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回答，盯着他的脚癣问：“外，我问你，为什么，这个，叫做‘香港脚’？”
“哪有，这个才不是，只是普通真菌感染，哪有到那么严重！”
“我就是想知道嘛，为什么那种叫‘香港脚’？”
“很多都没理由的。那你知不知，为什么全世界球迷都叫国际米兰‘表妹’？”
“为什么？”
“我忽然不想讲了。”
“为什么？”
“因为，你握着我脚的样子好性感。”
我被他说的有点意乱情迷，赶紧拍拍他的脚底，掩饰地大声说：“药擦好了大佬。”
“你也再说一遍。”
“什么？”
“‘大佬’咯！”
“为什么？”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让你讲就讲咯。”他故意嗔怪。
“哦，大佬~”我心情好，用从港剧里学来的口音，做小女人状配合他。
“傻瓜！”
“大佬~”
“傻瓜，快过来给我抱抱。”
那是一次温暖的和好。多年之后，当回忆起那个情景，我生出一个感悟，我们常常说“温柔”，所以，“温柔”到底是什么？或许，接纳就是最好的温柔。接纳口音，接纳脚癣，接纳每个人不同的恋爱进度，接纳一个人身体的变化，接纳一个人固执地生活在他自己的节奏里。
不论男女，都会令人变得温柔。接纳的基础又来自敏感的察觉。人们常常只有在困境或逆境时才敏感于察觉，在顺境中则容易的麻木。足够敏感的人不会让两人之间的距离演变成鸿沟，不够敏感的人，就有可能让起初只是不一致的错落，渐渐变成无法挽回的各奔西东。
所以，情商是什么？或许，情商就是适当的时候，对别人的敏感超过对自己。
一个人的情商总是跟自我呈反比，情商越高的人越懂得控制“自我”。
显然，我的情商低下。
在我们第一次争吵又第一次和好的两三个星期之后。我的敏感消失在那一阵子平顺的日子里，我们俩的“自我”，蠢蠢欲动，即将酝酿出又一次轻度的“情变”。
那是个黄昏，我在许友伦的住处，我们又一次为决定不了晚饭吃什么而陷入沉默。
我们分别的提议都被对方一一否决，就在许友伦开始躁动的时候，我文艺病不定期发作，不合时宜地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
“你爱我吗？”
许友伦听我问这句，猛地一回头，瞪着我问：“你说什么？”
我被他回头的速度吓住，僵在那儿。
他长吁一口气站起来，边走向门口边抱怨到：“天黑了不懂得要开灯的吗，什么都要我做！”然后噼里啪啦地把客厅里的几个灯都打开。我尴尬又痛苦地在沙发里一动不动。他瞄了我一眼就扭身去凉台抽烟了。我从他的背影看到他强忍着才没说出口的三个字：“神经病。”
我眯着眼睛适应骤然亮起来的环境，适应不了，眼睛一酸眼泪自动生成。
那确实是我想知道答案的问题。
一个二十几岁的女的，在一个几度夕阳红的天色之下，问她的同居男友：“你爱我吗？”
这个场景放在任何一个爱情小说里都不算坏情节。
许友伦是学金融的，他的世界没有被小说感染太多，对他来说天黑了就要开灯，人饿了就要吃饭，而不是停下来对望和接吻，谁的眼神也不能照明，谁的口水都不能充饥。
我们处在几十平米的同一空间，却仿佛拥有两种质地不同的灵魂，它们像排异似的，在一个以爱为名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兼容的问题。
许友伦抽完烟回来发现我在掉眼泪，耐着性子过来坐在我旁边，伸手胡乱摸了摸我的头发问：“你也饿了吧，要不要出去吃饭了？”我在听到这句话之后甩了甩头，眼泪掉得更密集了。他终于完全失去耐心，“嗖”地站起来，开始大声讲广东话，边讲两只手还不停地挥舞着表达不满情绪的肢体语言。就算听不懂广东话，也没办法无视他的语气和肢体中大量的不耐烦，九个音节果然比四个音节丰富些，只听“当哩个当，当个哩个当”，没几个复句之后地把我满脑子塞着的小说画面撕碎成一地鸡毛蒜皮。
我悲伤成怒，冲他嚷说：“干嘛啊你，你直接说不爱就好了，既然不爱有什么不敢承认！有那么为难吗？”
这种无谓的对话以许友伦摔门而出结束，他临出去之前用最大程度接近标准的普通话狠狠说了句：“你这样我很累你知道吗？”
我不懂他的累，就像她不了解女人九曲十八弯的委屈。
许友伦走后我连生气带不解地陷入迷局：这“委屈”有那么难理解吗？
一个女人，猜疑身边关系紧密的女性朋友对自己的男朋友产生了暧昧的感情，难道这女的不可以要求男友赌咒发誓地向她承诺些什么来平复猜疑给她带来的折磨吗？
况且，即使许友伦跟我已经处于半同居的状态，即使我们的气味里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已融入了对方的气味，他也没有对我说过“我爱你。”
“你为什么不直接讲？我根本就不知道你的怀疑。”这是许友伦多年之后的说法。那时候，我们相继进入到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已具备正常的“听取”能力。
“我就是觉得你那阵子，好奇怪，我在你面前总有一种做什么错什么的感觉。”他说。
“那你怎么就不能简单的说你爱我就好了？”我说。
“本来要说，被你一问就说不出了，你就不要问啦，问的我好有压力！”
“我问了你都不说，不问你怎么可能说？”
“这种话当然要主动讲比较自然咯。”
“可你又不主动讲！”
“重点是我根本还来不及主动你已经问咯！”
“我问因为我不安。”
“你问的结果就是我很有压力。”
“如果我不问你真的会主动说吗？”
“感觉对就一定会咯！”
“什么才是感觉对啊？你重感觉，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觉？”
“有啊，所以才每次都是我迁就你。”
“我怎么觉得是我迁就你呢？”
“是我迁就你啦！”
“明明是我迁就你！”
恋爱好像长智齿，有的人一次成功，有的人多少次都不会成功，相同的是每次成长的过程都伴随着挣扎的痛。
对一件事的看待需要不同方式的聚焦。等我经由岁月的摆渡，终于到达对自己能略微客观看待的彼岸，也会嘲笑当初那个扭捏而委屈的自己：
为什么不能用简单陈述句直接说清你的怀疑？除了责怪之外为什么没有试试做任何正向的努力？为什么要挑一个对方饥饿的时候去问什么爱不爱这一类伤筋动骨需要体力的问题？
情商低下的女人最常见的病变就是怨。
和许友伦之间磨合的不顺利，刺激出了我很多新生的怨。
由于怨的还不太熟练，表现僵硬，向沙化的土地，任何温情的种子在这股僵硬的怨气里都难以存活。
在我逼问许友伦是否爱我的那个黄昏，他没有给任何答案就夺门而出。
两个小时之后他回来，手上拎着一个打包盒，我见他回来就转身进了客房。他也没理会，打开电视玩儿他的游戏。
我们开始了首次的冷战。
冷战持续了3天。
那真是漫长3的天。
为了不让刚旅行归来的CHLOE察觉我们的问题，我硬着头皮留在许友伦的住处跟他冷战。
我住在他的客房里，竖起耳朵听他的每一次动静。他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要么就是在客厅看电视打电动，要么就是不停地打电话。我听他在电话里跟不同的人谈笑风生就独自趴在桌上哭泣。每当他出门，我的心里就自动出现一个秒表，每次跳动都刷新着煎熬。等听到他回来又出现新一轮的紧张，这紧张在每次听到他脚步路过客房门口时再到达一个新的高峰，直到夜里他回自己的卧室关上房门，我紧绷的神经才能略微放松。可是我又很怕它放松，因为只要一放松，泛滥的委屈随即趁虚而入。
就这样鬼鬼祟祟过了三天，等到第三天夜里，我正在失眠和困倦中煎熬，终于，客房门被推开。
许友伦走过来，在我床边轻轻地坐下来，然后摸索着点燃一支烟。
我悄无声息的在黑暗中睁开眼睛，看着他手中的烟在我不远处时亮时暗。
那股我熟悉的烟草味道飘过来，放肆地地穿过我的呼吸，抵达我心底。
然后好像在那里，放了一个烟火。
烟抽到一半，他清了清喉咙说：
“小枝，我好怕这种感觉，这种，我让人失望的感觉，会让我对自己好失望。”
顿了顿又说：“如果拍拖是为了觉得自己好差，那为什么要拍拖？”
等抽完烟，他顺手把烟蒂丢在墙角的垃圾桶里，转向我，在黑暗中说：
“小枝，我都没试过跟同一个女人相处这么久，你明白吗，我已经好努力了。”
又坐了几秒，他鼓起勇气似地伸手掀起我的被角，躺过来，抱着我，在我耳边说：“不要闹了好吗，你知道，我其实在乎你的。”
我没说什么，只是蜷缩着靠近他。
然后我们就开始默默地靠近，寻找对方的温度，再有韵律地用自己的身体摩挲对方的身体那摩挲，好像为了要重新燃起某个火种，彼此的探索伴着心跳一撞一撞地用力，我们缠绕，揉捏，吞噬，说不清有多少是拥抱，多少是对抗。
许友伦用行动平复了我们表面上的嫌隙，而我内心的需求并未得到满足，猜疑也并未真的消解。
那时候我尚且不了解，男人用做爱解决女人关于爱的提问，也是一种无奈与可怜。
如果对一个男人来说出现了用做爱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大概，那才真的是问题了。
我想以CHLOE的聪明她一定感到了我对她越来越难以掩饰的敌意，可她就是若无其事的还像最初一样跟许友伦和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有一天晚饭后我跟许友伦正从外面散步归来，在院子里碰上CHLOE。
她远远看到我们就使劲儿招手，露露跟在她身后拼命摇尾巴。
我当时没想到，那是我最后一眼看到那条叫做陈白露的雪纳瑞犬。
等我们走近，CHLOE有点激动地说：“你们快来，那儿有一人准备跳楼呢！”
我们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才发现许友伦住的那个单元的楼下站着围观的人群。那时候已是盛夏，SARS也是强弩之末，整个春天自行隔离的人们几乎雀跃地加倍珍惜适合放风的时光。
“哪里有人跳楼？”
“跳楼的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跳楼？”
我们走近人群，大家议论纷纷，仔细一听都是在交换着以上这几个同样的问题，没有人有答案。
在CHLOE指指点点的解说下，我仰起头，的确看到院子那栋楼的大概13，4层，有一个人骑在阳台上，我们这些围观的人能清楚的看到她悬在阳台外的那只脚上穿着的凉鞋的鞋底。
“有没有人报警啊？”许友伦大声对着人群问。有几个人回头，脸上都挂着看热闹的兴奋和几乎是差不多程度的茫然。
许友伦赶紧拿出手机拨打110，同时又对着人群问“有没人找过物业？”
这次回答的人了几个，然后人群如梦方醒地开始从纯八卦的讨论转向思考对策。
我回头看许友伦，为他迅速理清重点而心头滋生出新的爱情。我的眼神路过CHLOE时发现她也在看他，我内心在刚充满爱情的细胞附近又窜出一阵厌烦。
CHLOE没理会我明显的脸色，她只顾积极地配合许友伦在想办法搭救那个几十米高空中的陌生人。
日后我在跟许友伦吵架的时候常常攻击他“出风头”“逞英雄”，仿佛忘了另外一些时候如何自内心赞赏他的“仗义”和“热情”。
实则这两种听起来完全不同的评价，根本就是同一回事的不同修辞。
那天，大概半个小时之后，邻居跳楼的事件得以平息。在及时赶来的警察的专业操作下，那个陌生人主动放弃了跳楼的念头。
当她那条挂在阳台外的腿在华灯初上时终于收了回去，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和许友伦，CHLOE激动地互相击掌拥抱，我的芥蒂在人命关天的时刻识趣地暂时隐匿在了心底的暗处。
等跟我们拥抱完，CHLOE看了看脚下，惊慌地问道：“露露！咦？露露呢？”
露露不见了。
我们开始了分头的寻找，找遍了整个住宅区，没看到露露。
许友伦又跑到住宅区外，逐一询问了每一个商铺，也没有人看到过露露。
住在我们小区的很多芳邻都对那天有深刻的记忆。先是有人要跳楼，后来是有几个人楼前楼后的大叫“露露”和“陈白露”这两个名字。
期间有两个名字叫“露露”或“璐璐”的邻居回应了我们的呼唤。她们不是恶作剧，那个发音确实是她们的名字，况且CHLOE的呼喊越来越凄厉，听上去的紧急程度，像是如果没人答应就会发生比跳楼更惨烈的事件。
芳邻们还记得，那天入夜后，在多数人都已经上床睡觉的时分，那个持续喊了两三个小时“露露”和“陈白露”的女声在消停了十分钟后，猛然爆发出骇人的尖叫，继而转化成厉声的大哭，且又持续了很久。
CHLOE发出这声哭喊的时候我还在徒劳无功地对着草丛以我自己听得见的声音继续喊着“露露”。
听到她瘆人的哭声，我猜我们寻找露露的工程大概要宣布以失败告终了。
我朝她的方向走去，这时，在月光下，我看到许友伦从另一个方向奔向CHLOE。
等奔到近前，CHLOE仿佛一瞬间要晕倒似地整个人晃了晃，许友伦就伸手去接住她，她也就势把自己放过去，他们愿打愿挨地抱在了一起。
她继续哭，他的两只手一只放在她的头发上，另一只拍打着她的背。
我听不到他说什么，但我确定以他的个性一定不吝惜安慰的言语。
如果那个画面换成两个其他的男女，我想我会十分感动于整个剧情。
然而那是CHLOE和许友伦。
且许友伦安抚她的样子和那天他在超市门口对待我的情形如出一辙。
刹那间，我对我和许友伦的感情产生了颠覆式的怀疑：也许他就是享受这种救世或救世未遂的感觉。也许他从任何一个女人崩溃后对他的依恋中都能获得同等的快感。我真的看不出除了先来后到之外，我和CHLOE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假如真是这样，爱情对他来说，岂不是唾手可得？反正这世界上有的是因各种原因随时准备崩溃的女人。
我这样忿忿地想着，冷冷地看着他们在月光下的剪影。我的心底有最后一丝念想，希望许友伦会忽然想到我或起码四下张望找一找我。然而没有，时间不屑地在我们三人之间的空中自顾自地流走，他们就那样行为艺术似的抱了很久，抱得我心乱如麻。
我延着反方向的墙根儿溜回许友伦的住处，然后坐在门口的地垫上等他回来。我在那儿坐了一个小时，那是我人生中过得最难耐的一个小时。
在那一小时里，随着耐心的流逝，我的愤怒和悲伤占了上风，我开始忍不住地抽泣，想到为此要跟许友伦分手而预支了很多悲伤。
离开许友伦的住处之后我去了朱莉那儿。
那是当时全北京我唯一能想到的去处。
朱莉对我的忽然到访和我带来的消息没有特别的意外。在听完我的哭诉后，她镇定地总结到：“ALLEN这个人吧，做朋友绝对是特好的朋友。他又仗义，又热情，对人又好。可问题是呢，他对谁都好。所以做男朋友就成问题了。我总觉得，他似乎还没有准备好让自己完全属于某一个人。你知道，有种男的是有‘超人情结’的，这种男的还挺多的。他们喜欢被需要的感觉--被一个人需要肯定没有被所有人需要来得过瘾。我认为你不用怀疑，ALLEN一定是爱你的。但你不能要求一个人爱你爱到要泯灭天性--你自己也做不到，是吧？”
朱莉就这样言简意赅地总结完了许友伦的特点。听完她的总结，我收起了悲伤。不是真的不再悲伤，而是，在这么理智的评论下，如果还悲伤，似乎就矮化了朱莉无懈可击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