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接触所形成的印象叫做最后印象。最后印象往往具有对先前印象的修正作用以及对总体印象的定格作用，也就是说，最后印象常常会将先前的印象覆盖住，因此具有长久的、定型的影响力。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中称为近因效应。一般来说，在与不熟悉的人交往时，首因效应起的作用较大；而在与熟悉的人交往时，近因效应起的作用较大。
李夫人知道自己很快要死了，如果与汉武帝见面的话，给汉武帝留下的就是最后的印象，那么，这次印象肯定会将先前的印象全部覆盖，并且这个最后的印象将会成为永久的印象。也就是说，如果她见了汉武帝，一个憔悴丑陋的李夫人的形象就将永远地烙在汉武帝的心中。如果她不与汉武帝见面，汉武帝就会永远用先前所印下的那张“底片”来“翻拍”李夫人的形象。这大概也是“谢世当谢于正盛之时”的道理。
这个道理，对我们做事情很有启发：做事情一定要把收尾做漂亮，否则，前面的工作做得再好也有可能费力不讨好。
还有，在鼎盛的时候及时收手，给人留下永久的好印象。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功居至伟，可他只担任了两届总统就主动隐退。他离开白宫的时候，成千上万的群众依依挽留，场面感人极了。华盛顿是明智的，再伟大的人物，在一个位子待久了，也会做出一些傻事来。
写字要写好最后一笔，做事要止于至善，才是最高境界。
成绩只能代表过去
作为下属，以前不论有多大功劳，都不要天天挂在嘴上，以免惹来是非。你与领导关系近，这更不能四处炫耀。否则领导会觉得你破坏大局，制造不团结因素。说不定哪天来个“舍车保帅，大义灭亲”。
在知识和才能方面有超过别人之处，被重用，人们建立了功劳，容易气盛，放肆自己的言行，是十分错误的。世上的事情复杂多变，人们不可能穷尽真理，而只能逐步接近真理，自己在某方面确有见解，比别人高明，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论，听取不同意见，以和顺友好的态度待人，平心静气的阐述自己的主张，是研究解决问题应该采取的做法。
刘文静，当初曾劝李渊起兵反隋，事成后，他立有大功，官拜民部尚书。当时李渊对裴寂也很器重，任命他为右仆射。上朝时，李渊常常让裴寂和自己同坐，对裴寂言听计从。
刘文静认为自己的才智比裴寂高，辅佐李渊创立基业功勋卓着，现在地位却不如裴寂，心里愤愤不平。因此，他经常当众羞辱裴寂。在朝堂议政时，只要裴寂同意的，他必然反对；相反，只要裴寂反对的，他就一百个赞成，专门与裴寂唱对台戏。因而，两个人的积怨越来越深。
有一次，刘文静和他弟弟、通直散骑常侍刘文起一起喝酒。刘文静喝得醉意蒙胧的时候，就借酒发泄说：“一定要砍了裴寂的头！”还有一次，刘文起因为家里常常闹鬼而请来一个巫师，在星光下，披散头发，口衔快刀，作法祛邪。
刘文静的一个侍妾因不受宠爱，心生怨恨，就把这两件事告诉了她的哥哥，让她哥哥告发刘文静谋反。
李渊勃然大怒，立即拘捕刘文静，让裴寂和内史令萧璃调查处理。
在审讯中，刘文静又借机发泄自己的不满说：“当初太原起兵时，我任司马，和裴长史的地位差不多。如今裴长史的官职远在众臣之上。”他看大家都不愿听他的话，便乘机辩解说，“我内心的确不满，酒后难免口出怨言。”
李渊对群臣说：“听刘文静的这一番话，明摆着是要谋反。”
萧璃和礼部尚书李纲都替刘文静辩解，说他只是怨恨自己的官职不如裴寂高，不是谋反。秦王李世民也替刘文静向李渊求情，说他只是在反裴长史而已，不是反朝廷。
但裴寂这时却没替刘文静说好话，李渊一向宠信裴寂，对刘文静谋反一案，他思考犹豫了很久，最终他还是听从了裴寂的意见，把刘文静、刘文起处死，家产全部没收。
尉迟恭也是李世民老班底的人，自以为功劳大，与皇帝交情深，平时脾气不小。有一次他前往庆善宫参加唐太宗李世民举行的酒宴。他到来时，看见自己的位置被别人占了勃然大怒，竟不顾君臣欢宴的场面，指着那个人吼了起来：“你有什么功劳，竟敢坐在我的上首？”
任城王李道宗看到尉迟恭如此大动肝火，便走过来劝解。尉迟恭不但不听劝解，反而把气撒向李道宗，举拳就打。李道宗躲闪不及，眼睛被打得顿时肿胀起来，几乎看不见东西。
李世民生气地中止了宴会，斥责尉迟恭说：“朕一直责怪汉高祖诛杀功臣的做法，想和你们一起保持亲密的关系，共享富贵，并把这种情谊延续到子孙后代。可是，你身居高位，却不知道约束自己，屡次违犯禁令。朕现在才明白，韩信、彭越被诛，并不只是汉高祖的过错。功臣应当自持，希望你不要再居功自傲，否则，将会给你带来祸患，到了那时后悔就晚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尉迟恭这才警醒。从那以后，尉迟恭很注意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一直保持着功臣的风范。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功劳和待遇不成正比，受了委屈，也不要公开发牢骚，可以心平气和地找领导谈。汉高祖分封群臣的时候，把儒生随何的功劳给忘了，随何就主动向高祖说：“当年您攻打彭城的时候，我带着二十个人出使淮南，说服黥布不要支持项羽，这作用难道还不胜过五万兵马吗？”高祖一听，连忙说：“我正在计算随君的功劳呢。”马上任命随何为护军中尉。
越是有才能和功劳，在言行上越是要谨慎。这才是自保之道。在生活中，职位、薪水、荣誉与成绩不一定完全相适应，这是很普遍的事。心态要放平和一点，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左宗棠不搞表面工程
做事要有务实的精神，不能为了政绩只搞表面工程。左宗棠很有务实精神，他在西部时，很注意西部经济建设，因地制宜，利用当地资源特点，鼓励当地人民种棉、畜牧，发展纺织工业。
左宗棠在用兵关陇、进军新疆的过程中，还十分关心西部建设，他因地制宜，采取了不少很好的举措，发展当地生产。这也传为佳话。
左宗棠不仅仅是个军事家，他对于发展西北的经济颇为关注。他看到甘肃“地气高冷，节候暑少寒多，物产甚稀，民生日蹙。民间无衣之苦，甚于无食”的状况，建议广种棉田，以解决穿衣问题。他认为：“甘省各地方，凡向阳肥暖之区可种罂粟者，无不宜种棉花。”于是，他命令地方政府严禁种植罂粟，鼓励农民广种棉花，并教农民学习纺织技术。这是他做的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左宗棠在西北注意修河、治路，于沿河、沿路广种榆柳。从此，陕西向西至玉门关，道路两旁全是柳树，连绵数千里，像一道绿色的屏障，时称“左公柳”。
唐代诗人王之涣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诗句。光绪五年（1879），新任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的杨昌浚目睹了左宗棠在西北的政绩，赋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该诗不但颂扬了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的功绩，而且对他沿道植树，开发西北的成效大加赞赏，以“引得春风度玉关”做了形象的比喻。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之际，为解决粮食供给问题，主张开荒屯田和兴修水利。这固然出于军事目的，却也具有开发大西北之用意。他认为：“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或办之用兵之时，以省转馈；或办之事定之后，以规久远。”于是，他令张曜率军在哈密办屯垦、水利，垦得荒地一万九千余亩，获粮数千石。
左宗棠还善于因地制宜，依据新疆许多地方“可渔可牧，不必垦田种粟亦可足民”的特点，认为：“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必需也，何必耕桑然后致富？长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则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宜矣。”这种主张对发展畜牧业是有利的。
同治十一年（1872），左宗棠进住陕甘总督任所，他将西安机器局的机器搬至兰州，创办了兰州机器局，以精通西洋枪炮制作的记名提督赖长为该局总办，并从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抽调了技术工人。兰州机器局生产的项目主要有枪、炮、子弹、炮弹。兰州机器局的设立，既有镇压起义的用意，更有针对关外、收复新疆之图，因为在该局创办前一年，俄国已派兵占据伊犁，左宗棠便在筹划规复新疆和收回伊犁时提出“精求枪炮”的主张。很明显，他在兰州设局是为了实现这一主张。
军事工业的创办不但引进了近代机器生产和出现了雇佣工人，而且促成了民用企业的兴起，这在西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中也得到同样的验证。如果说福州船政局的创设引发了轮船招商局的创办，那么兰州机器局的设立又导致了兰州织呢局的兴办。光绪三年（1877），赖长在兰州机器局内试制了一台织绒机，用甘肃所产羊毛织成一块绒布，呈送给左宗棠验看。左很满意，认为此绒可与“洋绒”相媲美，鼓励他继续把这项事业做下去。左宗棠写信并附赖长所绘织机之图给在上海的采办委员胡光墉，让他采办设备。
光绪四年（1879），经胡光墉向德国采购的全套织呢机器运到上海。从上海往兰州运送机器，是非常艰难的，据上海《大清国》杂志记载：“机器系装在一条货船上，由招商局的轮船在1879年拖运到汉口。在汉口又将这些机器用民船水运、又由人们背运到兰州府。有些机器非常重，而且难运，所以锅炉得拆散了一块块地运，山路有时得开凿了然后才能把大件的机器搬过去。”光绪五年（1880），织呢机器全部运至兰州，织呢局正式开工，中国第一家纺织工厂在西北诞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可惜的是，由于管理不善，冗员太多，产品质量不精，该局在创办后仅四年就面临着破产的危机。光绪十年（1884），兰州织呢局被迫停办。
由官办企业转向商办，已成为时代的呼声。兰州织呢局恰为中国近代企业这一经营机制的调节和重组提供了借鉴。左宗棠经营近代民用企业的这次尝试未能成功，但他勇于在风气未开的情况下把机器生产率先引入西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
创立自己的品牌
“名不正则言不顺”，取得道义的合法性，抢占有利的口号，夺得话语权，对于做大事来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乱世，群雄并起，谁都想吃掉别人，独占天下。这时候，他们通常都宣称自己是正统，是天命所归，而别人都是贼。比如项梁拥立楚怀王的孙子，重新打起“楚”的旗号；再如曹操挟持汉献帝，自任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取得道义的合法性，创立自己的品牌。
曾国藩也是一个品牌策划大师。曾国藩因首创湘军，一举扑灭近代史可圈可点的太平天国运动而名声大振，位极人臣。曾公的军事思想和有关方略，被后来的政治家、军事家推崇备至，毛泽东主席曾有读近代史“独服曾文正”的感慨。
从策划和营销的角度来看，曾公成功地开发和运用“湘军”这一品牌，堪称是一代策划大师。
初创湘军时，曾公没有值钱的名分，要钱没有，初战大败，有过两次差一点“殉节”的经历，可谓三起三落，好在其“不懈的报国志向”和良好的心境及修为，硬是渡过了难关。综观其整个过程，对品牌的塑造有三个方面值得有关人士的借鉴：
一是善于抓住和利用机会。往往时势造英雄。在当时满清的整体军备衰败时（这就是机会），曾公在积极争斗中脱颖而出，已成必然。曾公获实际权力后，为其打胜仗的目的，置古训和陈规于不顾，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如立即健全和强化造血功能，设局收税等，使队伍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与强大的太平军抗衡。
二是善用人才，量才适用。他虽用了大批文人（大多是不得志的，也只有靠军功来光耀门楣的落魄之人），对一介武夫也尽其所长，使得他帐下军事型的、谋划型的、经济型的人才应有尽有，对有功者尽可能请旨封赏。在湘军鼎盛时，在全国18个省中，有13个省的封疆大吏是其属下和门生，担任其他类似职务的，也不少于20人，其势如日中天，前无古人，登峰造极。
三是用文化来训练军队，使之成为有思想、有活力的“曾家军”。曾公编写了多种手册要求士兵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些“乱世须用重典”，“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衣冠禽兽”的经典语言，多被后人采纳，成为治兵行军语录。他第一次大规模对有功部下的奖赏竟是一把刻有他名字的匕首，这也是潜在的文化影响。从品牌的开发角度，他紧抓了文化内涵的影响和独具个性的塑造，使他的军队不同于其他的部队，最后走向成功。
开发是成功了，如何管理也成问题。曾公和他的湘军名满天下时，在朝野却毁誉参半。他一方面受到封侯拜相、满门得宠的皇恩浩荡；另一方面也体会出功高震主、必遭猜忌的天威凛冽。当时如有不慎，要么自成一统，要么身家性命毁于一旦。以其忠君报国思想，肯定不会犯上。为了功成名退，独善其身，他毅然裁撤湘军，同时把核心力量向他的分支淮军倾斜，保持相当的力量，较好地摆脱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曾国藩的这一套经验是很值得现代企业在搞策划、搞项目时所需借鉴的。
曾国藩很重视宣传。在讨伐太平军的檄文中，他善于争取民心，与太平军争夺思想阵地。
首先，他抓住“田则天王之田”一说，利用私有观念煽动群众反对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是没收地主土地，平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但在实施过程中却是“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击了自耕农以上的各个阶级和阶层，扩大了打击面。曾国藩抓住这个弱点极力挑拨，煽动中农以上中小土地私有者同地主阶级站在一起反对太平军，尽可能将太平军孤立起来。
他还利用封建伦理观念反对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太平天国宣布天下男子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姊妹，军民上下皆以兄弟姊妹相称，极大冲击了封建礼教，引起了许多士人的反感。君臣、父子等封建人伦观念已存在了几千年，对人们影响很深。曾国藩利用人们这种思想基础，宣称太平天国不让人们称自己的父母为父母，而只能称为兄弟姊妹，等等，更加深了人们对太平军的误解，达到了在政治上孤立太平军的目的。
利用尊孔思想争取封建士人。当时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儒教的信徒，即使有些人不满于清王朝的统治，但并不反对儒家思想。这部分人是知识阶层的主体，也是社会的主体，在社会结构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曾国藩抓住这个特点，竭力争取这部分人，吸引他们同自己一道维护清朝的统治。他指责太平天国反对孔孟，而自己则以卫道者自居，便很容易得到了这些人的好感。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湘军以及淮军集团骨干就是这些士人，由于争取了他们的鼎力支持，才促成了最后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