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杼听说了这件事，非常愤怒，就指使人把齐庄公乱刀砍死了。在这个过程中，崔杼一直没有露面，他努力想使此事与他无关，从而减轻弑君的罪名。
齐庄公的大臣晏子站在崔杼家的大门外，料到齐庄公已经惨遭毒手，便说：“君主为国家而死，臣子应当跟着他死；君主为国家逃亡；臣子也应该跟着他逃亡。可是假若君主是为私事而死，为私事而逃亡，除非是他的亲信，否则谁会跟着他呢？”崔杼家的大门开了，他走进去，头枕在齐庄公的尸体上大哭了一场，然后走了出来。晏子这么做，是表明他是国家的大臣，并不是庄公私人的宠信者。
有人对崔杼说：“一定要杀掉晏子。”崔杼说：“算了吧，他是众望所归的人，杀了他不得人心，而放了他可以赢得民心。”
再看一个有趣的例子：
479年，刘宋大将萧道成握有重兵，被封为齐王。当时宋顺帝刘准才十三岁，是一个小孩子，萧道成就演了一场禅让的戏，让刘准把帝位禅让给自己。这样，刘宋政权就变成萧齐了。
谢朏是着名的学士，当时在皇帝身边任侍中，他非常有气节。他眼见宋顺帝被迫退位，臣子萧道成忤逆篡位，非常愤慨。在萧道成受禅即位那天，谢朏正好当班。按惯例，侍中负责解除前代皇帝的玉玺授予后帝。谢朏却佯装不知。中使下达诏书通知谢朏，谢朏故意问：“有何公事？”
中使说：“请侍中解玺授齐王。”
谢朏反唇相讥说：“齐朝有齐朝的侍中。”
说罢，他拖过枕头，躺下就睡。
中使见状，一时吓坏了。不过，他只想息事宁人。于是，他婉转地说：“谢侍中一定是身体不爽，我去禀报就是了。”
谢朏言一下子从床铺上跳起来，大声说：“我没病！我没病……”
话没说完，他就把朝服穿好，快步走出东掖门，坐车回家了。
萧道成听说谢朏拒绝履行侍中的职责，无奈之下只好让左长史王俭担任侍中来解玺。
事后，萧道成的长子萧赜（zé）为此事要求诛杀谢朏。萧道成听罢只是摇摇头说：“杀之成其名，我看还是不理睬他的好。”
崔杼和萧道成自己做了不太光彩的事，心里有鬼，所以不敢杀这种正直而有声望的人，怕自己不得人心。
从这两件事我们也可以联想到，社会上或者一个组织里往往有这样一种人物，他有声望，能够影响舆论。作为领导，对这种人一定要谨慎，不要轻易打压，而是要加以利用。
单位里常有“一个老鼠坏一锅汤”式的下属，他们爱发骚，说怪话，制造消极情绪，恰恰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对这种人也要小心，他们就像一只臭鼬，你可千万不能让他在你的帐篷里释放臭气。
巧用“推”字诀
做得罪人的事怎么能让皇帝做呢？萧华等人接过皇帝的难题，替他做了。这也是一种做事的策略。
战国时，有一次齐国派大军进攻虞丘。赵国派孔青率领敢死队前来救援，将齐军打得大败。在打扫战场时，宁越望着堆得像小山似的齐兵尸体，对孔青说道：“将齐兵的三万具尸体留在这里，只是一堆烂肉，不如将这些尸体送还齐国，让齐国将所积蓄的钱财都消耗在为他们办丧事上。”孔青说：“如果齐国不接受这些尸体怎么办呢？”宁越说：“出兵打仗却不能取胜，这是第一条大忌：领兵出征却不能把他们活着带回来，这是第二条大忌：送还尸体而不肯接受，这是第三条大忌。现在齐国已经犯了前两条大忌，若再犯第三条大忌，齐国的百姓肯定会怨恨国君不仁，而与他离心离德，这就叫做连续出击。”
宁越要利用敌军尸体发动二次进攻，这可以说是一个大胆的创新思维，在这个思维过程中，包含着一个二难推理。将这个二难推理整理出来是这样的：
如果齐君接受他们战死将士的尸体，齐国就会因为厚敛这些尸体而耗尽钱财；如果齐君不接受这些尸体，百姓就会怨恨他不仁。总之，对齐国都是再一次打击。
这是一个典型的二难推理形式，宁越把这个难题推给了对手。
有时候，自己觉得棘手的事，或者不好出面的事，也可以推给第三者，让他来处理。唐肃宗就做过这么一次。
唐肃宗时，李辅国是宫中的一名大宦官。至德元年（756），肃宗在灵武称帝后，李辅国官拜行军司马。凡是肃宗的起居出行、诏令的发布等内外大事，都委任李辅国处理。唐肃宗打败安禄山，收回京城后，李辅国在银台门主持恢复京城的事，并负责掌管禁兵，一时权倾朝野，人人都不敢小看他。上元二年（761）八月，又加给李辅国兵部尚书。
可是李辅国仍然不满足，恃功向唐肃宗要官，请求做宰相。唐肃宗对李辅国这种咄咄逼人、明目张胆要官的做法非常反感，同时，对他的权力过重也有所警惕。因此，唐肃宗并不想把宰相的权力交给他。不过，李辅国对唐朝宗室有功，唐肃宗不想当面得罪他，于是，就对李辅国说：“按照你为国家所建立的功勋，什么不能做？可是，你在朝廷中的威望还不够，这怎么办呢？”
李辅国听了肃宗的话以后，就让仆射裴冕等人上表推荐自己。唐肃宗知道李辅国在请人上表，心里十分担心。就悄悄把宰相萧华找来说：“李辅国想做宰相，我并不打算让他干。听说你们想上表推荐他，真的吗？”萧华没有做声，但心里已经明白了。萧华出宫以后找到裴冕，征求他的意见。
裴冕说：“当初我并没有打算上表推荐李辅国为宰相，是他自己来找的我，并说这是皇上的意思。现在我知道了皇帝的真实意图，请皇上放心，就是砍掉这条胳膊，我也不会上表推荐李辅国为宰相。”
萧华又进宫向肃宗奏明了他们的意见，唐肃宗非常高兴。李辅国在肃宗在位的几年里始终也没能当上宰相。
做得罪人的事怎么能让皇帝做呢？萧华等人接过皇帝的难题，替他做了。这也是一种做事的策略。
生活中，自己不好出面的事，可以让一个合适的人帮你出面；自己不好说的话，可以让一个合适的人帮你说。不过这个人一定要选准，他必须能够胜任。如果你托给了一个不善办事的人，可能会越搞越糟。
不要翻陈年老账
领导要有容人之量，不计前嫌，不念旧恶。用人要有发展眼光，不要老是看人家过去的污点。
刘邦杀了淮阴侯韩信以后，把谋士蒯通也抓了起来。刘邦问他说：“是你教唆淮阴侯谋反吗？”蒯通回答说：“是的。我以前的确叫他反叛，可惜那小子没用我的计策，所以才自取灭亡，落得如此下场。假如那小子采纳我的计策，陛下怎么能杀得了他呢？”
刘邦很生气，下令说：“来人，把他拉出去煮了！”蒯通说：“哎呀！把我煮了可是冤枉我呀！”刘邦说：“你教唆韩信谋反，有什么冤枉的？”蒯通回答说：“秦朝纲纪败坏，天下大乱，异姓并起，英雄乌集。正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杰出的人必然捷足先登。跖犬吠尧，并非因为尧不仁，而是因为他不是狗的主人。当时，臣只知道韩信并不知道陛下。况且，天底下磨刀霍霍、跃跃欲试，想象陛下一样做皇帝的人很多，只是他们能力有限罢了，能把他们全部烹煮了吗？”
蒯通的话说得刘邦哑口无言。他觉得蒯通的话颇有道理，就挥挥手，吩咐道：“放了他吧。”
蒯通这番辩解的意思是：当时天下大乱，人都是各为其主，我怎么知道您就一定能得天下呢？单就这一件事来讲，刘邦还是讲道理的人，没有计较那些陈年老账。
清朝雍正皇帝可是个爱翻老账的人，吕留良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一个着名学者。明朝灭亡后，他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就在家里开设私塾招收学生教书。有人推荐他参加康熙皇帝举行的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他不愿为清朝卖命，坚决拒绝了。官员们还要劝他，甚至想威胁他出山。不得已，吕留良跑到寺庙里，剃光了头当上了和尚，官员们这才拿他没办法。
他死后，湖南有个失意文人曾静，偶然读到吕留良的几篇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立下反清之志。曾静打听到担任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现在握有兵权，很受雍正皇帝的赏识和重用。于是他派自己的弟子张熙去找岳钟琪，共商反清复明大计。
岳钟琪心里暗暗吃惊，他表面上稳住张熙，套出幕后的情况，然后密告雍正皇帝。雍正帝接到报告，又气又急，立刻下命令把曾静、张熙押送到北京，自己亲自审问。
雍正帝一查，明白了曾静等人的反清行动源于吕留良的思想和着作，也认识到思想犯比现行犯危险得多。于是，雍正免曾静、张熙死罪，让他们戴罪立功，到各地去现身说法，做反面教材；而把吕留良从坟里刨出来，锉骨扬灰，他的后代和两个学生满门抄斩，不少钦佩吕留良为人的读书人也一并受到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去了。
雍正翻历史旧账，杀吕留良的后人和学生，大搞株连，实在是殃及无辜。
有这样一个寓言：一天，河里的水族都在哭，有人就问它们是怎么回事。它们说，龙王有令，凡是有尾巴的水族都要被处死，所以它们要哭。这人看到青蛙也在哭，就问青蛙：“你没有尾巴呀，你为什么要哭呢？”青蛙说：“龙王说了，以前长过尾巴的也不能放过。我以前是蝌蚪的时候长着尾巴呀。”
领导要有容人之量，不计前嫌，不念旧恶。用人要有发展眼光，不要老是看人家过去的污点。
位置越高越要谨慎
郭子仪之所以让府门敞开，是因为他深知官场的险恶，正因为他具有很高的政治眼光又有一定的德行修养，善于忍受各种复杂的政治环境，因此即使在自己功勋卓着的日子，也时时做好了应付各种危险的准备。
《周易》有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居安思危，位置越高越要谨慎。
春秋时期，有一次郑国出兵伐宋。引起了晋、鲁、卫、曹等十一个国家的不满。它们便联合出兵讨伐郑国，深入郑境内，围攻其都城。郑难以抗争，只好停止侵宋，并与含宋国在内的十一国订立了友好条约。
当时处于中国南方的楚国，也觊觎中原。常有侵扰活动，故而与晋、鲁等十一国有矛盾。楚国看到郑国求和于十一国，心有不甘，就向秦国借兵攻打郑国，郑国不敢应战，只好弃盟。与郑订立盟约的各国诸侯，见郑弃盟而事楚，对这种反复行为非常气愤，于是再次联合出兵讨伐郑国。郑国被折腾得精疲力竭，被迫无奈，请求晋国出来调停。在付出重大代价后，郑乃与诸国再次通好。
郑国为答谢晋国的调停之恩，赠送给晋国许多兵车、兵器、乐师及歌女。晋君主为犒赏这次调停的有功人员，便把得来的财物女子分一半给大臣魏绛。绛不肯接受，并向晋王说了下面这段话：
“愿君主在享受安逸快乐时，能够考虑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正如《易经》中所言：要居安思危。能有这种心理状态，才能对未来势态有所防备，有防备才不至于遭祸患。我愿以不受恩赐来劝谏您吧。”
魏降可谓廉洁正派了。他不仅不贪图物欲的满足，而且在胜利时，他又能以冷静的头脑分析潜伏着的危机。早在郑国求他出面调停时，他就看到了郑国上下的狼狈相，在内心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他又深恐郑国因国君不察而导致的悲惨状况在晋国重演，故而以实际言行劝谏晋王。如此耿介、清廉之士，不能不令人佩服。
唐朝郭子仪爵封汾阳王，王府建在首都长安的亲仁里。汾阳王府自落成后，每天都是府门大开，任凭人们自由进出，而郭子仪不允许其府中的人对此给以干涉。有一天，郭子仪帐下的一名将官要调到外地任职，来王府辞行。他知道郭子仪府中百无禁忌，就一直走进了内宅。恰巧，他看见郭子仪的夫人和他的爱女正在梳妆打扮，而王爷郭子仪正在一旁侍奉她们，她们一会儿要王爷递毛巾，一会儿要他去端水，使唤王爷就好像奴仆一样。这位将官当时不敢讥笑郭子仪，回家后，他禁不住讲给他的家人听，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没几天，整个京城的人都把这件事当成笑话来谈论。郭子仪听了倒没有什么，他的几个儿子听了却觉得大丢王爷的面子，他们决定对他们的父亲提出建议。
他们相约一齐来找父亲，要他下令，像别的王府一样，关起大门，不让闲杂人等出入。郭子仪听了哈哈一笑，几个儿子哭着跪下来求他，一个儿子说：“父王您功业显赫，普天下的人都尊敬您，可是您自己却不尊重自己，不管什么人，您都让他们随意进入内宅。孩儿们认为，即使商朝的贤相伊尹、汉朝的大将霍光也无法做到您这样。”
郭子仪听了这些话，收敛了笑容，对他的儿子们语重心长地说：“我敞开府门，任人进出，不是为了追求浮名虚誉，而是为了自保，为了保全我们全家人的性命。”
儿子们感到十分惊讶，忙问其中的道理。
郭子仪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们光看到郭家显赫的声势，而没有看到这声势有被丧失的危险。我爵封汾阳王，往前走，再没有更大的富贵可求了。月盈而蚀，盛极而衰，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人们常说要急流勇退。可是眼下朝廷尚要用我，怎肯让我归隐；再说，即使归隐，也找不到一块能够容纳我郭府一千余口人的隐居地呀。可以说，我现在是进不得也退不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紧闭大门，不与外面来往，只要有一个人与我郭家结下仇怨，诬陷我们对朝廷怀有贰心，就必然会有专门落井下石、妨害贤能的小人从中添油加醋，制造冤案，那时，我们郭家的九族老小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郭子仪之所以让府门敞开，是因为他深知官场的险恶，正因为他具有很高的政治眼光又有一定的德行修养，善于忍受各种复杂的政治环境，因此即使在自己功勋卓着的日子，也时时做好了应付各种危险的准备。
难办的事，不妨“息事宁人”
工作中常常会碰到很多难办的事，尤其是得罪人的事。比如别人托付的事，办吧，违反原则；不办吧，面子上让不过去，左右为难。这样的事不妨拖延一下，或者找个理由推托过去，不了了之。
北宋时候，张咏在益州做知府。有一次百姓向他控告王继恩帐下的士兵仗势欺人，勒取民间财物，还伤有人命。那个士兵知道后，用一根长绳从城墙上坠出城，逃跑了。
张咏派衙役前去追捕。临行前，他告诚衙役说：“你把他捉拿住之后，不要打他，也不要伤他，只要找到一个深井，将他衣冠整齐地推进井里，然后来报告我，就说此人逃走后投井自杀。”
当时官军中正议论纷纷，气势汹汹要借机闹事，听说那个士兵自己投井而死，也就没有别的话说。
张咏这样处理，可谓是巧妙之极。因为像当地官军的犯法逃兵，既不能公开斩杀，也不能捉回来，因为捉回来就可能成为激起兵变的导火线。
只有这样处理，才能既惩办了凶手，又避免了与当地驻军主帅王继恩不和的恶名。可谓是软刀子杀人的绝妙注脚。
明英宗天顺年间，宫廷中爱好宝玩成风。太监出主意说，三十年前宣宗宣德年间，曾派遣三保太监出使西洋，获得无数珍宝奇玩。皇帝就命令太监到兵部去，查找三保到西洋的海上路线。
当时刘大夏为兵部侍郎，兵部尚书项忠命令掌管文书的都吏去翻检过去的数据，刘大夏先将那份资料搜检出来，偷偷藏好。都吏查了半天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