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湘军悍将李金炀的处罚，最能体现他的严厉作风。咸丰十一年（1861），李金炀兵败，落入太平军手中。他的一个部下张光照逃了回来，向曾国藩报告说李金炀投降了太平军。曾国藩将信将疑，在给李鸿章的信里说：“李金炀从贼，狼子野心似无足怪。唯专凭张光照一人供词，则不足据。凡败而先逃者，每好造言诬人。且人心不齐，一人从贼，亦无全军俱叛之理，尚当确查。”李金炀的确没有叛变，他被太平军俘获后，争取留下性命，乘机逃了出来。曾国藩又给李鸿章写信道：“李金炀自安义逃，竟赴省城，其情自是可原。奉、靖、安、武民团杀贼接仗之说，鄙人终未敢深信。”
尽管如此，曾国藩仍然没有手下留情。李金炀刚回来，见到曾国藩，曾国藩二话没说，就命人推出去杀了。那个诬告的张光照，也被斩首。很多人都不理解，认为二人只有一个是错的，李金炀无罪，张光照自然该杀，张光照无罪，也只能杀李金炀。曾国藩解释说，李金炀没有投敌，但是他作为主将，战败后没有殉国，本来就该处以死罪。而张光照诬陷自己的上级，也是死罪。曾国藩最痛恨那些没有气节的人，他认为战败之后，落入敌人手里，如果不死，就说明对国不忠。他几次失败都要自杀，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李金炀虽然是个能征善战的悍将，就连左宗棠也曾经称赞过他，但是在这个大是大非上没有把握好，就丢了性命。曾国藩的严酷，的确令人胆寒。
李鸿章对于手下比较宽松，这也是曾国藩一直很担心的。他多次告诫李鸿章，对于属下，必须刚柔并用，对那些敢于为非作歹、败坏风气的，绝对不能心慈手软。同治元年（1862）六月初六日，他给李鸿章的信里说：“吾尝谓人才随风气为转移，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两次指斥之人，似亦不能一一惩究。择其劣绩尤着者严劾一二，以儆其余。请细心察访见告，无漏吞舟而诛及虾蛭也！”让他放手整顿吏治，扭转官风。
郭松林英勇善战，被誉为清朝赵子龙，但是在湘军中的名声很不好，曾国藩对他擅自娶妾非常反感，命令李鸿章加以严惩：“闻郭松林在沪置妾五人，亏空口粮至六七千两之多。令弟季荃因其战守可恃，颇加信任，郭松林遂骄恣自喜。程学启亦不免于骄将骄蹇，而帅好远略，本非佳征，而军中置妾、亏空口粮二者，皆湘勇近日所无之事，不可因郭松林一人而坏此风气。郭在舍弟沅甫营中，声名极劣，舍弟因其能战而姑容之，厥后背此而赴沪，沅军诸将即抱公愤，恶其凉薄，舍弟冀其立功于沪而含忍之。今在沪行径意象，如此不大，偾事不止，应请阁下撤营参办，追缴口粮，不宜姑息。”
当时淮军刚刚创办，曾国藩最担心其败坏了湘军建立以来形成的风气。一旦风气败坏，整个军队就逐渐趋于腐败，离覆灭的日子就越来越近了。所以他才对郭松林这件事如此关注。李鸿章尽管对郭松林没有大加惩罚，但是在老师的威压之下，也逐渐改变了驭下之术，逐渐趋于宽严并用，对郭松林也给予了一定的惩戒。后来郭松林也有所收敛，先后担任过湖北提督和直隶提督，还得到过他的老上级曾国荃的赏识。
建立自己的智囊团
曾国藩的幕府不仅规模恢弘，汇集各种人才，可称晚清幕府之大端，而且输送了一大批治国经邦之才，对晚清政治、军事乃至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具有影响。而李鸿章得到曾国藩的真传，其幕府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国藩自己虽然在治军用兵，甚至其他方面也没有特别突出的才干，但是他有一个最过人的长处，那就是善于识人和用人。
曾国藩的幕府是他的人才库，许多影响巨大的人才都是从他的幕府中走出去的。因此他的幕府就成了最令人关注的现象。要真正揭开曾国藩之谜，首先就要研究他的幕府。
从咸丰三年（1853）奉旨帮办团练、创立湘军后，曾国藩就陆续延聘各类人员到自己的幕府中帮办各种事务。随着湘军的壮大和曾国藩地位的不断升迁，幕府中的人员也不断增加，成为当时最大的人才库。
曾国藩吸收人才坚持广收慎用的原则，因此在他的幕府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其中自有思想守旧的封建士大夫，也有眼界开阔的新学俊秀。其中容闳就是新学人才的佼佼者。容闳是被曾国藩求才的诚意打动留下来负责洋务的，曾国藩幕府的庞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自己所着的《西学东渐记》中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文正对于博学多才之士，尤加敬礼，乐与交游。”曾国藩幕府包括了各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之所以投靠他，也正是看到在这里能找到用武之地。
近代着名思想家薛福成是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他长期在曾国藩幕府中担任职务，因此对其中情况更加熟悉。曾国藩去世后，薛福成曾写了一篇《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专门记述曾幕人物，他根据自己的回忆，把曾幕中的人才按职能分为四大类，其中着名的就有83人。
着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估计，当时曾国藩幕府中的幕僚不下100人。
当代着名曾国藩研究专家朱东安先生在《曾国藩幕府研究》一书中确定曾国藩幕府共有400余人，而根据他的新作《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的统计，曾国藩集团的骨干分子共有475人，文官按察使以上有125人，武官提督以上58人，督抚和各部堂官67人，这还不包括那些一般幕僚。
所以罗尔纲先生说，曾国藩的幕府简直可以称为晚清人才的渊薮，的确是极为中肯的。曾国藩的幕府不仅规模恢宏，汇集各种人才，可称晚清幕府之大端，而且输送了一大批治国经邦之才，对晚清政治、军事乃至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具有影响。
曾国藩幕府中的人才，可以分为政治人才、外交人才、科技人才、文化人才四大类。
政治人才是曾国藩幕府的主体，他们经过在幕府的锻炼和曾国藩亲自的教导，优胜劣汰，很多人迅速升迁出幕，后来成为朝廷大员、地方督抚或州县官吏，形成了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势力集团。在自强运动中，曾国藩集团是主体，如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薛福成、冯桂芬等，构成了洋务运动的中坚力量。而左宗棠、彭玉麟、刘铭传等，在近代中国弘扬了爱国的民族精神，是青史流芳的爱国人士。晚清地方大员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出身于曾国藩的幕府，甚至在中央，还出现了大学士、军机大臣。这些人才，都是曾国藩通过幕府逐渐培养和提拔起来的。
外交、科技人才是一种新的人才，也是曾国藩可以收罗和培养起来的。在曾国藩之前，清朝政府还没有和外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从郭嵩焘担任第一任驻英公使开始，近代的外交活动也逐渐展开了。在郭之后，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也活跃在外交舞台上，他先后担任了驻德国公使和驻俄国公使，在维护祖国的尊严和民族利益上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担任过驻英、法、意、比四国大使的薛福成，和驻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以及出使美国的陈兰彬等等，都是曾国藩的幕僚。郭嵩焘是曾国藩青年时期最好的朋友，办湘军的实际主谋人，在曾国藩幕府中发挥过重大的作用。幕宾或游幕的名人，他们对加强中西文化的交流，承办晚清的对外交涉，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薛福成、黎庶昌则是曾国藩真正的嫡传弟子。
中国近代的落后，很大意义上是科技上的落后。曾国藩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从建立幕府开始，就注意搜罗科技人才。近代中国科技史上有名的几位科学家，都是在曾国藩的幕府中长期担任职务成长起来的。李善兰是近代中国的数学先驱，他在曾幕先后八年，不但为曾国藩设的江南制造局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还翻译了许多西方数学着作，为中国的近代数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一位数学家华蘅芳，也在曾国藩幕府中，他与英人傅兰雅等人先后合作翻译的《代数术》、《三角数理》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徐寿被称为中国近代化学之父，他和儿子徐建寅在曾国藩幕府中，特别是在办洋务、设立工厂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还有一类是文化人才。曾国藩即使在繁忙的军务政务之中，也没有放弃文学史学的爱好。他真正收的几个弟子（不是像科举考试中的门生），都是古文、史学方面的杰出人才。他的四大弟子薛福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在当时甚至以后的文坛上都独树一帜。而其他如俞樾、吴嘉宾、王闽运、王定安、张文虎、张穆、何秋涛等，也都是晚清文史方面着名的学者。
总而言之，曾国藩的幕府不愧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库，它几乎囊括了当时能搜罗到的各个方面的杰出人才。正因为有了这些人才，曾国藩才不但在军事政治上，而且在包括文化艺术、经济外交、科学技术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这绝不是任何一个所谓的人才所能做到。
李鸿章就是在曾国藩的幕府中成长起来的，他成为朝中大员以后，也开始组建自己的幕府。咸丰十一年（1861）年底，李鸿章受命招募淮军，就开始筹建幕府，到他去世，他的幕府前后延续了整整40年，一直长盛不衰，甚至有过于曾国藩的幕府。
李鸿章的淮系可谓人才辈出。淮军将领张树声曾由江苏、贵州两省巡抚升任两广总督，一度署理直隶总督。刘秉璋由江西、浙江两省巡抚升任四川总督。潘鼎新历任云南、湖南、广西三省巡抚。刘铭传先授福建巡抚，后成为台湾第一任巡抚。李鸿章的兄长李瀚章历任湖南巡抚、浙江巡抚、四川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羲历任广西巡抚、云南巡抚、贵州巡抚、云贵总督。
李鸿章的幕僚中，还有十几位担任过晚清朝廷的驻外使节，控制了外交领域。而司、道、府、州、县等各级地方行政官员，出身李鸿章幕府的更加不胜枚举。由此形成的强大政治势力，不但延伸到全国大部分省区，而且在很多方面影响晚清政局长达数十年之久。所以，他的幕府堪称中国当时最大的近代人才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