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审美人生--开启闻一多心灵门户的新视角
闻立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
闻一多原来还是一位美术家的历史，鲜为人知，即使少数研究者和美术界人士有所了解，却也较少从美术家的角度去理解他人生追求的轨迹、解读其思想发展的脉络，这似乎是闻一多研究中的一个不小的空白点。其实，这一未曾很好开拓的视角，正是走进闻一多心灵门户的途径，是解读其思想脉络、透视其精神世界的重要切入点。
灵魂深处的心声 美与爱的交响
闻一多是一位学者型的艺术家诗人，诗人艺术家型的学者，又是诗人艺术家和学者型的斗士。
从1899年11月24日到1946年7月15日，在闻一多四十七年短暂的生命里，艺术家诗人、学者、斗士三重品格，综合互动，曲折发展，却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不懈的追求--美：纯美的艺术，醇美的生命，审美的人生；自始至终怀着一颗真挚博大的爱心。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与闻一多门窗相对、朝夕相处、无话不谈的吴晗最贴近战友的心灵。1947年朋友遇难周年，他就指出：“一多一生在追求美，不只是形式的美，而是精神上的美、真、善。早年搞诗是为了美，中年弄文学也是为了美，晚年努力于民主运动也是为了美，追求的方式有变化，目标却从来没有变。”
一个“美”字，一语中的，道出了闻一多生命追求的核心。
冰心也堪称闻一多的知音，她以女诗人的慧敏，最能体悟挚友的诗心，她说：“他正直，他热情，他豪放，他热爱他的祖国，热爱他的亲朋，热爱一切值得他爱的人和物。他是一团白热的火焰，他是一束敏感的神经。”
一个爱字，点破了闻一多生命中的谜题。
的确，在闻一多生命核心中内含着一个炽热的理念，一条鲜明的主线--爱。早在1916年，他就认为新君子应以“博爱为本”。他曾对友人熊佛西说：“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他的爱炽热、博大、深沉，囊括了亲朋妻子儿女、“如花的祖国”和它的文化历史、人民和它的伟烈先贤。他爱大自然“白石的坚贞和大海、爱一幅国旗在风中招展”。
从《西岸》到《红烛》，从《死水》到《奇迹》，从“五四”之夜心情激荡地在清华园里贴出《满江红》到昆明至公堂悲壮的最后一次演讲。正是这强烈执着博大的爱，这至死不渝的生命醇美的追求，推动着、主导着闻一多的言与行、说与做，奏出了闻一多的生命之歌。
美司斯（muses）宣言 人的觉醒 美的追寻
闻一多的人生道路是从美术开始的。他幼年即爱好美术文学，青少年在清华十年，曾由美籍女教师司达尔辅导美术启蒙，1922年到美国留学三年，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美术学院和纽约美术青年联盟深造。1925年回国，在艺专任教，从此曲折却坚定地走上了追寻至美的不归之路。
1920年，“五四”运动过去不久，清华园里一些青年学子，成立了一个以希腊艺术女神缪斯命名的艺术社团--“美司斯”，专门研究艺术与人生这一重大主题。发起人闻一多、梁思成、浦薛凤及杨廷宝、方来等五人起草了《宣言》：
“我们深信人类的进化是由物质至于精神，即由量进于质的。生命的量至多不过百年，他的质却可以无限的往高深醇美的境域发展。生命的艺化便是生命达到高深醇美的鹄的的唯一方法。” “我们既相信艺术能提高、加深、养醇、变美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要实行探搜‘此中三昧’，并用我们自己的生命作试验品。”
此前，闻一多连续发表文章，明确认为“若以‘饭碗’或延长生命为人生惟一目的，什么理想的感情，一概不管，我们只要仔细想想，人类的生活与下等动物的，有什么区别，便当惊讶、羞赧，且捶胸狂叫：‘人’呀！你如何不做脑筋的仆役，而做肚皮的奴隶？”他说人的天性就要研究、批评、改良，“没有这种天性，人不会从下等动物进化到现在的地位”，“有人自视为世界的旅客，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世界文明的进步同美术的进步，成一个正比”，“人的所以为人，全在有这点美术观念。提倡美术就是尊重人格”。他甚至引用纳斯根的话说：“生命无实业是罪孽，实业无美术是兽性”。
正如康德所说：“人本身就是尊严”。闻一多首先非常自觉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人与动物的区别，认为“若没有灵魂，算得了人吗？” “长此以往，那只有让我们慢慢变成禽兽了吧。”
而更早的少年时代，1914年，十四岁的闻一多就发表了古文《名誉谈》，把“名”视为人的第二生命，其久暂大小取于自己人格之高下，而人格之高下又是以“有益于人群之深浅高下为准衡”。后来又强调要“成为自动的、有个性的国民，不应逼迫他们俯首贴耳做威权的奴隶”。
这些青少年时代的文字，思想未必完全成熟，却充分显示其人生观念的初步形成，起点很高。《美司斯宣言》正是闻一多和“五四”时代一些青年生命意识、生命意志觉醒的集中表现，是“人”的自觉的激情呼唤，也可以说是闻一多人生道路的第一篇宣言。
《美司斯宣言》明确了生命的意义，明确了追求“提高、加深、养醇、变美生命”的目的，而且明确了提升生命价值、艺化生命的途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觉悟到“要用自己的生命作试验品”。
自觉地追问生命的意义，追求生命的价值，追求独立个性、自由思想；自觉地区别于动物、木石、“人生过往的旅客”、“威权的奴隶”，追求人作为大写的“人”的尊严；追求生命的“艺化”，追求生命的醇美，用生命作试验，用生命创造美，这也正是闻一多人生道路的起点、动力和归宿。
美真善的升华 生命美的极至
闻一多对美的追求是逐步深化、渐次发展升华的。
作为艺术家、作为诗人，他追求艺术美，向往艺术的“纯形”，追求“有意味的形式”，追求形式美、色彩美；他探索新诗的秘密，明确追求“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他接受西方艺术的审美熏陶，也追求东方艺术之美。“以为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应是时代的经线和地方的纬线编织的一匹锦”。
作为艺术家诗人，他更追求艺术内涵的精神美，他清醒地意识到诗的“意义”和“意味”的关系。他认为诗的真价值在内的元素，不在外的元素。“文学是要和哲学不分彼此，才庄严，才伟大，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只有浅薄的、庸琐的、渺小的文学，才专门注意花叶的美茂，而忘掉那最原始、最宝贵的类似哲学的仁子”。
作为艺术家诗人，他更加关注追求自身的人格美。追求人的解放，向往人的价值与尊严，追求独立的人格，向往人生审美的精神境界。所以，早在1920年，闻一多已经醒悟到“人之所以为人，全在有这点美术观念，提倡美术，就是尊重人格”。
晚年，他更明确坚定地说：“要紧的是做一个‘人’，真正的人，不做奴隶。”他认为“屈原最突出的品格，无宁是孤高与激烈。一个孤高与激烈的奴隶，决不是一个好奴隶，所以名士爱他，腐儒恨他。可是，一个不好的奴隶，正是一个好的‘人’。”
大约1928年之后，闻一多的研究方向从诗与艺术转向了文学。从此在学术领域继续他至真至美的追求。作为一个学者，闻一多经过十年的苦心探究，从杜甫出发，进入了唐诗的海洋，又溯源而上，研究《诗经》、《楚辞》、《庄子》、《周易》、古代神话，旁及史前人类学、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终于进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寻找到中华文化的源头。他清醒地评析五千多年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封建文化和“本土文化”，惊喜地发现那遥远的上古年代的神秘与美丽，赞颂那华夏民族的原始生命力的美。
闻一多痴心地在艺术中、在诗歌里寻求美的理想，却总和黑暗的社会现实存在巨大的落差。他苦心埋头的学术研究不能遏制现实的恶性发展，他的敏感的神经使他不能不做出鲜明的善恶美丑的判断与选择，他的良知使他不能不走出心爱的画室与书斋，加入争取民主自由、社会进步的斗士们的行列。1944年，他写信给堂弟说：“今日之事，百孔千疮，似若头绪纷繁，而夷考其实，则一言可以尽之，无真正民主政治是也。故享自由若为我辈之权利，则争自由则为我辈之义务。明乎权利义务之不可须臾离，则居今之世，我辈其知所以自处矣。”
于是，他自觉地作为一名斗士，进一步去追求社会的美。从个人的解放，到人民的解放，从个人的尊严与价值的追寻，到追求人民的价值与尊严，追求他所明确提出的“人民的世纪”、“民主的中国、人民至上的国家”。
作为一名诗人艺术家和学者型的斗士，他确实是把他投身的社会斗争当作一种虔诚的信仰、一种纯真崇高的美来追求的。他向往追寻的美好社会，正像艺术家们心目中圣洁美丽的女神。
他用诗人艺术家的语言告诉同学们：“什么是民主？民主好比一个非常美丽的少女。她远远地站在江河对岸，赤裸裸的，你得翻山越岭涉水渡河去追求她、爱她。”
闻一多全身心为实现这美好的理想而日夜奔忙，真正做到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最后，在血雨腥风白色恐怖中，他拍案而起，视死如归，面对罪恶的枪口毅然宣告：“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闻一多实现了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自己的诺言：“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说法不可了。”
闻一多实践了青年时代的人生宣言《美司斯宣言》，以自己的生命作试验，“提高、加深、养醇、变美我们的生命”，实现了人的真价值，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奇迹”，获得了“闪着宝光的整个的，正面的美”，实现了他的审美人生，终于达到了、创造了现代“人”生命美的极致。
宇宙的大谜题 生命美的奇迹
闻一多理念中美的核心与最高境界，是生命美的追求，是“提高、加深、养醇，变美我们的生命”。
从少年时代起，闻一多始终在苦苦地思考、探索着这一人生的最大谜题：如何看待生与死。1922年在美国，他的两位同班留学生不幸去世，他写信告诉吴景超说，“两件死的消息令我想到更大的问题--生与死的意义……宇宙的大谜题！”痛苦与深思使他“这几天神经错乱，如有所失，他们说我要疯。”他在给弟弟信中说：“近数年来，不知何来如许愁苦？纵不思乡，岂无他愁？大而宇宙生命之谜，国家社会之忧，小而一己之身世，何莫非日夜啮吾心脏以逼我入于死之门者哉！”
生命在闻一多看来，是肉体与灵魂两者合并而成的。“肉体是方法，精神是目的”，“精神是字，肉体是写字的笔”，“若没有字，笔也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字写完了，笔可以抛掉。字到底比笔要紧些”。因此，为了灵的完美，不惜做出肉体的牺牲。他在《红烛》中把红烛分为躯体和灵魂两部分，要捣破躯体的监狱救出灵魂。一位留学生因学不得志，投湖自尽。闻一多给梁实秋信中说：“这位烈士知生之无益，有死之决心，而果然死了。要死就死，我佩服，我佩服，我佩服，我要讲无数千万个‘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