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必要为自己辩解
晏子在官位不保时，没有急于为自己辩解，而是靠着韬光养晦，不仅戴稳了原来的那顶“帽子”，而且还得到了景公的理解和赞赏，这可以说是韬晦术的成功运用。
春秋战国时期的晏子，是一位有抱负有才干的政治家，很想为振兴国家干一番事业。一次，齐景公命他去治理东阿，晏子非常高兴，准备到那里去大展宏图。可是，三年之后，向朝廷告状的越来越多，景公非常恼怒，他将晏子召回来，要罢免他的官职。
晏子毕竟是有头脑的，他早已知道了自己的“过错”，为了保留继续施展才能的机会，他非常谦恭地说：“臣已知错，请大王再给臣三年的时间，那时，人们必然会说臣的好话了。”景公见他有知错必改的勇气，且言辞恳切，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又过了三年，景公果然听到不少称颂晏子的话，他大为高兴，于是又召晏子入朝，要予以封赏。不料，晏子却诚惶诚恐地不肯接受封赏。
齐景公感到奇怪，就问究竟是什么原因。晏子回答说：“第一次我去东阿，让人修筑道路，施行有利于百姓的措施，于是坏人责怪我；我主张节俭勤劳，尊老爱幼，惩治偷盗无赖，于是无赖怨恨我；权贵犯法，我也严加惩治，毫不宽恕，于是权贵们忌恨我；周围的人如果有超出法度的要求，我就拒绝他们，于是周围的人责骂我。这些对我的恶语中伤四处传扬，甚至有人还在背后告我的黑状。第二次，我改变了做法。我不让人修路，拖延实施利民措施，坏人为此开心了；我轻视节俭勤劳、尊老爱幼，还释放鸡鸣狗盗之徒，无赖们为此高兴了；权贵们犯法，我不依法惩治而予以偏袒，权贵们为此无怨了；周围的人无论有什么请求，我都有求必应，周围的人为此满意了。于是这些人又都到处颂扬我，您也信以为真了。三年前，您要处罚我，其实我该受赏；现在您要封赏我，其实我该受罚。大王，这些就是我不能接受封赏的原因。”
齐景公听后，恍然大悟，深感晏子是一位有德有才的良臣，就拜晏子为相，交给他治理全国的重任。后来，齐国实力大增，成为争霸天下的强国之一。
晏子在这里两次用到了韬晦之策。前三年治理东阿，他所采取的政策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由于得罪了人，面临着丢官免职的失败。如何挽救自己的仕途呢？晏子没有像平常人那样急于申辩、急于表功，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了错误”，请求齐王再给他一次机会，齐王果然答应了。如果这时候就说自己是如何如何地能干，如何如何地受了委屈，那么齐景公肯定不能相信，反而会认为他狂妄自大，自吹自擂。在这里，晏子隐藏了自己的才能，装成确实犯了错误的样子，便是第一次用到韬晦之策。
第二次去东阿，晏子收敛锋芒，暂时放弃自己的治政之道，几乎是无所作为。但好名声却纷至沓来。如果晏子永远都这样下去，那他肯定成不了大器，而且日后那虚假的好名声终究是要消失的。晏子之所以高明，就高明在他走这一步时已经看好了下一步。当景公要封赏他的时候，他就乘机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讲述了自己的治政之道。这时候，有事实摆在面前，景公非常信服，也乐于接受。他于是得到了治理全国的机会，所以，后三年的无所作为，隐藏着更大的作为。这是第二次用到韬晦之策。
表态不用着急
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面前。不作明确表态，此亦是之，彼亦是之；不即不离，不偏不倚。貌似公允之至，实则圆滑至极。此种手段，既是庸官俗吏不可离身的“护身法宝”，又是野心家们常用的投机手段。
当争斗双方势均力敌、争斗前景尚不明朗之际，介于双方之间的第三者常常从明哲保身的意图出发，采用“首鼠两端，模棱两可”的手段，力图避免过早陷入是非纷争，以便保留充分的选择余地。汉武帝时期，丞相田蚧因私怨构陷失势的将军灌夫。灌夫之友魏其侯窦婴极力营救他。在当众廷辩时，窦婴“盛推灌夫之善”，田蚡则“盛毁灌夫所为横态，罪逆不道”。汉武帝询问朝臣：“两人孰是？”御史大夫韩安国极尽“首鼠两端”之能事，做出了一番“模棱两可”的回答。他首先重复了窦婴的发言，然后表态说：“魏其侯言是也”；接着他又重复了丞相田蚧的发言，再次表态说：“丞相言亦是”；最后他又把“皮球”踢回给汉武帝：两人言俱是，“唯明主裁之”。在中国古代历史中韩安国之类的圆滑官僚比比皆是。
他们从容身保位的私利出发，对于政治风向极为敏感，在没有确定胜负前景之前，绝不肯将“赌注”轻易押向任何一方。
“首鼠两端，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往往与政治投机行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当争斗前景趋于明朗、争斗双方的实力对比产生明显差距之后，那些貌似公允的人便会改变不偏不倚的立场，极力挤入胜利者或强盛者的一方，政治“天平”也就开始出现明显的倾斜。例如那位“魏其侯言是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的韩安国，在丞相田蚡占据上风之后，立即改变了模棱两可的态度，不仅不再坚持原来的立场，而且积极为田蚡出谋划策、主动参与了陷害窦婴和灌夫的活动。在实际政治斗争中，“首鼠两端，模棱两可”往往表现为政治投机行为之前的准备与过渡阶段。经过窥测风向、掂量轻重、观察事态之后，态度暧昧的过渡阶段便会过去，终将作出立场明确的政治抉择。
万历四十一年（1613），春闱大试刚刚落下帷幕，参加会试的四方学子焦急地等待着考试结果，发榜后，名列榜首的是宜兴才子周延儒。按照科举规定，接下来便是殿试，这位周延儒又独占鳌头，由皇上钦定为头名状元。当周延儒披红挂彩、身骑高头大马游历京城、招摇过市之时，人们方亲眼看见这位状元郎的风采，竟是位二十来岁的少年书生。
周延儒少年得志，机敏过人，他本人也自视甚高，一心想在官场中混出个名堂来。他的仕途也还一帆风顺，天启年间，周延儒被派往南京掌管翰林院，他为人机巧，善辨风色，在处理与东林党和阉党的关系时，他左右逢源，两面不得罪，虽与东林党人时有往来，却从未受到阉党的排挤，因而乌纱帽一直稳戴头顶；就是后来的东林党祸和阉党逆案，他也都圆滑地逃过了。
熹宗在位只有七年，便短命而死。崇祯皇帝登基后，坚决查处党私之徒，整顿朝纲，在惩治魏忠贤逆党之时，唯恐网疏有漏，凡是与魏忠贤集团有过一两次交往的人，一概连坐罢黜，一下子牵连进去百十余人。由于阉党一案惩罚的官员过多，造成朝官严重缺员，于是，崇祯将南京的一大批官员调回京都，各派其职。就在此时，周延儒也被召进京，升任礼部右侍郎。地位改变了，官职提高了，使他有机会能够接触皇上，他便利用这绝好的机会，察言观色、伺机而动，积极创造条件，为实现其夺取朝中大权的野心做准备。
崇祯元年（1628）的冬季，锦州边防军发生哗变。抚臣袁崇焕闻讯调查后得知，因军官们层层克扣粮饷，士兵们忍无可忍才采取这种过激行动，以引起朝廷的重视。袁崇焕在奏章中详细汇报了事件的起因、性质和危害性，建议朝廷从速补发粮饷，以解燃眉之急。
边地军心不稳，自然事关重大，崇祯皇帝紧急召集朝中大臣，在文华殿论证此事，商议办法。大臣们一致赞同袁崇焕的建议，请求皇上速发内帑，以解救边地之急。听了大臣们的意见，崇祯脸色阴沉，只是一言不发。崇祯虽然雄心勃勃、励精图治、致力于振兴朱明王朝、一心做个贤明君主。但是，他生于王朝的末世，从小在钩心斗角的皇宫内长大，目睹了一出出夺权争宠的丑剧，心里留下了浓重的阴影，从而养成他敏感多疑、刚愎自用的性格，加之他初登帝位，年纪轻、阅历浅，不善识人，所以处理朝政时往往失于明察，但他却偏要自作圣明。此时此刻，崇祯对锦州边防兵闹事的成因仍然疑窦丛生。
周延儒最是老谋深算，他非常了解崇祯的脾气，见崇祯对大臣们的意见不表态，早已揣摩透了皇上的心思。于是，他不慌不忙地站出朝班，发表了与众不同的意见，阴阳怪气地说：“朝庭设立边防，旨在防御敌兵。不想，如今敌兵未犯，边防先乱。宁远哗变，连忙发饷，锦州哗变，又急忙给饷，倘若各处边关都来效仿，该当如何是好呢？”崇祯一听周延儒说出了自己所想，大为高兴，便问他有何上策，周延儒只回答道：“此事有关边防安危，粮饷不得不发。只是，须得谋求一经久之策。”细想周延儒的话中意思，也不过是赞同发饷以息兵怒，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高见。不同的是，他提出了一个“经久之策”的说法，就显得与众不同。其实，那个没有一点实际内容的说法，不过是他哗众取宠的借口，就这样，周延儒骗取了崇祯的好感，在皇上心里留下了一个急公负责、站得高看得远，能处置事情的好印象。崇祯当场褒奖了周延儒，而责怪了众朝臣。
过了几天，崇祯又把周延儒召到宫中单独密谈，商量给饷一事。周延儒再一次替皇上分析说：“军饷首先是粮食，而山海关并不缺粮，那么军兵哗变，是为缺银，其中必有原因。恐怕是下属军官从中作梗、煽动闹事，以此要挟袁崇焕，迫袁崇焕向朝廷要银。”崇祯听后，大为赏识，感到周延儒分析情况真是入木三分。周延儒又一次受到皇上的青睐。
其实，此事与袁崇焕毫无关系，戍兵哗变，是由辽东巡抚毕自措施失当造成的，三个月后，袁崇焕才到达山海关，着手处理了善后事务。他以抚为先，罢黜了几个有责任的将领，斩处了十几个破坏性最大的肇事者，毕自引罪自杀。由此看来，周延儒的分析完全是自作聪明，毫无根据。
时隔不久会推阁臣，周延儒与温体仁早已觊觎入阁，但由于资历较浅，未被推荐，二人心中十分不满，便相互勾结，结成政治联盟，先由温体仁发难在先，继之以周延儒从中协助，旧案重翻，借题发挥，矛头所指，集中攻击钱谦益，使崇祯疑心此次会推掺有结党营私之嫌，从而否定了全部会推名单，并罢黜了钱谦益。通过此次事件，周延儒又进一步取得了崇祯帝的好感，不到一年，周延儒被“破格”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准许参与机务，从此挤入了最高决策层。
但是，野心勃勃的周延儒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达到独揽大权，夺取首辅地位的目的，他又施展了一系列的阴谋诡计，竟然不顾国家的利益，勾结温体仁，利用皇太极的反间计杀害了大将袁崇焕，其真正的目的在于除掉权势居于自己之上的钱龙锡、成基命等人，以便夺取内阁首辅的荣耀权位。
果然，袁崇焕一案了结后，周延儒的异己力量也被消灭。不久，他被加官晋爵，当上了太子太保，阁阶由东阁改为文渊，最后到武英殿大学士，真可谓一路顺风、青云直上，崇祯朝廷的大权，尽在周延儒手中。
周延儒一朝大权在握，便迫不及待地引用私人，安插亲信，他所荐用的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等人都属私亲之流。他还让自己的哥哥周素儒冒籍锦衣卫，并授予千户之职，周延儒还荒唐地把家人周文郁委任为副总兵，这简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周延儒在政治上玩弄权术，在生活上腐化堕落，他又奸又贪，是个酒色之徒；秽行丑闻，几乎人所共知。连同他的子弟们也近墨者黑，在家乡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欺压百姓，万人指背。
周延儒当上内阁首辅后，只顾沉湎于权力所带来的快乐，而忘乎所以，自以为老谋深算、位高宠固，不成想被他亲手提拔的温体仁一脚踢翻，贯于玩弄权术，耍弄阴谋的周延儒栽倒在另一个更为奸诈阴险的厚黑温体仁手中，在这出黑吃黑的丑剧中，周延儒灰溜溜地卷铺盖回了老家。
几年后，随着温体仁的垮台，周延儒又靠着阴谋手段东山再起，官复原职，再度把持朝纲。遂使朝政一误再误，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就在周延儒机关算尽之时，崇祯帝终于发现了这个误国奸臣的真实面目，于是将他逮捕入狱，最后降旨赐死。
不善养晦的智者
刘宋大将谢晦联合其他大臣废掉少帝，另立文帝。他以为自己废昏立明，功在社稷，可文帝不这么想。
南朝宋高祖刘裕临终前，任命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为顾命大臣，辅佐太子。
太子即位后，却亲近左右小人，游戏无度。不是在宫中操练兵马，便是在皇家花园华林园中设立市场，与左右侍臣和嫔妃假扮商贩和行人，自己亲自做起小买卖。
大臣多次上书劝谏，这位少年天子却置若罔闻，我行我素，谢晦和徐羡之、傅亮便暗中密谋，欲将新帝废掉，另立明君。他们又找来镇北将军檀道济，一同商量。
四位顾命大臣意见一致，并且掌握内外军权，便领兵进入皇宫，将新帝捉住，以太后的名义下诏，宣布新帝的罪过，废为营阳王，另立宜都王刘义隆为帝。
谢晦、徐羡之等人觉得营阳王终究是个后患，便派人把营阳王杀害，又把平日看不顺眼的庐陵王刘义真也杀了。
刘义隆即位后，也就是宋文帝。谢晦等人虽然认为自己废昏立明是为了江山社稷，也担心文帝为兄弟报仇，便让徐羡之、傅亮在朝中执举朝政，自己和檀道济手提重兵据守外镇，一旦有事，足可制朝廷于死命。谢晦便出镇荆州，檀道济出镇广陵。
文帝即位初期，表面上尊崇谢晦四人，加官晋爵。等到掌握京师禁卫军后，使开始策划除去这几人了。
他注意到檀道济一开始并未参与谢晦的废立阴谋，便找来檀道济和他一同商议讨伐谢晦，檀道济果然从命，并主动请命讨伐谢晦。
宋文帝使用禁军逮捕徐羡之、傅亮以及谢晦在京师的家属，下诏宣布三人杀害营阳王、庐陵王的罪行，派大军讨伐谢晦。
谢晦知道后，便发兵造反。他开始时并未把朝廷的军队放在眼里，自以为谋略当世无双，指挥才能也无人可比；自己又据长江上游，顺流而下，夺取京城指日可待，到时不过另立一个皇帝而已。
两军相接，谢晦才知道是檀道济领兵攻打自己，心理防线一下子便被突破了，况且檀道济是当时最善于打仗的将领，威震敌国，谢晦面对这样的对手，真的是彷徨无策。
谢晦的军队被檀道济打得溃不成军，谢晦本人也被生擒，送到京师斩首，家中男子也都同时被斩于刑场，而徐羡之、傅亮及家人早已被文帝诛杀了。
谢晦四人废昏立明，是为了不负刘裕所托，安定江山社稷，出发点虽对，方法却不对头；首先不该废帝之后又加杀害，杀人有时并不能显示自己的权威，反而是种心虚无能的表现，至于无故杀庐陵王，更是只能给自己增加罪名，后来宋文帝诛除徐羡之、傅亮，讨伐谢晦，罪名就是弑上杀王。
当然宋文帝决意去除谢晦，主要原因还不在此，更重要的原因是不能容忍臣子有可以轻易废除皇帝的强权。
所以谢晦废昏立明后，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养晦，既不杀营阳王，也不眷恋权势，放弃一切权位，回家闭门不出，以此表白自己的忠心，宋文帝既得帝位，又无威胁，也不会无端加害，反而会施以厚恩，何患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