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着这样的一副我不熟的“爱”的途径，我原谅了他不面对的告别，甚至，在想到他的时候，心底渐渐多是温暖和祝福。这种感觉，让我的内心获得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放松。尽管，这份爱，像是夜空下的烛光，柔弱而渺小，看似微不足道。但我依旧能确切地知道它的出现来自某种不平凡，当我感到它的亮度和温暖时，就对自己默默盟誓，一定要珍惜它在生命中的出现，不管，是不是有人懂得，不管，是不是有人可分享。
“你说，那孩子，是我爸爸的吗？”朱莉的问题把我带回不浪漫的现实。
“肯定是吧！你怎么会这么想？”我笑道。
“我就是没办法想象啊！我爸爸，他，他，他怎么能当爸爸了呢！”
“哈哈，他也是你爸爸，好吗？他怎么不能当爸爸啊！”
“我是说，他怎么能‘又’当爸爸了呢？你说说，我爸爸，他可是个资深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怎么啦，马克思还有燕妮呢！毕加索还‘法共’呢！人家老婆情人孩子多了去了！”
“外国人不一样！”
“嘿，比生育能力中国人民绝对以数字说话啊！毛泽东比你爸更资深吧，好嘛，孩子可是一串儿一串儿的，听说过草地的时候贺子珍都用担架担着还噌噌地怀孕呢！”
“那他不是毛泽东嘛！”朱莉终于露出笑容，看起来情绪已离开谷底缓缓上升：“我不管，她真敢生我就敢揪她儿子几根儿头发测一下DNA！”
“为什么你认为是儿子？”
“我已经让一万步了，到最后我必须是我爸爸唯一的女儿！”朱莉嚷道，已全然是小女孩儿模样。
“要万一CHLOE要真又生一女儿呢？”
“抱出来掐死！”
“得了吧你，你武则天啊！”
“我要有武则天一半儿她早缺胳膊少腿儿进酒缸了！”
“进酒缸是慈禧干的吧？”
“管它呢！反正从来天下都是狠主儿的！”
“我看你也就过个嘴瘾！”
“要不然呢？”
“唉，原来你也是个银样镴枪头。”
“哈！你好意思说我吗？”
朱莉心情暂时平复，经过商量，我改签了机票，去美国跟戴庆回合开会。朱莉为了谢我陪她，贴心地让秘书帮我升等到商务舱。
我很开心要独自长途飞行，在那之前，每次出差都是跟戴庆同往。我跟戴庆没什么共同语言，所以每次都要努力挤出话题聊朱莉和公司发展，身心都不放松。
等登机之后，我就盼着旁边座位没人，希望这是一次不用应酬敷衍任何人的旅行。
也许是我发出去的信号太鲜明，我旁边果然没人，但就很奇怪地被空姐放了一个大提琴盒，她还在关舱门后贴心地帮那个大提琴扣上了安全带。
等起飞后的第一次送餐时，有一个年轻的男子从经济舱走过来，跟空姐要了餐单，翻看了一阵，指着大提琴盒一脸严肃地对空姐说：“给我太太来一份A餐，饮料要第一款红酒。”
空姐很职业地微笑点头，什么都没多说，并且不一会儿真的在大提琴盒旁边拉出小桌板，摆了一份餐和一杯红酒。
那男子看到送餐后满意地走了。
之后的几个小时他又出现过两三次，为大提琴盒要了橙汁，拖鞋，眼罩什么的。并且言必称大提琴为“我太太”。
等不知道飞到哪里的上空，夜幕笼罩，我在看了三个电影之后仍没有任何睡意。这时，空姐按服务安排给每个人都发放了一袋果仁和一小盒哈根达斯冰淇淋。我吃完自己的冰淇淋，看看旁边属于大提琴盒的那个冰淇淋盒已泛出了白霜，一时兴起，拿起那盒冰淇淋走去经济舱。
“呐，你太太给你的。”
这是我找到赵子骐时对他说的开场白，说那句话的同时，我把那盒哈根达斯递给他，那只是我为了打发无聊开的玩笑，并不知道，一语成谶，一个月之后，递给他冰淇淋的我，竟然真的成了他太太。
赵子骐是个大提琴手。
那次他去美国参加一个面试，在如何跟大提琴一同飞往美国的问题上，赵子骐和机场工作人员产生了分歧。大家对此都没有过硬的参考，最终，既不能托运又不能作为随身小件儿行李的大提琴必须补购一张飞机票。
可是由于当时距离起飞只有不到两个小时时间，经济舱已经全满，赵子骐不得已只能临时帮他的大提琴买了一张商务舱的机票，而，按照规定，他不能跟大提琴互换座位。
赵子骐只是一个乐团的演奏员，一张飞往美国的商务舱机票对他来说是不小的数字，可他在当时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等后来我们快速恋爱，结婚，我快速熟悉了他的习性，才明白所有的事的发生都取决于“习性”。
赵子骐就是那种内心神经质，会把事情安排得很慌张的艺术家。
而第一次见到他时，我看到他为大提琴点餐的那种“幽默感”，其实只是我的误解。
他在为大提琴要东西的时候完全是出于纯粹的愤愤不平而非任何趣味性。
并且，他把他自己没有做好足够准备工作的不周到迁怒于“境遇”。后来我多次听他跟不同的人以同样强烈的程度咒骂了航空公司。我开始同意，世上没有“受害者”。所有以“受害者”自居的人，都是对自己不够负责而又不愿意承担不负责后果的幼稚者。
我自己也是一样，作为一个情感面的幼稚者，我对赵子骐不够了解，对自己不够负责，就在时差不明的情况下投入进了一段突如其来的感情中。
虽然我们后来以跟进入婚姻关系一样快的速度结束了婚姻，但我一直执拗地对自己美化着我跟赵子骐的闪婚和闪离，用我最擅长的，也是唯一能说服自己相信的文艺小说情结。
直到，一年之后，一天，巧不巧的，我在电视上看到赵子骐，才第一次从他的角度略微客观地看待这个事件。当时他正在接受一个叫做《心理访谈》的节目。
他在提到我们的闪婚时如是说：“我从小就受我妈的控制，什么事儿她都控制。从我学琴到我每天穿什么衣服跟谁玩儿，没一件事儿不是她决定！而且，为了巩固控制，她老是变着法儿的恶心我，只要不是她做的决定，在她嘴里就会被说成一滩烂泥。我自己选的球鞋，我自己选的第二乐器，甚至是我们一起去吃自助餐我自己选的点心-只要不是她拿的主意，全不对！”
“我计划去美国也是想离她远点儿，省得一天到晚听她数落被她否定，我明明是个儿子，让她说的老跟个孙子似的。”
“‘你离不开我！’这是我妈的口头禅，她说这句的时候老狠呆呆的，到后来我都纳闷儿了，我离不开她，倒是好啊？还是不好啊？”
“我妈让我去欧洲，我非要去美国。等我抗争胜利决定去美国，她又非要挑学校。我没去我妈挑的那个学校，所以，面试没过，我犹豫半天，要不要给我妈打电话。最后还是硬着头皮打了一电话，果不其然，她一接电话立刻就说‘我就知道你过不了！’‘你不听我的你活该！’好像她就是在等待我的坏结果，好像我没通过她挺兴奋的！当时我整好在飞机上认识了我前妻，我为了在我妈面前装兴奋，就跟我妈说，我认识一人，一见钟情，通不通过面试压根无所谓，因为我恋爱了！我妈就跟诅咒一样，立刻说，飞机上认识的绝不是什么好人！你跟这种随便跟人搭茬儿的女人不可能幸福！我真急了，二十多年的压力嗡一下全涌一块儿了，我心里说，你不是不让我跟这人谈恋爱吗？我偏谈！我不但谈，我还要跟她结婚！我气死你！我就不信了！你不是要控制吗？我看我婚都结了你还能怎么控制！
“可婚姻是你自己的事儿啊？是你跟你选的妻子过，不是你母亲跟她过。”主持人阿朵说。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想把我妈气着，以宣泄我心头多年的恶气！而且，那时候年轻，总觉得不就结个婚吗？多大点儿事儿啊！”
“所以，你当初结婚，主要是为了对抗你的母亲？”阿朵又问。
赵子骐在电视里未置可否地半低着头，这时坐在他对面的几个心理专家开始分析。
我坐在电视旁，听几个陌生人在评论着我那桩短暂的婚事，那感觉奇怪极了。那之前，我并不知道赵子骐那么快向我求婚只是作为对抗他的奇怪母爱的一个招式。
人就是这样，有多少时候，我们身为“当事人”却明明就完全置身事外，又有多少时候，我们把“想象”误会成了解，把逃避解释是命运，我们自己在“知觉”面的不求甚解，怨不得遭遇是“水月镜花”。
回到那个初见的画面。
自从我们在飞机上认识之后，我就成了赵子骐在美期间的专职“顾问”。他不会填入境单，不会入住酒店，不会问路，甚至不知道吃什么，都会问我。
我们在下飞机之后很快就发展出形影不离的密切关系，再后来，又特别快的成了恋人。
我不记得我们有过什么浪漫的彼此表白，我就觉得以前没有见过一个男人的孱弱，当赵子骐以这种方式出现，然后毫不掩饰对我的百般依赖时，激活了我内心的某种“母性”。
所以当他以将近三十岁的高龄却内自然地带着哭腔说没通过面试时，我没想明白似地说要资助他留在美国自费学习。
赵子骐在节目里对此也有对照的说辞：“也不能说我完全不爱她，我们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门口，她跟我说她要资助我上学的时候，我那一刻特感动！”
“可是你想过没有，你感动的跟这个女人给你提供的帮助有关，这只是你对你自己内心需要被满足的一种反应，跟你爱不爱她似乎没有必然联系。”心理专家的的解说又毁了我自编自导的一段记忆。
我宁可相信我们的婚姻确实是基于爱情，就算那是个非常规的爱情。虽然我并没有足够的能反驳专家们的证据。
那么，我爱没爱过赵子骐呢？等关掉电视，我在离开那个事件已足够时日后自问。
答案是：好像没有。
似乎，唯一确定的是，我喜欢他拉琴时专注的样子。那样子让我想起武锦程说的那种“纯粹”。尤其是，当我感到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远离那种最初的纯粹后，我在赵子骐身上看到这一点，令我欣喜。
并且，他诚实。
我翻箱倒柜地在回忆中搜索，确实没有找到他说他爱我的画面。
连注册结婚的时候，他也没说过他爱我。
重要的是，我也没问过自己爱不爱他。
对于一个接近三十岁的女人来说，结婚还需要理由吗？
我不知道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多数女的在那个岁数的时候为什么像逃荒一样挤破头也要在三十之前挤进一桩婚姻。那种慌张似乎我们也不相信自己有可能拥有更好的，或起码是更从容的生活。
“拥有的是侥幸，失去的都是人生。”我在同意跟赵子骐结婚的时候心头响起的是张悬的这句歌词。
准备去领结婚证之前的那晚，我再次想起许友伦。
他出现在我即将嫁人的心头让我未知的婚姻被自己赋予了一些悲剧色彩。
虽然法律手续在即，但，连我自己都不太相信我就那么地从此属于另一个陌生人了。
我想象着许友伦的想象，关于我们再次见面的情形，我已经设想出不下一百次各种不同的画面，这一回，在新的想象中，我会问他：“失去我，你会不会遗憾？”
那想象中没有他的回答，不是不确定，是装不下。
我当时的内心早已被独角戏里敲边锣打边鼓一样密集的感怀填得满满的。
相对而言，应该说，艺术家赵子骐则坦荡得多。
“我除了拉大提，什么都不会。”这是赵子骐在向我求婚时除了“嫁给我”之外说的唯一一句话。
他的确是纯粹的，纯粹到懒得说谎。
在之后我们半年磕磕绊绊的婚姻中，他向我证实了这一点。
每天早上赵子骐都会闻鸡起舞似地在六点钟左右的时嗖地翻身下床，接着例行撒尿洗手，之后就直奔他的大提琴，一练习就是一上午。
在最初的一个月，每当我被他起床的大幅度动作扰醒又伴着他的琴声再次昏睡时，我都会在回笼觉的边缘微笑地想：“或许，这也是幸福吧。谁说跟别人不一样的幸福就不是幸福呢。”
是啊，有多少人在早上六点就能反复的听到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或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
如果那不是幸福，又是什么？
然而，当时间一点点向我证明赵子骐自己说的那句“什么都不会”在现实生活中有多么的“现实”，再有多少作曲家们传世的大作鼎力相助也无法让大提琴曲成为幸福生活的唯一指标。
我们结婚之后赵子骐还对成为新英格兰音乐学院一位着名的L姓大提琴家的弟子抱有幻想，甚至还对自己成为下一个YOYO MA或王健抱有幻想。
因此上，他在我的鼓励下为理想进行着最后一搏。
当然，我在鼓励他的时候并不了解他受到鼓励会是什么状态会。我就那么有口无心地鼓励了他，之后在我短暂的婚姻中，我必须为我的有口无心埋单。
我们的角色分配在勉强凑合到半年的婚姻中非常单调：
我在煮饭或叫外卖的时候，他在拉琴。
我在强颜欢笑使劲讨好他强势的妈时，他在拉琴。
我在公司开会应酬发出差加班的时候，他在拉琴。
我在捣鼓各种新置办的小家电的时候，他在拉琴。
我在修车买保险找发票的时候，他在拉琴。
我在帮他补交电话费邮箱费的时候，他在拉琴。
我在买基金算利息跟理财顾问讨论投资方向的时候，他在拉琴。
我头疼脑热痛经咳嗽崴脚或喝醉回家呕吐的时候，他在拉琴。
我第100次提醒他撒尿时马桶盖要掀起来，冲水时马桶盖要盖上的时候，他在拉琴，且下次照旧绝对不改。
赵子骐有一个习惯，所有打开的门都不记得关上，包括柜门，房门，或他自己裤子上的拉链。
我第100次提醒他打开过的门一定记得关上时，他在拉琴，且对我的提醒置若罔闻。
我的头上被他打开忘了关的橱柜门撞过三个大包，还有两次，他忘了拉裤子拉链儿导致内裤的颜色跟材质清楚地暴露在我一帮做时尚的朋友们面前，这个画面被那帮人反复八卦传播的时间比我的婚姻本身持续的时间还长。
就这样，不论巴赫，柴可夫斯基或是肖斯塔科维奇最终都未能让我们的婚姻出现奇迹得以对得起看客的持久。
08年新年过后，我们为春节到底去谁家过发生了争执。
其实我对回我父母家过年并没有太多热情，可一想要面对赵子骐那位坚持走“来者不善”路线的母亲，我宁可长假跟我自己的父母在一起。
我们耗在没结果的拉锯战中，导致两个人都没有买到年三十之前可以去任何地方的机票或火车票。
在春节来临的前一周，有天上午我起床之后，路过鞋柜时被脚踝被开着的鞋柜柜门划伤，我赶紧拖着伤脚去厨房壁柜放药的抽屉找药，一进厨房，看到冰箱的门也是大敞着，想必赵子骐早上在冰箱里拿过食物。我去把冰箱关上，心头郁积的不耐烦到达极限，就快速收拾好伤口，转回房间，把早预备好的户口本和结婚证放在一个文件夹里，一瘸一拐走过去打断正在练琴的赵子骐，说：“哎，你，别练了，给我一小时，咱俩先把婚离了吧。估计下星期民政局就该放假了。”
“你说什么？”赵子骐还在他的音乐世界中，两只眼睛全是月朦胧鸟朦胧的非现实神采。
“我是说，咱俩今天抽空离婚去吧！”我又耐心地重复了一遍。
“哦，也行。”赵子骐把琴扶好，伸出自己的左手在面前看了看，跟我商量说：“能让我把这个练习曲再来5遍吗？手刚热。”
“行，那咱们10点整出门，你看着点儿表。”
“好嘞。”他愉快地答应了。
我在大提琴低沉优雅的伴奏下从容地化了妆。
出门时脚踝还有点疼，赵子骐就挽着我。我低头时发现他皮夹克下面的裤子前拉链儿又忘记拉上了，三米之外都隐约可见他的秋裤。我没告诉他，低着头偷偷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