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忍去想象，她怎样在那穷僻的小村里活着的情形。听人说，剩下的一只眼睛也哭得失了明。自己的房子已经卖给别人，只好借住在亲戚家里。一闭眼，我就仿佛能看到她怎样躺在床上呻吟，但没有人去理会她；她怎样起来沿着墙摸索着走，她怎样呼喊着老天。她的红萝卜似的开了裂流着红血的手在我眼前颤动……以前存的钱一个也没能剩下，她一定会回忆到自己困顿的一生，受尽人们的唾弃，老年也还免不了早起晚睡侍候别人的颜色；到死却连自己一点无论怎样不能成为希望和幻想的希望和幻想都一个不剩地破碎了去。过去的黑影沉重地压在她心头。人到欲哭无泪的地步，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听不到她的消息，我只有单纯地有点近于痴妄地希望着，她能好起来，再回到我们家里去。
但这岂是可能的呢？第二年暑假我回家的时候，就听人说，王妈死了。我哭都没哭，我的眼泪都堆在心里，永远地。现在我的眼前更亮，我认识了怎样叫人生，怎样叫命运。--小小的院子里仍然挤满了夜来香，黄昏里我仍然坐在院子里的竹床上，悲哀沉重地压住了我的心。我没有心绪再数蝙蝠了。在沉寂里，夜来香自己一闪一闪地开放着，却没有人再去数它们。半夜里，当我再从飘忽的梦境里转来的时候，看不到窗上的微微地白光，也再听不到嗡嗡的纺车的声音，自然更看不到照在四面墙上的黑而大的影子在合着历乱的枝影晃动，一切都死样的沉寂。我的心寂寞得像古潭。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整夜散放着幽香的夜来香的伞似的黄花枝枝都枯萎了。没了王妈，夜来香哪能不感到寂寞呢？
文明人的公理
这是昨天上午的事。
我正同一个同伴在马路上慢慢地走着，低着头沉思一件很不要紧的事情，耳官里忽然充满了皮靴底与路沙相摩擦发出的粗糙的、单调的声音，使我不得不抬头看看。第一个挡住我的视线的，便是那黄色的制服，红边的军帽，和那粗笨的黄皮靴。我向远处望一望，只见许多许多上着刺刀的枪，一高一低地向前进行；间或因为走路震动的缘故，有意无意的一斜，被阳光直射着，发出耀目的闪光。在这一行列各分子间距离较远的地方，间杂着许多大的炮车，高的战马。轮声、蹄声击地作出和谐的音调。每人的脸面虽然轮廓的大小不同，五官的布置各异，都一律地嵌着两个黑溜溜的眼球；向前直看着，很少左右视，保持着一种不可剖析的神秘，似欣欢，似骄傲。
我见了这红边的军帽，黄的制服，粗笨的皮靴，浑身好像受了无形的魔力，自然而然地战栗起来。的确，它们--军帽等--在我过去的回忆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同时两腿也向路旁急窜，躲开“他们”--某国示威的军队。脚下就如踏着天鹅绒似的，高一步，低一步，向前直走，两只眼又想看看“他们”，又不敢很看。我这时可以说完全不受神经的支配，可惜我不是个大文学家，不能够将这时的恐惧心情，曲曲描写出来。
“慌什么？慢点走！看‘他们’……”
我的同伴用很低的声调警告我，说了好多遍，我才模模糊糊地听见。虽然他这种警告在我惊俱的心灵里不过如微风一度，我行路的速度却减了不少。
“慢点走！”他又说。
“看那个老人因为躲‘他们’挤倒了。”停了一会儿，他指着说。
“哪里？”我问。
“那不是吗！”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向北看：一个老人卧在马路旁的地上，正挣扎着想站起来。这种现象，在平常时候，一定有许多人围着看；因为中国人的好奇心向来是极大的。然而这时却各人走各人的，好像绝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似的，间或有一两个人注意到他，也都表示出漠不关心的态度，仍然保持着无声的进程。
“看见了没有？”同伴问。
我的视线虽然固定在老人身上。但是我的心却全给因为看见“他们”而生的恐惧蒙迷了，毫不能作明了地观察。我的同伴虽然接续着说了许多，我只渺渺茫茫地听了一句：“看见了没有”，眼前，脑中，心内都是些红边的军帽，黄的制服，粗笨的皮靴。
这时我旧时的回忆便一幕一幕地重现于我的脑海：
那是个5月的早晨，太阳升的还不甚高。某国军队放炮距今已二十多天了。这个期间，恐慌笼罩了全城，谣言百出，不是说今天翻，便是说明天查，空气紧张到十二分，终日里除了害怕以外，还有什么心绪来看书？现在总算是略见平静。我起来洗脸以后，坐在窗下的书桌旁发怔。两眼的视线集中在桌面的木纹上，忽然发生了看书的观念。左手去拿近旁的一本洋装书，指尖触着尘灰满封的皮面，起粒粒的感觉。随便掀到不知哪一页，一行一行地看去，只有些一方一方的黑字迹，奔马似的跑入眼里；及至看到末尾，书中的意义却一点也不能了解，甚至于连是什么字都不知道。又不得不从头再看。如此往来了两三遍。
“放炮已经二十多天了，H--我的同班--住的地方，听说离射击目的地不远。不知有危险没有，我也该去看看了……”我这么想着便立刻放下书，草草用了早饭，急往城里奔。
沿途上商家全都关着门，只有几个花生小摊还照常营业。地上残留的血痕，着弹半烧的大门或房屋，打断了垂在地上的电线，白灰墙上零零落落的弹眼，处处都足以点缀颓废的表象。偌大的街衢中，寂静静的绝少声息，让发红色的阳光完全笼罩了。间或有一两行人，也都急急促促地各走各路，绝不相顾，我这时心内受的刺激，自然在悲哀以上了……
行行复行行，一直来到H门口。敲门进去，H正同他母亲在屋中砖地上蹲着，旁边横七竖八地斜着几只开着的箱子，破衣服，烂字纸，很不规则地堆满了一地，见我进去，连忙站起来，递给我一支纸烟吸着，他也燃着一支。
“我万想不到你今天来，贵府怎么样？”
“怎么样”这三个字的意义本来很宽泛，然而现在却变成一种绝对的普通口头禅，应酬话，在这个期间，凡人只要受了这三个字的刺激，自会发出关于放炮的感觉，自会明了它的意思。
“很平安。”我说，“并没有见炮弹。”
“那还好。”H的母亲说。
“听说某国军队要家家检查，只要不合‘他们’的意，便一刺刀刺死。”她又继续着说，手指着破纸。
“放炮时我们这里可了不得了。”他不等我问，打断她的话头。
“炮声直响了两昼夜。炮弹鸽子似的在头上乱飞。我们都躲在床底下，哪里敢出头？每到晚上更厉害。那流星样的弹子一阵阵地向北跑；院子里打下的树叶，混合着小飞弹，雨般的落了下来，放了炮以后，我们一共扫了四簸箕，你道多也不多！你看那屋”--H用手指着他的东屋--“弹子轰得多厉害呀！”
H弹了弹烟灰。
“记得是放炮的第二天晚上，一炮响得特别厉害，就落在北街，接着就有墙倒的声音，孩子哭的声音，求救的声音……陆续传入耳官里。等到炮响得较轻的时候，我伸出头来，窗纸已经通明；由窗纸缝里，可以看见火蛇似的火光，向上飞舞。大风呼呼地刮着，我们全家都陷入忧惧的旋涡中。我连话都不能说了。好容易风减了，火消了，这才放了心。第二天早晨，炮就停了，我走到北街一看：一片焦土，围着赪色的墙，中间竖着几个半焦的柱子。一个中年妇人，下腿已经给弹子带去了，血淋淋地卧在灰里，与死神争最末的残息。咳……”
说完了，又蹲下整理破纸。
这时全屋都归于沉寂，除了破纸的声音。
“烧了！烧了！那个得烧了！”H的母亲忽然喊出来，目光注视H的手里的一幅地图上。
“这个不要紧……”H说。“紧”字的声浪特别延长。
“不，不，‘他们’再当作一张行军地图呢？”
“不要紧。”
“这个也得烧。”她又指着她才找出的一束信封说，上面印着“督办公署军需科缄”的字样。因为着了水，字迹扩大了，变为淡淡的。
“这个也不要紧。”我说。
“不行，不行。”她指着“军”字说：“这不是军队上用的么？”大概这八个字中，她只认得那一个字，从H手里她把那幅地图抢了去，揉成一团。嘴里还自语着：“省得出了危险……”
嚓的一声，早已化为灰尘了。
忽然有一种急遽的脚步声音发生于庭中，她的男仆李升早已跑进来，手里拿着两个瓶，一个破篮子，急喘喘地：
“某国的……军……军……队……检查到了，街了……快……”
这一来，全室的空气陡然紧张到十二分，各人都给恐慌蒙迷了，她的脸变白了，嘴唇发颤了，浑身战栗了。我心里兀自跳个不住，也蹲下帮着敛破纸，向箱里填。
一分钟后，我们的工作完毕了。
“千万别关大门，”我开始贡献意见，“因为如果这样办，‘他们’以为你拒绝他哩。”
“不……行……”她说着又停住了，吸了口气。
“不行……不关门我心里究竟不安稳，还是关的好。”说着就指挥李升去关紧大门。她在屋里一来一往地踱着，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一会儿向外望望，一会儿低着头叹息；又忽然看着自己的东西都安置得不合次序，恐怕“他们”疑心。便用颤巍巍的手东一扯，西一拉地整理。结果却愈整理愈乱，远不如不整理。我劝她不要慌：“沉住气，不要紧！”她却一点也听不见，仍是胡拉扯。
拍，拍，拍，大门上响了几声。
门响处拥进三个某国的军人！当头是个胖子，圆肿的脸。第二个是个矮子，最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两抹日本式的小胡。还有一个挂着刀，仿佛是个官--都一律是红边的军帽，黄的制服，粗笨的皮靴。他们在这时始给我一个很深的，永久不忘的印象。
“为什么关着门呢？”胖子发话。
“我们还抢你吗？”矮子说着，挺胸四下里看，表示出高傲的神气。
“我们不知道大人们来。请屋里坐吧！”H鼓着勇气说。面上堆下很不自然的笑容。这时H的母亲早已吓作一团，战栗不止。
“放屁！”
“你没听见说吗？”
pia，H脸上早着了一掌，接着就接二连三地几枪托，H退到屋里，“他们”也跟进来。矮子先用刺刀掀开箱子，乱七八糟搅了一顿，也没有搅着什么。随后三人便大肆其威，翻箱倒笼，搜查起来，甚至于连老鼠穴、蚂蚁窝都寻到了。结果，一点也没有发现--银元。
西屋里搜完了，又往东屋走。阳光从屋顶上炮弹穿的裂罅里漏进来，射在一堆满蒙着尘土的破衣服上。除此以外，只有一条三根腿的小桌，几扇破风门，一个破蒸笼，来点缀这所屋，愈显得破烂不堪，“他们”仍是如法炮制，随随便便地用刺刀一掀，挑得尘土迷日，那些破东西都横七竖八地横在地上，仍是，一点也没有。
军官摸出了三支烟，每人一支，点了火。
胖子真急了。便毫不客气，饿虎似的扑向H的母亲。她这时仍跟在后面。“有没有？”大声问奴仆似的问着，同时左手拇指与二指弯曲作出银元状的圈形。
她不懂说的什么，只说：“老……爷……我……我我……不……懂。”他右手举枪向着她的胸口，左手仍保持着圈状。
“有没有？”
“老爷……我我！”她说到这里，忽然悟过来。但是，这时她两颊愈加变白了，说话也没有正调了，两手颤得更厉害了，赶快跑到北屋里，向床角间摸索了一会儿，摸出一个小包。这时“他们”已经从东屋跟进来。她解开小包--十多块白亮亮的圆头。
“老……老爷……是是是这个吗？”她说。
“好的。”胖子笑看着伸手接。
“Good.”矮子说着破碎的英文，也拿了两块。
医学士
南门外木桥旁的小屋，从前本是个茶馆，已经开市三年，墙、门、窗一切都给烟熏黑了。现在不知为何忽然整顿起来：原有的黑墙都加了一层白纸；破旧的窗户都刷了绿油，白油；黑破的土灶已经不见，一个白而大的架子顶了空……总之，一切都改变了。尤其使人感着异样的，就是从前水的沸声，风箱的击声，火的忽忽声，现在都不能再听见。我每逢走过那里，总是感觉着不自然，感觉着沉寂，便不由得向屋里看，久之，也就完了。
过了几天，白而大的架子上，渐渐充满了各样颜色的瓶子，瓶上贴着拉丁文的药名。又添了个柜台，门栏上也悬了一个匾：统是白的。不久，又有一方白纸糊的木牌出现于门外壁上：
“医学士章贝起”
过了几个月，也没有什么变动。
有一天是个夏日的早晨，太阳虽然升得很低，它的光线已经由房屋排列较稀的地方漏进来，“医学士”的白木板已经全浸没在阳光里。晨风吹来，气候似乎比夜里凉爽些；但是昨夜的沉闷，仍然保持着一部分。天空里一望碧蓝，连纤微的云片也没有。人们都想趁着晨间不甚热的时候，完成了应当做的工作；所以行路的特别多，都急促促地，喘吁吁地，向前进行。并且心内都在忧惧，忧惧预测中的正午的热。
一直到现在我对于医学士的认识仍是模模糊糊。不过我常看见一个少年坐在柜台内，尤其是他那整齐光滑的美国式的分头，在我脑筋里留下了不灭的印象。大概这就是所谓医学士吧！
这时医学士已经起来了，赤着胸臂，坐在柜台内看书--看的什么书，也不能确切知道。由书面上看来，大概也不外性史一类。视线完全固定在所看的一页上，眼球一上一下地瞟着。已经将柜台、药瓶、大架，世界上一切一切，甚至于自我，都蹲出于思想之外：只有所看着的书占据了他的全意识。有时因为看得累了，抬起脖子来，舒舒筋。两眼注视架上的一个小瓶，在沉思，在梦想。不久，仍低下头……
忽然有一个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出现在柜台外面。由他俭朴的装束，满背的灰尘，可以断定他是一个劳动者。他脸上满布了深而曲的皱纹，隐隐露出惊慌失措的神气。眼白上覆遍了红线似的络网--更足以表示出他过去生活的艰苦。右手里拿着一张纸条，颤巍巍地把手放在柜台上，眼看着医学士。
“先生，先生，有这样药么？”他开始问。
医学士正看得出神，他这沉浊的声浪并没发生什么效果，只不过这久寂的室中有些微的回声而已。然而，这不过一刹那间，过了，仍然寂静如常。医学士仍然在那里仰头，微笑，在沉思，在梦想。
“先生！”老人放大了声。
“什么？”医学士听见了。
“有这样药么？先生……”
医学士接过纸条来，看了看，说了声“有”就回转身去，在架上取下了一个红色小瓶，倾出一堆白色粉末，纸包了，递给老人，老人便从破毡帽里取出一张钞票，给医学士，找了零去了。
这件工作不到十分钟就完毕了，其间所有拿、倾、包、找零……等动作，虽然很快，并不会受神经的支配；不过如机械似的一种习惯动作而已，脑筋里只渺渺茫茫地似乎有点印象，也似乎没有，不但他的注意点没有集中在这件动作上；即使他的视线也似离似即地射向放在桌上的书页上--不到必要时，绝不离去。老人刚才跨出了铺门，他便一屁股坐在原坐的椅上，伸手摸过看的那册书来，眼睛一上一下地看下去。
仍有沉思、梦想、微笑……
这时太阳光已经由白木板上下来，渐渐地溜到屋里，直射他手中拿着的书，但是，时光是永不停步的旅客：停了一会儿，左手拿着的那边，便慢慢地有了阴影，渐至于扩大--扩大--不久书面已经全没在阴影里，若在每日，已经到了吃早饭的时候；然而今天却不然，医学士只是看，看，看。
时光流水似的过去，已经来到正午，太阳光挟着无上的炎威，直晒到街上，因为行人少的缘故，陡然寂静起来，这时，忽有一种急遽的声音传到医学士耳里，接着又似乎有两个人影出现在他面前，抬头一看，果然不差--一个仆人似的中年男人，扶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站在他面前。
“先生！这是我们的少爷，”中年男人指着说，“我跟着他出来买东西，不知为什么忽然晕在地上，这刚才起来，请先生看看。”
“早晨起来一点病也没有。”中年男人补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