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生大概认定弄臣只是弄臣，其余一切，尤其国家大事，便与他们无干，所以不相信《史记》里那些关于屈原政治生活的记载。《史记·屈原传》未必全部可靠，正如《史记》的其它部分一样，但那不能不说是“事出有因”。孙先生说它没有“史源”，许是对的。但说是“史源”便可靠，是“传说”便全无价值，却不尽然。依我看来，倒是官方或半官方式的“史源”可靠的少，而民间道听途说式的“传说”，十有八九是真话。你不能专从字面上读历史，《史记·屈原传》尽管是一笔糊涂账，可是往往是最糊涂的账中泄露了最高度的真实。从来“内廷”和“外廷”的界限就分不清楚，屈原是个文学弄臣，并不妨碍他是个政治家。从“赘婿”出身的淳于髡，不正是个“滑稽多辩”的文学弄臣吗？如果孙先生不又抹煞“传说”的话，淳于髡不也曾带着“黄金千镒，白璧十双，车马百驷”为齐使赵，而得到成功吗？因此，我们又明白了，“滑稽多辩”是弄臣必需的条件，也是使臣必需的条件，正如作为辞赋起源的辞令，也就是那人臣们“使于四方”用以“专对”的辞令，“登高能赋”是古代“为大夫”的资格，也合了后世为弄臣，为使臣的资格，弄臣与使臣，职务虽然两样，人物往往不妨只有一个，也许正因屈原是一个“博闻强志……娴于辞令”的漂亮弄臣，才符合了那“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漂亮外交家的资格。战国时代本不是一个在传统意义下讲资格，讲地位的时代，而是一个一切价值在重新估定的时代，那年头谁有活动的能力，便不愁没有活动的机会。讲到身分，苏秦、张仪也够卑贱的，然而不妨碍他们致身卿相，然则在另一属性上身分也是卑贱的屈原，何以不能做三闾大夫和左徒呢？在屈原看来，从来倒是“肉食者鄙”，而你看，奴隶群中却不断的站起了辉煌的人物：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屈原，自己一个文化奴隶，站起来又被人挤倒，他这段话真是有慨乎言之啊！一个文化奴隶（孙先生叫他做“文学弄臣”）要变做一个政治家，到头虽然失败，毕竟也算翻了一次身，这是文化发展的迂回性的另一方面。
六
中国文学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传统，一个是《诗经》，一个是《楚辞》，历来总喜欢把它们连成一串，真是痴人说梦。《诗经》不属本文的范围，姑且不去管它。关于《楚辞》这传统的来源，从来没有人认真追究过，对于它的价值，也很少有正确的估计。我以为在传统来源问题的探究上，从前廖季平先生的《离骚》即秦博士的《仙真人诗》的说法，是真正着上了一点边儿，此外便要数孙先生这次的“发疑”，贡献最大。像孙先生这样的看法，正如上文说过的，我从前也想到了。但我以为光是这样的看法，并不能解决《离骚》全部的问题，质言之，依孙先生的看法，只可以解释这里面男人为什么要说女人话，还不能解释人为什么要说鬼话（或神话）。自“驷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风余上征”以下一大段，中间讲到羲和，望舒，飞廉，雷师，讲到宓妃，有娀，有虞二姚，整个离开了这个现实世界，像这类的话，似乎非《仙真人诗》不足以解释。（当然不是秦博士的《仙真人诗》，屈大夫为什么不也可以作这样的诗呢！）关于这点的详细论证，此地不能陈述。总之，我不相信《离骚》是什么绝命书，我每逢读到这篇奇文，总仿佛看见一个粉墨登场的神采奕奕，潇洒出尘的美男子，扮演着一个什么名正则，字灵均的“神仙中人”说话，（毋宁是唱歌。）但说着说着，优伶丢掉了他剧中人的身分，说出自己的心事来，于是个人的身世，国家的命运，变成哀怨和愤怒，火浆似的喷向听众，炙灼着，燃烧着千百人的心--这时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演戏，还是骂街吧！从来艺术就是教育，但艺术效果之高，教育意义之大，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诗经》时代是一个朴质的农业时代，《三百篇》的艺术效果虽低，但那里艺术与教育是合一的。到了战国，商业资本起来了，艺术遂随着贵族生活的骄奢淫逸，而与教育脱节，变成了少数人纵欲的工具，因之艺术工作者也就变成了为少数人制造这种工具的工具。这现象在《诗经》时代是没有的。屈原的功绩，就是在战国时代进步的艺术效果之基础上，恢复了《诗经》时代的教育意义，那就是说，恢复了《诗经》时代艺术的健康性，而减免了它的朴质性。从奴隶制度的粪土中不但茁生了文学艺术，而且这文学艺术里面还包含了作为一切伟大文学艺术真实内容的教育意义，因此，奴隶不但重新站起来做了“人”，而且做了人的导师。《离骚》之堪“与日月争光”，真能如孙先生所说，是“汉以还人误解”了吗？
七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孙先生的误会，是把事实看倒了头，那便是说，事实本是先有弄臣，而后变成文人，（而且不是一个寻常的文人！）孙先生却把它看成先有文人，而后变成弄臣。这一来，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依我们的看法，是反抗的奴隶居然挣脱枷锁，变成了人，依孙先生的看法，是好好的人偏要跳入火坑，变了奴隶，二者之间，何啻天渊之隔！没有人愿做奴隶，没有人愿看着好好的人变成奴隶，更没有人愿看见他自己的偶像变成奴隶，所以依照孙先生指出的事实，加上他的看法，文艺界对他群起而攻之，是极自然的现象，反之，假如他们不这样做，那倒可怪哩！
我曾经深思过，以孙先生的博学和卓识，何以居然把事实看倒了头呢？恕我不敬，我的解答是下面这一连串东西：士大夫的顽固的道德教条主义--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优越感--封建生产关系的狭隘性的残余意识，因为上述的这些毒素，因为压迫者对于被压迫者的本能的嫌恶，孙先生一发现屈原的那种身分，便冒火，他是“嫉恶如仇”的，所以要“除恶务尽”，他的正义感使他不问青红皂白，看见奴隶就拳打脚踢，因此他虽没有把一切于屈原有利的都否认了，他确乎把一切于他有损的都夸大了。“缺少屈原也没来头，即使我真是‘信口开河’……也不应得什么罪过，”他还说。先生！这就是罪过。对奴隶，我们只当同情，对有反抗性的奴隶，尤当尊敬，不是吗？然而，摧残屈原的动机是嫌恶奴隶，救护屈原的动机也还是嫌恶奴隶啊！文艺界也是见奴隶就冒火的，所以听人说屈原是奴隶就冒火。为了嫌恶奴隶，他们与孙先生是同样的勇敢，因为在这社会制度下，对于被压迫者，人人都是迫害狂的病患者啊！
我们当怎样估计过去的每一个伟大艺术家呢？高尔基指示我们说，应该从两方面来着眼，一方面是作为“他自己的时代之子”，一方面就是作为“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加者”。我们要注意，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屈原，一个是“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集体精神的屈原，一个是“露才扬己，怨怼沉江”的个人精神的屈原。在前一方面，屈原是“他自己的时代之子”，在后一方面，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的斗争的参加者”。他的时代不允许他除了个人搏斗的形式外任何斗争的形式，而在这种斗争形式的最后阶段中，除了怀沙自沉，他也不可能有更凶猛的武器，然而他确乎斗争过了，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加者”。如果我也是个“屈原崇拜者”，我是特别从这一方面上着眼来崇拜他的。
（原载1945年10月《中原》第2卷第2期）
人民的诗人--屈原
古今没有第二个诗人像屈原那样曾经被人民热爱的。我说“曾经”，因为今天过着端午节的中国人民，知道屈原这样一个人的实在太少，而知道《离骚》这篇文章的更有限。但这并不妨碍屈原是一个人民的诗人。我们也不否认端午这个节日，远在屈原出世以前，已经存在，而它变为屈原的纪念日，又远在屈原死去以后。也许正因如此，才足以证明屈原是一个真正的人民诗人。惟其端午是一个古老的节日，“和中国人民同样的古老”，足见它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如何不可分离，惟其中国人民愿意把他们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转让给屈原，足见屈原的人格，在他们生活中，起着如何重大的作用。也惟其远在屈原死后，中国人民还要把他的名字，嵌进一个原来与他无关的节日里，才足见人民的生活里，是如何的不能缺少他。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过去屈原是与人民结合着的，也保证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
是什么使得屈原成为人民的屈原呢？
第一，说来奇怪，屈原是楚王的同姓，却不是一个贵族。战国是一个封建阶级大大混乱的时期，在这混乱中，屈原从封建贵族阶级，早被打落下来，变成一个作为宫廷弄臣的卑贱的伶官，所以，官爵尽管很高，生活尽管和王公们很贴近，他，屈原，依然和人民一样，是在王公们脚下被践踏着的一个。这样，首先在身分上，屈原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
第二，屈原最主要的作品--《离骚》的形式，是人民的艺术形式，“一篇题材和秦始皇命博士所唱的《仙真人诗》一样的歌舞剧”。虽则它可能是在宫廷中演出的。至于他的次要的作品--《九歌》，是民歌，那更是明显，而为历来多数的评论家所公认的。
第三，在内容上，《离骚》“怨恨怀王，讥刺椒兰”，无情地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严正地宣判了他们的罪状，这对于当时那在水深火热中敢怒而不敢言的人民，是一个安慰，也是一个兴奋。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离骚》的成功不仅是艺术的，而且是政治的，不，它的政治的成功，甚至超过了艺术的成功，因为人民是最富于正义感的。
但，第四，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只等秦国的大军一来，就用那溃退和叛变的方式，来向他们万恶的统治者，实行报复性的反击。（楚亡于农民革命，不亡于秦兵，而楚国农民的革命性的优良传统，在此后陈胜吴广对秦政府的那一着上，表现得尤其清楚）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地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屈原的言、行，无一不是与人民相配合的，虽则也许是不自觉的。有人说他的死是“匹夫匹妇自经于沟壑”，对极了，匹夫匹妇的作风，不正是人民革命的方式吗？
以上各条件，若缺少了一件，便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诗人。尽管陶渊明歌颂过农村，农民不要他，李太白歌颂过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为他们既不属于人民，也不是为着人民的。杜甫是真心为着人民的，然而人民听不懂他的话。屈原虽没写人民的生活，诉人民的痛苦，然而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原载1945年6月《诗与散文》诗人节特刊）
孟浩然
（689-740）
当年孙润夫家所藏的王维画的孟浩然像，据《韵语阳秋》的作者葛立方说，是个很不高明的摹本，连所附的王维自己和陆羽、张洎等三篇题识，据他看，也是一手摹出的。葛氏的鉴定大概是对的，但他并没有否认那“俗工”所据的底本--即张洎亲眼见到的孟浩然像，确是王维的真迹。这幅画，据张洎的题识说：
虽轴尘缣古，尚可窥览。观右丞笔迹，穷极神妙。襄阳之状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马--一童总角，提书笈负琴而从--风仪落落，凛然如生。
这在今天，差不多不用证明，就可以相信是逼真的孟浩然。并不是我们知道浩然多病，就可以断定他当瘦。实在经验告诉我们，什九人是当如其诗的。你在孟浩然诗中所意识到的诗人那身影，能不是“颀而长，峭而瘦”的吗？连那件白袍，恐怕都是天造地设，丝毫不可移动的成分。白袍靴帽固然是“布衣”孟浩然分内的装束，尤其是诗人孟浩然必然的扮相。编《孟浩然集》的王士源应是和浩然很熟的人。不错，他在序文里用来开始介绍这位诗人的“骨貌淑清，风神散朗”八字，与夫陶翰《送孟六入蜀序》所谓“精朗奇素”，无一不与画像的精神相合，也无一不与浩然的诗境一致。总之，诗如其人，或人就是诗，再没有比孟浩然更具体的例证了。
张祜曾有过“襄阳属浩然”之句，我们却要说：浩然也属于襄阳。也许正惟浩然是属于襄阳的，所以襄阳也属于他。大半辈子岁月在这里度过，大多数诗章是在这地方、因这地方、为这地方而写的。没有第二个襄阳人比孟浩然更忠于襄阳，更爱襄阳的。晚年漫游南北，看过多少名胜，到头还是“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实在襄阳的人杰地灵，恐怕比它的山水形胜更值得人赞美。从汉阴丈人到庞德公，多少令人神往的风流人物，我们简直不能想象一部《襄阳耆旧传》，对于少年的孟浩然是何等深厚的一个影响。了解了这一层，我们才可以认识孟浩然的人，孟浩然的诗。
隐居本是那时代普遍的倾向，但在旁人仅仅是一个期望，至多也只是点暂时的调济，或过期的赔偿，在孟浩然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事实。在构成这事实的复杂因素中，家乡的历史地理背景，我想，是很重要的一点。
在一个乱世，例如庞德公的时代，对于某种特别性格的人，入山采药，一去不返，本是唯一的出路。但生在“开元全盛日”的孟浩然，有那必要吗？然则为什么三番两次朋友们伸过援引的手来，都被拒绝、甚至最后和本州采访使韩朝宗约好了一同入京，到头还是喝得酩酊大醉，让韩公等烦了，一赌气独自先走了呢？正如当时许多有隐士倾向的读书人，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在他这回，无疑的那成为默契的对象便是庞德公。孟浩然当然不能为韩朝宗背弃庞公。鹿门山不许他，他自己家园所在，也就是“庞公栖隐处”的鹿门山，决不许他那样做。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
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这幽人究竟是谁？庞公的精灵，还是诗人自己？恐怕那时他自己也分辨不出，因为心理上他早与那位先贤同体化了。历史的庞德公给了他启示，地理的鹿门山给了他方便，这两项重要条件具备了，隐居的事实便容易完成得多了。实在，鹿门山的家园早已使隐居成为既成事实，只要念头一转，承认自己是庞公的继承人，此身便俨然是《高士传》中的人物了。总之，是襄阳的历史地理环境促成孟浩然一生老于布衣的。孟浩然，毕竟是襄阳的孟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