47。”
“你肯定？”我问他。
“我就是从那里出来的。”
对话在继续，而焦点就在于他是否真的是“Chu Hoi”。我知道，这是一个游戏，但是在这场游戏中我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失败者。我跟他聊了一会儿，逐渐得出的结论是，他真的会带我们去那个我们苦苦寻找的训练营吗？他看起来不够机灵（会不会把我们引进埋伏圈）。他的目光令人敬佩和信任，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被利用。仅仅因为他，服从命令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被带进密不透风的埋伏圈。那也是他们称之为特别行动的原因所在。“环环紧扣，层层相嵌的陷阱”，我仿佛看到了高级长官耶格的翻云覆雨之手。
夜幕降临，我们与3排挥手道别，向东南进发。浓密的灌木丛遮天蔽日，树林的地面上基本没有光，我们艰难前行。我们靠航位推测法前行，必要的时候用一下我们的指南针，尽可能地走更容易走的地带。我们紧靠着前行，并有发送电报的想法，但我马上意识到我们之外的某个地方“A队”可能也会捕捉到我们的信号。这个叛变的侦察员一直跟在我的后面，我怀疑他也许仅知道部分线索：会有人执行特别的任务——救他出去。在真正的战场上，在发现我们被带进埋伏圈的刹那，这个侦察员可能会第一个被爆头。或许这就是善恶有报吧，或者说是宿缘。
我们成功抵达这个侦察员所指的山头附近，我和这个侦察员继续向前走，我们没有看到火的痕迹，也没有听到异常的声音。我们沿着山坡的边缘走，几乎走遍了这座山的角角落落，并没有发现上山的痕迹或明显的小路。夜太深沉，太安静了！我们回到了开始上山的位置，继续等待。黎明时分，山顶上还是没有丝毫的动静，没有炊烟，没有人走动的声音，并且没有做饭的味道。正晨时分，我带了一名队员，与这个侦察员再次向前侦察，这次是为了搜查山顶。仍然什么都没有发现，没有人烟的痕迹，更没有发现睡觉留下的痕迹。
“你带错了地方。”我对这个侦察员说。他看了看地图，冲我眨巴眨巴眼。
“这不是那个地方，”他说，“但是他们告诉我是这里呀。”
“你没想好怎么安葬自己？”我问着，一把薅住了他的脖领。
“你的意思是，我密谋了这个地点？”
“你会看地图吗？”我继续追问。这个问题，我本应该几天前就问了。
“我是一名……”这个侦察员最后说，“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走路的。”别废话，我想。“宝贝仔”（Baby）看着我，傻笑着。
这附近有另外四五个山头，并且大部分都比我们所在的这个更高。最近的山角仅有200来米远，白天可能看上去更近些。剩下的大半个白天，我们在南面的河床上藏着。迷糊之中，我们安然度过了凉爽的早晨，我意识到我们正在经受着折磨。我们可能正处于特种部队营地地区，也可能没有。我不再担心这个侦察员会带我们进入埋伏圈。很明显，他根本不认路。晚上，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接一个地搜查这些山头，那是一种冒险，也很费时。我们等待着，就是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的难题竟然解决了。
一头猪泄露了特种部队营地的行踪，一头真正的猪。当我们还藏在河床上的时候，林子里突然传来一阵不可思议的尖叫声。惊声尖叫，不顾一切地，竭斯底里地。那来自北面的声音听起来不像人声，也不是其他动物，像是在杀猪一样。而事实就是那样的。特种部队营以活猪的形式供应鲜肉。为了让营里的人吃饱，必须要杀猪。后来，我们得知，我们听到的声音正是他们用短柄小斧杀猪时，猪发出来的惨叫声。而发出声音的方向恰好在周围一个山头。现在我们已经锁定了目标，不远处就有我们的猎物。我们花费了几个小时制定攻击计划，直到夜幕降临。
对绿色贝雷帽来说其实是公平的，营地是个大目标，需要有帐篷、掩体，需要生火做饭，还要照顾十来个来自基层、甚至不知道藏在林子里的忌讳的菜鸟。但特种部队营的人用壕沟将自己围起来，而我们得不停地寻找；他们躲在训练营地内，而我们得不停地行军；晚上他们在吊床里休息，而我们却不得不打起精神。在行军的过程中，我们不生火做饭，甚至都不说话。我们必须要先放倒站岗放哨的士兵，并占据易于防守的有利地势。绿色贝雷帽的兄弟要训练12个人，而我们要考虑行动的隐蔽性并发动突袭。
我们与“红狼”取得了联系，并准备了两个鸟网。我们设定了撤退时间表：一次主撤退主要针对这些目标，而二次撤退的设定时间要晚两个小时，早上我们彻查了整座空山之后。并不像插入的时候那样，撤退的时候直升机不会落地。我们安排“红狼”准备好了特别插入撤出装备(SPIE，Special Insertion and Extraction)，这是一种极具想象力的设备，从直升机舱门扔下来的100来英尺（30米）的长绳。长绳上还有环状物以便挂住卡宾枪手。用我们的攀爬装备与撤出装备相连，每根长绳可以提起8名队员。我们会被“吊”着回家，悬挂在大绳上，那是一种最开阔骑乘方式，也是逃离地狱最快捷的伎俩，别具好莱坞大片风采。
这个计划要求高精度的时序。战术上，行动本身难度不大。夜幕降临之后，第一行动小队包围山头，并寻找一个有利的射击位置，压制营地南部。人数相当的第二小队从东面靠近。一接到信号，第二小队的四人便会开火。直到营地做出回应，第一小队向营地南部开火。那时，更大一轮的火力会压制营地。任何在第二轮攻击开始之前撤退的人会被迫与第一小队的人交火。一旦形成夹击，我们便开始粉碎和抓捕行动，摧毁不能带走的任何事物。直升机出现在头顶，给我们丢下撤出装备，我们会抓住，然后离开。
天黑后不久我们便很快找好了位置。一大一小两堆篝火辉映出营地的轮廓。两三根支架，挂起一块油布，下面是一个折叠式营地桌。而睡觉的地方看起来是散布在大火堆周围的几个吊床，看起来像刚刚安营扎寨。在离我所在位置更远的火堆旁，一伙人正在开会。而另外一堆火焰之上，正炙烤着那头可怜的猪。飘来阵阵肉香。我对了一下表，15分钟左右“红狼”会出现。我的肚子咕咕叫。3天来，我只吃了一听桃罐头和一些蔓生植物。
我出奇地平静。我们的武器装的空弹，我突然意识到这只是一场大游戏。在我们的攻击中没人会死去，甚至受伤。这次行动中的困难部分现在已经结束。我们的任务是发现帐篷，并占领它。那就是问题的关键。现在即将来临的是假想伏击，行动，模拟攻击。对我而言，为了赢，我需要做的就是，发动攻击，尽最大可能地展现自我。那也是我选择好莱坞式撤退的原因之一。我们从这里发出信息，让人眼前一亮。
幸运女神眷顾了我们。我们发现营地的人簇拥在火堆旁，武器也堆放在一起，以巡逻队形报数。我躲在一根原木的后面，观察到两组拿着AK-47的人将游击队队员整成纵队。我清楚，这些拿着俄式突击步枪的人是特种部队队员。他们将各色弹药绑在一起，被隐入茫茫夜色之中。他们向山下走去，在我们的牵制火力与主火力之间。我本打算伏击经过的人，但最终还是决定反其道而行之。
他们从我的身旁经过，杂乱的树叶沙沙作响。第一组的人从离我十码的地方经过。我并不担心他们会发现我们。这个巡逻小队离开营地火堆后直接走进了树林。我知道，他们可能没有夜视镜，他们烤热了的脸可能仍然红晕未减，他们的耳朵里仍然回响着木头噼里啪啦地燃烧声，他们的鼻子里充满猪肉的香味。他们从营地直接进入湿冷的夜色中，这可能是一名新巡逻队长常犯的错误。随着他们快速穿过我们的埋伏圈，我清楚，他们现在又聋又哑。
这个特种部队巡逻队从熊熊火光之中直接向山下走。我听见他们窸窣作响地走过，不时还掺杂着饭堂、换弹夹的声音，还有人咳嗽。他们弄出的响声比一支猩猩部队的声音还大。十人离开了营地，还有两名特种部队队员和4名游击队员留在营地里。而我们总共有16名枪手，占据绝对优势，这也算是飞来的惊喜。我又等了20分钟，直到特种部队巡逻队员离得足够远，以至于我们发动攻击的时候他们无法赶回救援。我也知道，尽管绿色贝雷帽具备快速返回山顶，穿越黑夜和浓密树林的能力，我希望游击队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无论如何，那些离开的特种部队队员都不大可能从他们的任务中及时回撤。如果他们想让这些游击队员对我们的攻击做出回应，他们可能得花费一周半的时间寻找他们。
我打开无线电手持设备，哧哧发出两声，我发出信号后，得到了三声回应。这意味着，我南面的队员具有自行决定开火权。10秒钟后，他们便开火。营地做出的第一反应是站在那里，懵了。然后，一个AK-47做出了还击，之后另外一个也做出了回应。尽管AK-47射出的是空弹，但枪口还是喷射出了白色的火舌。两名游击队员击中了掩体。来来回回几个回合后，仅剩一个做出回击，他的M-16卡壳了。所有的特种部队人员和游击队员的火力向南，集中到了一点。20秒之内，打光了一梭子子弹。
在他们更换弹药的时候，我的小队中的其他队员也开了火。即使射出的是空弹，小队队员交织出的火力网也是毁灭性的。我们将火炮模拟器抛入营地，他们用白色炸弹还击。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在山间回荡，我仅仅能想象一下这四名特种部队队员在树林中思考什么。他们立即意识到，他们的基地遭到了攻击。并且他们知道，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一定已经甩掉了攻击者。我们投掷出了一打多的火炮模拟器，我发射了一颗照明弹。营地后的第一小队更换弹药，队员们站起来，装入弹药，射击。特种部队队员做了正确的选择——跑。
两名游击队员跟着特种部队队员跳进了茫茫夜色中，在浓密的丛林枝桠间颠簸前行，跌跌撞撞地下山。当我们冲进营地的时候，仍然有两名游击队员呆呆地站在那里，举手投降。用枪指着他们的队员朝他们的脚下射击。
“趴下，混蛋，你们这些死人。”这两名游击队员被推倒在地。
我环顾四周。我们占领了营地，并骄傲地成为烤乳猪的新主人。
我大喊一声“时间胜于一切”，兄弟们开始踢倒帐篷，掀翻桌子，快速搜查背包，将搜到的每一张纸片塞进我们的制服上衣口袋。我呼叫“红狼”，几分钟之内第一架直升机在我们的头顶盘旋，扔下了撤出装备装备，钩住第一小队，快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然后，轮到我们。第二架直升机在营地上空盘旋，这个大鸟飞得越来越低，而旋转的机翼掀起的疾风吹乱了我们刚刚掀翻的一切，松针，又撩起了篷布、雨布，睡袋也被吹得飘了起来。兄弟们麻利地将自己挂靠在了撤出装备绳上，“宝贝仔”（Baby）上前，检查了一下挂扣是否牢靠，我紧挨着“宝贝仔”（Baby），挂上了最后一个环圈。我向着直升机伸出了拇指，而直升机机组负责人也做出了回应，伸出食指，向上指了指。绳头立刻被提起，我们一个接一个缓缓离开了地面。我靠近篝火，靠近烤猪。它闭着眼睛，烤轴穿过猪嘴，从尾部出来。在我的前面，“宝贝仔”（Baby）被提了起来，随着绳子越来越紧，我也感到了绳子的拉力。逃离黑暗，“宝贝仔”（Baby）冲着下面大喊。
“嘿”，他大叫着，“如果你带上这头猪，我会给你加分。”
我的脚正好摇摆在火堆上方，我向下伸了伸，使劲踢了猪一脚。烤轴断了，大猪掉进了炭火里，火星四起。我们缓缓升起，通过了绿树之间，然后直升机开始加速，我们被拉出了无边的暗夜。
通过撤出装备，我们与直升机连在了一起，我们呼啸着穿越黑夜，我像幽灵一样怪叫着。在我的上方，我的队员被串成一串，都伸着胳膊，风呼啸而过。脚下的森林，像一张铺开的无尽的黑地毯。我从两腿之间向下看去，篝火渐渐消失。直升机从右边向第二颗星飞去，我们正在飞行，自由地旋转，像《潘和他迷失的孩子们》（Peter Pan and his Lost Boys，电影）一样狂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