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听生
◆文/李传洪
张文魁老师最近每次上课都发现窗外一棵歪脖子树下系着一头大牯牛，那头牛常爱仰头哞叫，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这一天，张老师实在忍不住了，他给学生布置了一些作业，就离开教室，走出校门，再沿篱笆墙走过去，定睛一看：那块凸起的山坡上，还坐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
张老师压了压火气，说：“老大爷，这里是学校，你咋把大牯牛系到这儿，这会影响娃儿们上课呀。”
“哎呀，得罪，得罪。”老大爷赶紧翻身坐起，拍拍屁股，不好意思地解释道：“我老汉不懂规矩，还望老师多多包涵。”
张老师见对方没挪地方，就直言相告道：“老大爷，你上别处去放牛吧。”
放牛老汉有些不好意思地搔搔脑壳，说：“我老汉想跟娃娃们一起学几个字，长长见识。你看，这是我抄写的生字。”放牛老汉说着话，从荷包里掏出半截铅笔和一张烟壳子纸，递给张老师。张老师朝对方望望，觉得令人难以置信，他接过那张烟壳纸一看，那上面果然歪歪斜斜地写着“鹅、曲、歌、拂、拨、波”等字，上面还有像蚯蚓般的拼音。这是自己前一节课讲的一首唐诗的内容。一时间，张老师心中生出一股敬佩之情，说出话来口气也缓和了许多：“大爷，你把牛牵得远些就行了，这样不会影响娃儿们上课。”
“噢——”老大爷恍然大悟，他呷呷嘴，“你看，我光顾了自己……”说着忙弯腰解绳，牵牛而去。
张老师和这个老头不是太熟，但知道他姓岳，读过两年小学。据说近四十才婚配，找的是一个有癫痫病的女人，惟一的儿子一生下来就瘫痪在床。前年，癫痫女人去河边淘米，不幸旧病发作，一头栽在水里，命归黄泉了。唉，是个苦命的老人!
第二天，岳老汉又来了，这次他把牛系在远处田垄上，独自斜坐在歪脖子树上。张老师为了照顾老人，故意把字儿写得很大，那拼音
知识的魅力是无穷的，真爱的力量是永恒的。也写得一丝不苟，那声音也比往常响了许多，一堂课下来，他看见岳老头冲自己友善地一笑，他心里感到甜滋滋的。
放牛老汉天天都来，风雨无阻。张老师也习惯了每次上课前都朝窗外望一望，好像没这旁听生，自己上课就缺什么似的不踏实。
到了期末，上复习课，放牛老汉不来了，张老师有些不放心，病了还是出了其他意外?就在他胡乱猜疑时，岳老汉托同湾的娃娃捎来口信，要张老师给他一份考卷，他想考考。
看在岳老汉旁听了几个月的份儿上，张老师托人捎去期末语文考卷。第二天，放牛老汉便交来了答卷。字迹工整，一丝不苟。张老师当面批阅，竟然全对。这时，他猛然发现在姓名一栏里赫然写着“岳鹏飞”3个字。
“大爷，你叫……”岳老汉见张老师面露疑惑之色，忙解释说：“这是我儿鹏飞做的。唉，这是个苦命的孩子，他人瘫在床上，听见隔壁家娃娃们读书唱儿歌，他的心就发痒，就缠着我要上学。我有什么办法，只好买来课本，教他识字。可我自己也是半个睁眼瞎，认不了几个字，于是我就想到了每天来听你张老师的课，回去再教他。张老师，让你受累了……”
张老师听着听着，双眼就模糊了，眼泪止不住流下来，他心里在暗想，此事应该立即向校长汇报，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岳鹏飞早日走进学校大门。
没结婚的父母
◆文/［美］科拉·丹尼尔斯
我到六年级才发现那个秘密。那天本来约好放学后去一个同学家，可是她忽然想起那天是父母的结婚纪念日，只好临时改期。我很理解朋友。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曼哈顿，离婚成风。而我的这个朋友和我一样“父母双全”，在班里是为数不多的。所以那时候，父母的结婚纪念日不可能不受重视。那天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从来没在父母的结婚纪念日给他们送过一张贺卡?
我们一家人非常和睦。因为父亲是倒班的，下午四点下班，为了全家人能一起吃饭，我们的晚饭时间就定在下午四点半。每到周末，全家四口——父母加上我和弟弟，一定一起骑着自行车去兜风。但是我们家从来没庆祝过父母的结婚纪念日。放学回家，我就去问母亲。母亲脸上飞起浅浅的红晕，她回答说，她和父亲一直没有结婚。
父母相识在20世纪60年代末，那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在纽约开出租车，在同一个车库停车。父亲是黑人，比母亲年长14岁。母亲是犹太人。他们的故事从父亲邀请母亲去喝咖啡开始。母亲说她从不喝咖啡，于是两个人开始讨论要不要改喝茶。母亲说，不过14秒钟，她就坠入情网了。从第十六秒钟起，他们开始吵架。这种模式后来伴随他们一生。
他们没有结婚的原因是母亲不愿意。母亲认为，只要两个人相爱，没有必要让这种爱受法律约束。没有那一纸婚书，她和父亲的爱更纯洁，永远不会结束。
在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对于父母的决定，感觉是不一样的。在离家上大学的时候，我的生活圈子相对保守，我很自豪父母的“另类”。后来，看到越来越多和我一样的黑人女性，成为单身母亲，日益沉沦在贫困和混乱的生活之中，我就很少再提及父母的“离经叛道”了。
大概五年前，我结婚了。此前我刻意向母亲隐瞒了很多婚礼的细节，这对我和她都是第一次，我实在想给她一个惊喜。我想她喜欢我送上的这份礼物。
3年前，死神带走了父亲，父母终于分开了。他们相濡以沫30年，而我们大多数相爱的人，一生不会这么长时间地相守。可是因为父母之间没有婚书，父亲去世后，他的第一继承人不是母亲，而是我，他的长女。我代替母亲在一份又一份文件上签字，每次都觉得自己把母亲和父亲又隔开了一些——至少是在帮社会把父母隔开。
不要做婚姻的无花果树。就让它开花吧，坦然递送一缕缕并非虚无缥缈的幽香。
父亲曾是军人，他的葬礼由军队举办，十分隆重。军号吹过之后，士兵们揭下盖在父亲灵柩上的国旗，交给父亲的家人。确切地说，是交给我。我实在不想接那面旗，那实在应该交给母亲。可是她不是父亲的合法妻子，军队是不会同意的。
在现实面前，母亲为他们的爱情构筑的理想肥皂泡破灭了。这种时候没人会想得起来我们曾是周末一起骑自行车出去兜风的一家人。
回家途中，母亲、弟弟和我一路无语。家里满屋子都是前来吊唁的亲戚朋友，母亲在我耳边说，她惟一后悔的，就是没和父亲结婚。如果时光可以倒转，她一定嫁给他。
我清楚，母亲的懊悔绝对不仅仅是因为葬礼和那面国旗。她曾经坚信整个世界都能看到她和父亲的爱，但是她没有抓住时机表示出来。结果是世界忽略了他们的承诺。
继父节
◆文/［美］贝丝·莫莉艾草
每当母亲节或父亲节的时候，都会使我想到我们国家还缺少一个节日——继父节。
如果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节日，那么继父节应该是那些用他们的爱心和谨慎，在一个重建的家庭里建立起自己位置的勇敢心灵的节日。这就是我们家里为什么会有一个我们称之为“鲍伯的节日”的原因。这是我们自己的继父节的版本，是根据继父鲍伯的名字命名的。下面是我们的继父节的由来。
那时鲍伯刚进入我们的家庭。
“你知道，如果你做了伤害我母亲的事情，我会让你住到医院。”正在上大学的男孩儿说，他比他继父要魁梧得多。
“我会记住的。”鲍伯说。
“你不要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正在上中学的男孩儿说，“你不是我父亲。”
“我会记住的。”鲍伯说。
正在上大学的男孩儿打电话回家，他的汽车在离家45英里的地方抛锚了。
“我马上到。”鲍伯说。
老师打电话到家里。正在上中学的男孩儿在学校打架了。
“我立刻就去。”鲍伯说。
“噢，我需要一条领带与这件衬衫相配。”正在上大学的男孩儿说。
“从我衣柜里挑一条吧。”鲍伯说。
“你必须穿个耳眼。”正在上中学的男孩儿说。
“我会考虑的。”鲍伯说。
“你认为我昨天晚上的约会怎么样?”正在上大学的男孩儿问。
“我的意见对你有什么影响吗?”鲍伯问。
“是的。”男孩儿说。
“我必须跟你谈谈。”正在上中学的男孩儿说。
“我必须跟你谈谈。”鲍伯说。
“我们应该有一段继父和继子之间的共同经历。”正在上大学的男孩儿说。
“做什么?”鲍伯问。
“给我的汽车换油。”男孩儿说。
爱其实很简单，它会像茶，平淡而亲切，在不知不觉中上瘾。
“我知道了。”鲍伯说。
“我们应该有一段继父和继子之间的共同经历。”正在上中学的男孩儿说。
“做什么?”鲍伯问。
“开车送我去看电影。”男孩儿说。
“我知道了。”鲍伯说。
“如果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打电话给我。”鲍伯说。
“谢谢!”正在上大学的男孩儿说。
“如果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打电话给我。”正在上大学的男孩儿说。
“谢谢!”鲍伯说。
“我必须在什么时间回家?”正在上中学的男孩儿问。
“11点30分。”鲍伯说。
“好的。”男孩儿说。
“不要做伤害他的事情。”正在上大学的男孩儿对我说，“我们需要他。”
“我会记住的。”我说。
这就是我们的鲍伯节的由来。男孩子们为他们的继父买了一件他们能够一起玩的新玩具。鲍伯能够赢得孩子们的尊重对我们全家人来说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他似乎一直都在我们背后支持着我们。
唐山往事
◆文/杨崇德
孩子还没长牙，嘴巴和缺了牙的老人差不多。抿一抿，个性十足。女人和衣侧睡在孩子旁边，一点儿睡意也没有。孩子原本是抓着女人奶头入睡的，孩子饱了，困了，手也就离开女人的奶头。女人是敞着怀的，只要孩子愿意，随时可以吸吮。
电灯忽明忽暗地亮着，效果有点儿骇人，和女人的心情一样。男人已去了3个月了，音讯全无。男人是被学校几个同事揪走了，走时一脸的愤恨。上面只答应了男人一个条件：临走时见见自己的妻子和八个月的孩子。那天，她去了，抱着八个月的孩子去的。看到男人胡子拉碴衣角油黑的模样，女人的泪水断珠似的掉在孩子脸上，怀里的孩子就这么吮着女人的眼泪，而且笑了，全然不知这是一种悲伤。孩子触电似的惊了一下，嘴巴开始拉成鱼角状。女人侧过身，用手轻轻拍着，嘴里哼出十分老套的摇篮曲。孩子再一次抿了抿那张老太婆似的嘴，后脑壳在软绵绵的枕头上磨了磨，旋即又恢复了方才的沉睡状态。望着熟睡的孩子，女人的眼泪就出来了，不过，声音很轻。这样的悲鸣声，对孩子入睡已不是什么障碍了，孩子已熟悉了这种声音。孩子在这种悲鸣声中继续做着他的天真的梦。梦往往容易破碎。孩子的梦马上就被一种骇人的风通过窗户打破了。孩子哇地惊哭起来。女人捧起自己对孩子最有效又最管用的奶头插进孩子嘴里，哭声被彻底地制止了。女人滚烫的泪水仍在流淌着，湿了床头一角……
我不知道该怎样把这个故事陈述下去。反正还是这对母子，还得从哭声和泪水中往下讲。
母子俩睡在一起，可再也不是什么床了。是个十分有限的生存空间。女人的奶头被一块无法搬动的顶梁柱重重地压着，双脚也被几根横梁柱给压着，动弹不得。孩子虽没有这等伤害，但尘粉已呛得他哇哇大叫，周边的断砖烂瓦刺痛着他娇嫩的身躯。女人经过了无数次努力也未能动摇胸膛上的重负。女人只有拼命地喊，可是，一切都变得无可奈何。女人哭了，超过了孩子的十几倍。此时此刻，哭声已经像
因为母爱，才使得生命在沧海桑田、世事变幻中生存不息。潮水，浸透着这里的地上地下。人们，只有用哭来抗争，包括这个女人和孩子。
时间开始装扮成魔鬼的模样，向这里的每个人进行攻击。女人似乎看到了这个魔鬼。女人表现出了极度的恐慌和痛苦，她企图把这个魔鬼变脸成自己的男人，但只是一刹那的事。魔鬼终究是魔鬼。女人惟一的办法就是用悲痛将自己的男人包装起来，然后深深地将他藏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孩子才是她真诚的心。只要孩子看不见魔鬼，自己的心就永远不会死。魔鬼的脚步一步一步向着女人走来。女人知道，自己马上将随之而去，但她舍不得孩子。女人努力地将手伸向啼哭不止的孩子，孩子躺在她附近，但女人只能摸到孩子的一只鞋尖……
无数的人被魔鬼带走，也有无数的人要奔向这个魔鬼横行的地方。
一个星期后，人们打开了魔鬼给这对母子设计的有限空间：女人脸如白蜡，孩子脸上裹了血与尘的混合物，嘴里含着女人的一根右手指，正在吸吮着。
参与救护的医生将女人的指头从孩子嘴里拔掉时，孩子哇地哭了。在场的所有人员都哭了：女人的右手中指被自己咬去了一大截。
女人不是窒息而死，是失血而亡……
天底下最美的母亲
◆文/马德
那时候，我在张家口乡下的一所偏僻的中学教书。每天上午，我总会看到一个跛脚女人推着一辆自行车进来，斜穿过教室与办公室之间的过道，去给食堂送豆腐。女人身上穿着一件发黄的军棉衣，腰间胡乱地捆着一根布绳。下面是一条黑棉裤和与时令不匹配的胶鞋。头发蓬乱着，乱麻—般。头发被冷风一绺一绺地翻卷起来，人就越发显得憔悴。她的脚跛得很厉害，深一脚浅一脚的，自行车推得也不平稳，我几次都担心车后的豆腐会掉下来。
有一天，我看学生们交上的随笔，一个叫王萧勤的女生这样写道：
“这个星期天回家，心里很不是滋味，父亲在炕上躺着，还是不能动弹，吃了那么多的药也不顶事。算起来他在炕上躺着有3年了。弟弟还小，生活的重担都由母亲一人担着，每次回来，看到母亲忙前忙后，我都想哭。”
“这学期开学的时候，我提出不想上学了，想帮母亲干农活。躺在炕上的父亲眼眶里蓄着泪水，不说话，母亲在炕上坐着，也不作声。弟弟还小，在炕边玩，整个屋子静静的。末了，母亲说：‘上吧，再辛苦也把你供下来……’”
春末的时候，我在这个村镇的街上闲逛，又遇到了这个跛脚的女人。这次她正赶着一辆牛车，车上是些刚刚收到的废品，纸盒、易拉罐，还有些生铁。她坐在车前辕的一块硬纸板上，吆喝着牛，往公路的方向走去。正是大中午，街上没有一个人，整个村庄都氤氲在一片家庭的氛围里，而她，这个跛脚女人还在为生计奔波着，陪伴她的只有“得得”的牛蹄声，在空空的街道上有条不紊地响着。
我目送着那辆牛车上了公路，直到它消失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中。我不知道她的下一个地方是哪个村庄，也不知道今天的中午饭要熬到什么时候才吃，但我敢肯定她要继续地奔波下去。发现这个跛脚女人就是王萧勤的母亲是在另一次随笔中。萧勤的随笔是这样写的：
“有好些天了，母亲给学校送豆腐，我看到过母亲几次，但没敢和她说话，虚荣和自卑的心理占据着我的心，我怕同学们知道那就是我的母亲而笑话我。”
“母亲每次总是急急地去了，也不知道是她顾不上看我，还是有意地回避我，总之，我的心里很矛盾，既想让母亲来看看我，又怕同学们知道了会讥笑我。有时候，我真想骂自己一顿，自古说：‘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自己现在连狗都不如。”
“这次考试，我考得很不好，在班里，我总是抬不起头来，也怕看见老师的目光。我总觉得自己很笨，比别人努力得很多，却总是考不过别人。人们都说笨鸟先飞，但对于我，却仍是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