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绥伪装出来的谦恭也着实令阴皇后迷惑了一阵子，而这为邓绥赢取了时间。她在这段时间内，一是想尽办法获得汉和帝的宠爱；二是笼络大批的宫人，让他们做自己的羽翼。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精心营造，她的力量逐渐壮大起来，此时的阴皇后也看透了邓绥的本质，当阴皇后再想控制邓绥时，她却已经无能为力了。
以缓制急，巧除劲敌
面对强敌，不妨巧妙周旋，以缓制急。懂得这个道理，柔弱的女性也可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三国时，吴国孙权的弟弟孙翊任丹阳太守时，妫览任都督领兵，戴员为郡丞，妫览和戴员由于多次受到孙翊的责备，因此都很忌恨他。于是他们重金贿赂孙翊左右的亲信边洪，密谋杀害孙翊。
一天，正当孙翊送客时，边洪从后面砍死了他，然后逃到山里去了。孙翊的妻子徐氏重金招募武士去追捕，捉到边洪后，把他杀掉了。妫览于是就得以进入孙翊的府中，全部接收、占有了孙翊的婢女侍妾以及左右的侍从，而且还想霸占漂亮的徐氏。徐氏见妫览要加害于自己，就欺骗他说：“请求你等到本月月底的那天，我设祭坛祭奠了丈夫以后，脱掉丧服，那时才能依从你。”妫览同意了她的要求。
徐氏便偷偷派人去找孙翊过去手下的将领孙高、付婴等人，诉说了孙翊一家的不幸。孙高、付婴听了，相对痛哭流涕，一起发誓要为孙翊报仇。
到了月底这天，徐氏为丈夫祭奠完毕，就脱去丧服，熏香沐浴，又在其房间安排设置了帷帐。她有说有笑，显得很高兴的样子。妫览藏在隐蔽的地方窥视到这一切，对徐氏便不再有疑心了。徐氏先让孙高、付婴跟婢女们躲藏在大门里面，等妫览进大门后，徐氏从屋里出去拜见他。就在这时，徐氏大喊一声，孙高、付婴一齐冲出，共同杀死了妫览，其他的人也在外面杀了戴员。于是，徐氏又重新披麻戴孝，把妫览、戴员的首级供奉在孙翊的灵前，以祭奠孙翊。事情传扬出去后，全军上下都为之震惊叹服。
北宋有个叫申屠希光的女子，也是一位女中豪杰。
钦宗靖康年间，有个女子名叫申屠希光。她很有诗才，嫁给侯官县的秀才董昌以后，她虽然生活清贫，家务辛苦，但她却怡然自乐很是满足。
郡中有个叫方六一的大富豪，见希光长得很美，就想把她弄到手。他指使人诬陷董昌，致使董昌被杀且株连九族。这时，方六一又假充好人，出面说情，使董昌的妻子儿女都获得了赦免。董昌被杀以后，方六一就派侍从去向希光献殷勤。并且强行送去了聘礼。这么一来，希光就明白了方六一的阴谋，她也就假意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并请求他帮助安葬了自己的丈夫，再和他举行婚礼。方六一听了大喜，派人按照礼节埋葬了董昌。丧事办完之后，希光把孩子寄托在董昌友人的家里，然后艳妆打扮，随身携带一把锋利的匕首，装出满脸高兴的样子来到方六一家里，向他表示感谢，同时假意同他结婚。方六一进到新房的帷帐中，希光就用匕首刺杀了他，希光接着又杀了他的两个侍从。到半夜，希光假称方六一得了急病，让人挨个去叫他的家人，方六一家里的人一个个都被她杀死了。于是，希光砍下了方六一的头，装在一个袋子里，带到董昌的坟上去祭奠。第二天，希光把村民们全部召来，告诉了他们事情的原委，最后她说：“我要跟着丈夫长眠地下了。”说着，她就上吊自尽了。
徐氏和申屠氏，都能够在自己的丈夫死后，不屈服好色小人的淫威，为其亡夫报仇雪恨。徐氏是个达官贵人的夫人，她以缓制急，在外与其亡夫的部将一起，在内有众奴婢的同心协力，杀死一个粗疏而不加防备的好色小人妫览，就好像打死一只生了病的老鼠那样，轻而易举：而申屠氏就不容易了，在仇人尚未暴露出来之前，她只有耐心地等待，等到好色小人方六一原形毕露之后，她又沉着冷静，虚与委蛇，最后以大无畏的复仇精神，手刃仇敌。
当然，她用计将其全家杀得一个不留，这后者未免有点滥杀无辜了。
巧借“弦外之音”
“话说一半，点到为止”，这是一种策略，多被小人用在谗毁诬陷的场合。谗毁诬陷一般没有事实依据，倘若直截了当地生编乱造和妄下结论，其险恶用心则过于明显，而且谎言易被揭穿、结论难以成立。相反，通过运用“话中有话、弦外有音”的暗示手段，谗毁诬陷者不仅掩饰了自己的险恶用心，同时又使攻讦手段显得含蓄而留有事后自我辩解的余地。
只讲表面现象，不作实质结论，“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似隐却露，故作弦外之音。闻者不难从中领悟辨识话中之“话”，弦外之“音”，自行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此种手段的“妙处”在于：言者未曾明言，便可不承担明言的责任；言者未做结论，便无强加于人之嫌；然而言者所要表达的关键内容却尽为闻者所知，其目的已然达到。
中国古代历史上，拨弄“弦外之音”者大有人在。唐玄宗在位期间，曾发生了一场废立太子之争。受宠的武惠妃极力构陷太子李成，企图以自己的亲生儿子取而代之。唐玄宗听信了谗言，召集宰相会议，打算废掉太子。正直的宰相张九龄，从稳定政局和维护礼法的角度出发，公开反对更储，并明确表示：“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同时在位的奸相李林甫，却另有一番表现。他当众“无所言”，不发表任何意见，退朝之后却暗地里通过宦官转告玄宗说：“此主上家事，何必问外人？”此番话虽然没有直接针对更储问题做出明确的表态，但其所暗示的弦外之音却是十分明显的；既间接表明了李林甫迎合玄宗和武惠妃赞同废掉太子的态度，同时又影射攻击了政敌张九龄“干预”君主的“家事”。
“话说一半，点到为止”，这是一种策略，多被小人用在谗毁诬陷的场合。谗毁诬陷一般没有事实依据，倘若直截了当地生编乱造和妄下结论，其险恶用心则过于明显，而且谎言易被揭穿、结论难以成立。相反，通过运用“话中有话、弦外有音”的暗示手段，谗毁诬陷者不仅掩饰了自己的险恶用心，同时又使攻讦手段显得含蓄而留有事后自我辩解的余地。最终的结论毕竟是作为闻者的他人自行做出的，作为言者的谗毁诬陷者总是为自己保留了一条后退抽身之路。
清朝道光年间，军机大臣曹振镛当政之时，对政敌打击往往不动声色，却“言到敌败”，非常奏效。曹振镛在乾隆年间中进士，做过翰林，到了嘉靖年间就连连升官，可谓飞黄腾达，一直升为尚书、大学士。到了道光年间，他更是如鱼得水，晋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画图紫光阁。曹振镛81岁高龄去世后，谥赠“文正”。“文正”的谥号清朝有特别的意义，不仅是对故世大臣的最高评价，还说明了满清统治者对人的高度信任。纵观整个清代，享受这种殊荣的也不过七八个人。
曹振镛作为一位汉族官僚，是有显赫的武功呢，还是有过人的才能？这两样他都没有；那么，他为什么历仕三朝，不仅没有遇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麻烦，反而越老越受皇帝宠爱，仕途越来越顺，官越做越大，他到底有什么诀窍呢？
别人对他的为官之道都怀有一种神秘感。有一次，他的门生向他讨教，问他作为三朝元老，是怎样深受皇帝的宠信的，他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只回答了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意思是说，对皇帝、对上司，要多表示顺从，少发表自己的意见。其实，这没有什么神秘的，对于这一点，今天的人大概体会最深，不用特别解释。但需要特别解释的是，少说话并不是不说话，不说话是傻子，少说话则是聪明人，关键看你在什么时候说话，说什么样的话了。
曹振镛对此是深有研究。
清朝的前期还是政治比较安定，经济比较发达，百姓的生活相对有所改善。但到了乾隆以后，各方面的矛盾都显现出来，逐渐有了江河日下的景象。尤其是政治，自雍正实行新政以来，出现好转的政治局面此时已今非昔比，好多政治制度已有过时之嫌，许多大政无不弊端累累，积重难返。地方官员在具体处理事务时遇到了很多问题，他们纷纷把这些情况上报朝廷，等待皇帝拿出办法。每天堆在皇帝面前等待批阅的文件有几大摞，道光实在应接不暇，搞得十分烦躁。但如果不看这些奏折，又会落得个荒废政务的恶名，这种烦躁的情绪表现得十分明显。
曹振镛经常侍奉在皇帝的周围，又善于察言观色，对此深有了解。他经过一番琢磨，决定在合适的时机向皇帝“奏上一本”，为皇帝“分忧”。他一反往日“少说话”的常态，发表了如下的高论：
“今天国家在陛下的英明治理下，已太平无事，但一些大臣偏好生事，在奏章里讲一些危言耸听的话，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博取直言的虚名，哪里是对国家尽忠！对于这些沽名钓誉之徒，皇上又不好降旨治罪，如果降旨治罪，陛下就会蒙受拒谏的坏名声。依臣之愚见，陛下今后只要在批阅奏章时选择其中的细枝末节上的错误，降旨严厉斥责。臣下就会慑于您的圣明与天威，知道陛下对天下事早已了如指掌，一定不敢再上那些搬弄是非的奏章。”
曹振镛这一番奸佞之言正中昏庸的道光的下怀。此后，道光居然真的照着曹振镛的办法去做，专门挑剔大臣奏章中细枝末节处的小毛病，甚至字体和行文上的毛病，他也不放过，动不动就降旨申斥，虽然没有杀人，倒确实使不少人为此丢官。
这种方法的确是效验若神，弄得满朝文武官员人人谨小慎微甚至人人自危，不仅不敢轻易上书，就是真的发生了问题，也是尽量隐瞒着不报。有时发生了大事，实在隐瞒不了，也往往是避重就轻地说上几句，就此完事。这样一来，结果是朝廷上下形成了一股互相欺瞒，报喜不报忧和粉饰太平的恶劣作风，结果使国家的许多弊政得不到及时改进，矛盾越来越激化，终于酿成1850年（道光三十年）前后的全国性的大起义，几乎使清王朝灭亡。
曹振镛对军机大臣蒋攸銛很讨厌，两人面和心不和，就一直想把他排挤走。一次，琦善因处理鸦片战争后与英国殖民者“洋务”不当，被革去两江总督职。道光皇帝一日问曹振镛道：“两江总督地处南海边陲，与洋人对峙，交往很多，职位非常重要，我想派一个资深望重、久历封疆的官员去担任此职，你看谁合适呢？”
曹振镛知道蒋攸刚由直隶总督任上调上来，属于道光帝想要的那一类人，但是由自己提出来，不免授人以排挤同僚的口柄，也会引起道光皇帝的怀疑，所以他不直接提出由蒋氏调任，而提正被白莲教起义弄得焦头烂额、肯定不能调任的川陕总督那彦成。于是，曹振镛说：“臣以为川陕总督那彦成资历最深。”
果然，这个建议遭到了道光皇帝的否决，说：“川陕一带，正发生民乱，那彦成不能调动。”说着又看了看曹振镛。当时军机处要员都在座，蒋攸銛也在身旁，但是曹振镛就是不说话，道光帝环视四周，看到了蒋攸铦，马上说：“你就是前朝的封疆大吏，去任两江总督正合适。”
此事就这样敲定了，实际上蒋攸銛由军机大臣调任两江总督，从权位与权力上，都有下放的嫌疑，所以，蒋攸銛出来后对人感慨地说：“曹公的智巧，真可怕呀！他把自己的意思含而不露，却让皇上说出来，就无可更改了，这样的排挤，真是高明至极啊！”
阮元是清朝的着名的古文学家，学问精深，着有多种着作，也深受朝廷的信任，但遭到了曹振镛的嫉妒。阮元与曹振镛都是清乾隆朝进土，且同为历事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元老重臣，但曹振镛对阮元心存疑猜，一直寻找机会排斥他。
一次，道光帝与曹振镛偶然谈及阮元，道光问曹振镛说：“阮元年轻时就中进士，刚及壮年就升至二品高官，后来又历任封疆大吏，镇抚一方达三十余年，他是靠着什么过人的本领才有这样的成绩呢？”曹振镛听后，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便装出一副十分真诚而又佩服的样子说：“阮元很有才能，皇上可能还有所不知。他之所以能得意于仕途，一帆风顺，步步高升，原因就在于他对琴、棋、书、画皆有擅长，无所不通，而其中又以学问见长。”道光帝接着问，“阮元长年做官，哪有时间研究学问，何以以学问见长呢？”曹振镛回答说：“阮元现任云贵总督，当地百业待兴，政务繁忙，若是其他督抚，必会忙得废寝忘食，焦头烂额，绝无时间研究学问。但阮元不然，他爱好行文，每天都在总督衙署与一班文人学士谈论文章，考据古籍，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是以他的学问尤好。”
曹振镛深知道光帝禀性，他非常厌恶封疆大吏不事公务，却谈诗论道，表面上称赞，实际上却是重重地“参了一本”。道光皇帝听后，沉默不语，不久，阮元被召回京城，调为有名无实的大学士，不再受到重用。
王曾扮猪吃虎
聪明人与对手较量时是不会直来直去的，如果是这样，对手会有防备，甚至自己反受其害。他们会在表面上麻痹对手，背后使绊子，使对手在迷迷糊糊中着了你的“道”。这就是“扮猪吃老虎”。
丁谓是历史上有名的奸相。他诱使宋真宗大搞迷信活动，什么天降神书呀，什么泰山封禅呀，弄得乌烟瘴气，劳民伤财。他是寇准一手提拔的，可是他一旦得势，就设计陷害寇准，想置他于死地。他勾结真宗的刘皇后，兴风作浪，破坏真宗和太子之间的父子关系，几乎把太子废掉。太子继承帝位，是为仁宗。丁谓又把朝政大权揽在自己手中，上欺仁宗，下压群僚，一手遮天，威势赫赫，谁也不敢惹他。
丁谓本身就是一个厚黑之士，他有两大绝招正合了“瞎子告黑状”的精髓。一个绝招是把仁宗孤立起来，不让他和其他的臣僚接近，文武百官只能在正式朝会时见到仁宗。朝会一散，各自回家，谁也不准留身单独和皇上交谈。第二个绝招是排除异己。凡是稍有头脑，不附和丁谓的执政大臣，丁谓一律给他扣上一个罪名，从朝中赶走，所以朝廷中对一切军国大事总是以丁谓的意志为意志。舆论一色，政见一致，似乎安定团结得很。丁谓则高踞权势的顶峰，自以为稳如泰山，可以高枕无忧。
就这样一个厚黑之士最终遭到了另一个道行更深的人的暗算。
参知政事王曾虽身居副宰相之位，却整天装做迷迷糊糊的憨厚样子。在宰相丁谓面前总是唯唯诺诺，从不发表与丁谓不同的意见，朝会散后，他也从不打算撇开丁谓去单独谒见皇上。日子久了，丁谓对他越来越放心，以致毫无戒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