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多伦多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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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明天玉琪一个学生举家搬回香港,好歹今晩要请杨老师和“西母”吃顿饭。请玉琪吃饭是请不动的,但是明天就“拜拜”了,不能不去的。来了十来个学生一起热闹,有香港移民的,台湾移民的,大陆移民的。他们管在加拿大出生的中国人,叫“竹笙仔”,就是竹子两节中间的那层膜,意思是西人把他们当中国人,中国人认为他们不懂中国文化把他们当西人,他们两头不通。中国移民中,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港人蜂拥,这两年不少港人又返回香港。讲国语的人越来越多,去大陆的人也越来越多。一位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说,他二十年前去昆明,一位十岁孩子很神气地说:美国算什么?这种对美国的一无所知令他吃惊。去年去南通,又一位十来岁的孩子说:我长大要考哈佛!这种言必称哈佛的口气也令他吃惊。他说中国的变化太大了。

玉琪正在把中国的变化搬进多伦多。玉琪在多伦多新开的一家中文书店,由大陆十六家出版社供书,一下成为多伦多最大的中文书店,大陆的书一下蜂拥进北美。今天玉琪走进书店,一位顾客说:你就是杨先生吧?报上天天在连载你的事。玉琪脸上一派茫然。他只是想做事,想做没有做过的事,画没有画过的画。他的内心深处有一股什么劲,总想实现自己的能力,再实现自己的能力。他说西方人重结果,中国人重过程。他么,不是不重结果,不过他的兴趣只在过程。他那张脸,笑眯眯圆乎乎的,像一只很招人的皮球,很容易使大大小小的球滚到他周围。一般人看到的,是他画画,或者他教画,或是他开书店。看不到的,是他发一只球要连续击中五六只球,做一件事要达到几个目的,虽然一个人其实一生做好一件事也不容易。有学生问他学好国画要多少时间?他说:两千年。国画的基本功是对中国文化的融会贯通。

这个时候,我看到的,是中国文化传人。

他常常眯起眼晴看画的整体感受。我也想眯起眼晴看看他和他的学生们,找一下感受。担是一位学生带头高唱起《毕业歌》来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同学们,我们要兴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晩餐时又聊起文学,玉琪赞叹他昨天刚读完的贾平凹的随笔集。由贾平凹他讲到王安忆的小说,陈村的散文,程乃姗的《蓝屋》。我知道玉琪光是读《红楼梦》,就读了二十多遍。用他的说法,读一两遍的时候觉得不大好看,读三五遍的时候才读出点味道,读八九遍的时候被抓住了,读十几遍后那是真正走进去了。

玉琪八九岁时家里穷,没电,他每晩蒙在被窝里偷偷用手电照着书看。有一天早上醒来,发现手电还亮着,那是他看书看困了就睡着了,忘了关手电。这一夜得浪费多少电池!把小玉琪心疼得不行!他没想到心疼的,是他的眼睛,他九岁就得戴眼镜了。可是哪来钱呢?他姨娘把一忖用旧了的眼镜给了他,也不知是多少度的,反正他觉得戴了比不戴好一些。

玉琪十八岁的时候,就自认为是同辈中读书最多的。后来他在上海遇到一个比他小两岁但是比他读书还多的女孩,他再忘不了!他一年后再去看那女孩时,那女孩已经死了,贫穷,肺结核。玉琪讲起三十几年前的这个女孩,激动不已,说:她读的书能比我多三分之二!

他的雄厚的男中音,在屋子里扩散开来,扩散开来。

我不知道还有哪个画家像玉琪这样重读书,一直在苦读。今春他去泰州,有人求他一幅行书。这种事,他只要答应了一个人,就会立刻出现一队人一一立刻排起了长长的队。玉琪来者不拒地晔晔写来,一人一幅行幅都不重复,给不同的人写不同的诗。我想,得读下多少古书才能有这样的积累!

我想起他说的,学好中国画要两千年。玉琪可以为老家泰州的随便什么人一人一幅字,也可以对海外这儿那儿盗用他名字一的假画,或是不经他同意就把他的画搬上挂|历的做法不置一词。他的学生说:老师,你为什么不打官司?可以赔你很多钱的。玉琪一笑:我哪有这个精力。

人的精力常常是不能分散的。有的时候,即使精力分散了再能收回来,也已经不是原先的自己了。

玉琪未必没有孤独感,但是绝无寂寞感。他把媒体全挡在了门外。他正在几小时几小时地酝酿和思考。年轻时有二十年的水彩画和油画的功底,才会有如今亦中亦西的绘画语言。他涌涌地觉得他就要有全新的突破,他就要找到他的国画世界语了。在他看来,未必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是,越是世界的越是中国的一一他要把他的世界语国画,全部送给中国。

玉琪讲到动情处,好像已经走进他的画境,走回他的中国。

这顿晩饭我和他都没吃什么。我说,本来我以为文章写完了,想看看电影了,这下我又得去加上一段。早知道不跟你聊。

他说:正因为你文章写完了,才和你瞎聊,本来也不过是聊聊而巳。你想,你的文字都写完了,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写的你都写了些什么,我那里有一大堆材料都没给你看。我也只是难得有你这么个人可以什么都谈的。

九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玉琪要晩上才从旧金山回来。乘他不在,我白天也穿睡裙。天蓝色,白纱的圆领,又臭美,又舒服自在。但是,我忘了家里还有一个男人。“阿姨,你可以换衣服了。”莱斯理提醒我。一会儿我和丽君要去莱斯理的小学,参加他们的圣诞晩会。

我飞快地换好衣服背了书包下楼。莱斯理在楼梯下等我:“阿姨,你不用带书包。”他又行使男人的责权了。玉琪不在家的这两天,他好像长大了许多。在超市购物,一定不让我忖款,一定要丽君一起忖。我把我买的东西划拉到一起让售货员结算,莱斯理赶紧对售货员说:“Together!”示意我的一堆和丽君的一堆放在一起结算,坚决得完全像个大男子汉。我说,莱斯理,等你长大赚钱了,再给阿姨买东西。

圣诞前夕,家家户户在屋子外边都拉起了彩灯。或者是给房子勾边,或者把一棵棵松树打扮得好像一个个挂着大串饰物、穿起节日裙装的美丽姑娘。门前挂了干花蝴蝶结,院子里放了鹿车、圣诞老人。当然是为自己高兴,不过更多的是给大家享受。我想起中国百姓过新年,更多的是讲究实惠,譬如吃,譬如求个好兆头,恭喜发财,大吉大利。这些年大家对舂节的兴趣越来越淡化,或许正是由讲究实惠进而追求精神、氛围、心情、感觉、情调、意境。

晩上六点半,我们三人走进莱斯理的TerryFox小学,这是多伦多很不错的一所学校。一进过道,满眼全是学生做的工艺品,学生画的、剪贴的画。我一下明白了,加拿大为什么全民工艺化,为什么乡间小路能长出一个个Antiques店。我想照下来,刚照一张胶卷用完了。我书包里有新胶卷。“莱斯理,你给我换一下胶卷。”莱斯理什么都能做好。

走到莱斯理教室前,老师还没来,门还没开。莱斯理和几个学生站在门前,自然地排成队,只要是不止一个人,就自然地站成队。这种自小养成的有序,就好像早起要洗脸,睡前要刷牙一样。

忽然,队伍生动起来,莱斯理的眼晴辉亮起来,好像发生了令他们最快活的事。莱斯理捏起两只小拳头,别的学生也捏起两只小拳头,这是要做什么?我寻找他们的眼光的聚焦点,哦,老师来了,老朋友般对他们笑着。不知哪个学生快活地喊了句:“1missyou(我想你)!”老师也快活得叫:“Yeah!,,学生们大叫“Yeah!”“Yeah!”一下冲进教室。

原来,捏紧拳头是在准备冲锋,冲进他们心爱的教室。Yeah,Yeah地和他们老朋友老师在一起。老朋友的平等关系,最能释放个性,激发快乐的心情。世人总在苦苦追求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其实人生最难得的东西,就是一一快乐。

学校的圣诞晩会,每个学生都可以表演,每个学生都可以不表演,尊重学生自己的选择。服装最好上身白色下身黑色,如果没有白衣黑裤(黑裙)也可以不这么穿。

不知怎的我想起那辆三色冰淇淋似的蝥车,那个两岁的小孩一定要上瞀车,那位高大的蝥察尊重两岁小孩的意愿,把他抱上瞀车顶的“儿童游乐场”。

学生们晩会前都在教室里游戏,好像这只是个周末。晩会时学生们走上台去,男生女生的上衣,虽然几乎都是白色,但就是平时穿的短袖汗衫、长袖T恤、衬衫。认真看来,有的过长过大,这里的孩子常常穿过大的T恤。有的过短过小,显然是孩子长个儿了还穿着旧衣服。刚才在过道里,看到墙根下排满了总有一百多个大塑料口袋,学生们经常把自己穿小的衣服交给学校,学校再送专门机构处理后送给贫困的孩子。我在长长的过道里走,感觉着这种自小养成的对人的呵护。我好像走在那条原始森林里用碎木片铺成的小路上,松软温暖。一棵棵砍下的树随意地放在路边,不着痕迹地为游人指路,这种不知不觉的呵护!

校长致开幕词后,一位壮壮的西装革履的先生上台主持。但是,怎么的?麦克风里传出是小女孩的声音?他怎么发出女孩的声音?再看他其实很小,大概是小学高年级的学生。这里的小学是八年制,外国孩子就已经长得高高大大了,再加上笔挺的西服领带,我以为是年轻教师,可他还没变嗓呢!学生上台前或是上台后,一样的轻松自如,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西片里的儿童演员演来那么自然。

学生品种繁多,黑的,白的,黄的,棕的,好像加拿大的枫叶多彩而丰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从这里开始。最多的居然是中国孩子。学生唱圣诞歌,唱《欢乐颂》。歌声轻曼甜柔,好像圣诞夜,轻曼的雪片飘洒到灯光温暖的屋子上。屋子里,圣诞树下,黄孩子、白孩子、黑孩子一派欢乐、甜蜜,等待圣诞老人驾着鹿车远远地在天际出现。Jingglebells,Jingglebells,

Jingglealltheway。

铃儿响叮当,

铃儿响叮当。

圣诞的铃声响起来了。

他生来是个不谙世故的孩子,偏要他谙,于是他懵懂了,黯淡了,失神了,失真了,像一部披着灰尘的历史个新和一部被考灰古的历史。

我想,他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抑或他现在就是小时候?他这么笑的时候,把他生命的录像带倒回去几十岁。或许,他的人生是用倒插笔写就的?他14岁开始被人称杨老师、老杨,从来没人称过他小杨。大概因为惯于装大人,加之惯于夹起尾巴做人?步入中年后开始倒插进孩提状态。

我本想与他谈3天就走,没想到和他对坐了整整10天。他的人生之门一扇一扇地向我打开了。回忆是苦痛的。往事被我一点一点地翻捡出来。我们好像把一生的话都谈了。他送我驰向南京火车站时,我们一路无话。直到上了南京回北京的火车,我大约精神一松弛,上海口音趁机滑脱出来。他突然用道地上海话来纠正我。我说原来你会讲上海话?他说他只能讲上海话900句。自然这是套用《英语900句》。他继而一串串地学说广东普通话,比相声演员还相声演员。我这才意识到,我们熟了。刚刚熟,第一次见他调皮,就要拜拜了。他本来具有一个多么热情、活跃、不安分、不满足、具有破坏力更具有创造力的生命。这个生命要发光,要燃烧,要重彩点出斑驳璀灿变幻的人生,要活泼泼地挥洒他的生命的汗水,如泼墨山水一样泼出他的源源的生命之汁。

他说他讲的他,不是别人想像中的他。我说他讲的他,也不一定就是他。有好几个视角就是好几个他。他笑。人家一笑眼晴变小,他一笑,单眼皮变成双眼皮,眼睛变圆变大,变童真变小孩。他平时看起来可不止43岁,真正笑起来却像十三四岁。他是谁?他是否清楚他是谁?他的品格,他的价值!他怎么不知道他是谁?他说一个人到这世上来一趟真不容易。下一次来,还不知什么时候呢,所以一定要有痕迹。于是我又感到他那苦痛的孤独,他那孤独的苦痛。

他不笑的时候,是沉郁的。不过他在车厢里,笑得透心透肺地快活。可能在过去的10天里,他把过去的他,他把沉重的过去,都掷给了我。现在他鼓起两颊随心所欲地学说广东话上海话,他笑得喷红,像个新生儿。他生来是个不谙世故的孩子,偏要他谙,于是他懵懂了,黯淡了,失神了,失真了,像一部披着灰尘的历史……

我对他的认识也是一种倒插笔。快分手时看到了他的小儿态,刚相识时见到他的却是老人状。1989年秋我在长途电话中和他约好,我10月19日离京,请他第二天上午在南京火车站左侧等我。然而我在南京站左侧茕茕孑立着,却不见他。我的大旅行袋把整个身子靠在我腿上,它倒惬意。小旅行包挂在我的肩头,耍赖似的往下坠。我呢,累得像一根站立起来的面条。

终于从车站右侧走来一个人。是他?是他。怎么从右侧走来的?他说他在电话中说的就是右侧。我说我记得是左侧。谁弄错他不像他,不像我模模糊糊地感觉着的那个他。脸有点儿浮肿,眼晴肯定很小。并不浓密的头发夹杂着不算稀疏的白发。穿着绝不醒目的可可粉色西服。脸色也如可可粉,整个儿呈粘土状。

他43岁。从这个年龄层往上,粘土含量往往偏高。我希望很快就会发生什么事情,证明他当然不是粘土。他看上去实在没什么特别之处,一切都很规范。不高不矮的个子,不胖不瘦的身条,看上去体重140斤左右。问他,他说净重180斤。这怎么可能?莫非他是实心的?

他说和我通长途后他死死记住19日这个日子,所以他向泰州统战部要了一辆19日的车,准备从泰州开到南京把我接回。他单位里正好有一个人去南京看病,他就约那人坐这车同去。18日夜里,他突然“悟”出一个道理。19日离京是20日到南京。但既已订了19日的车,做人不能出尔反尔,更不能叫有病的同志改期看病。于是这辆他要来的车19日清晨专程送那同志去了。他自己买张长途汽车票,下午坐上长途汽车,颠上六个小时到达南京。(我想他还不如坐上他要来的车三个多小时就可到南京,然后休息休息呢。)19日当晩他在南京预订了一辆出租车,第二天好接我去泰州。事后知道司机要价300元。

我说这么贵?!他说这个司机看着蛮老实蛮舒服的。

由此我说,关于在南京站左侧还是右侧的问题,不是说错就是他记错了。

他坐在出租车司机旁,转过半个头部不置可否地说一句:段悬案。”无非是无心破此案。他淡然一笑,或者只是作笑状,心里并没有笑。我感觉,他好像被一个无形的、沉重的罩子罩着。与他说话,他“呵呵呵”、“是是是”、“对对对”。他喝茶,杯里放上五分之四的茶叶,再冲上五分之一的开水,然后用根筷子拨动茶叶,使茶和水互渗。非这么浓的茶他才觉得够苦味。他说世上好饮的都是带苦味的,譬如啤酒、咖啡。我想,还有他那杯人生的苦酒。后来他讲及他青少年时期的压迫感,他自己都觉得难以相信,不像真的,自己都觉得自己好像在说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