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继续向前。我们试着远离跟我们过去相似的东西，仅仅通过什么也不做来改变它。我在晾衣绳和房子之间的通道上停了下来，看着铺着石板路的小块土地上长着我母亲不再清理的杂草。我们房子的油漆涂料也在风中剥落，甚至窗户上的窗格玻璃也已破裂。我的父母也无心去修整，或者重新给它们上漆，在我们邻居修剪整齐的花园和粉刷一新的栅栏里面，我们的农场显得很异常。甚至旅行车和租赁车队最后都不再经过我们的地方。我们农场最好的特征，就像我姐姐们的脸一样，被时间和记忆逐渐模糊掉。我的父母自从事故之后就停止修葺，好像修葺任何东西现在对他们而言都毫无意义，包括我姐姐们卧室里关不上的橡树做的门。门的铰链生锈了，把手也转不动了。甚至我母亲的花园也不再种花了，那棵榛子树的树叶也掉光了，那是我们逐渐忘掉悲伤的地方。我母亲的晾衣绳是希望的唯一标志，它也是母亲给我礼物最合适的地方，为此她等了十六年。她转过身，看着她晾的床单上我的影子。
“我还以为你现在在热气球上。”
“没有，”我说，“你知道我不喜欢高处。”
“你拒绝了？”
我点头，注视着她，拼命地想要解释，但是她没有给我机会。她已经想到其他的事情上去了。
“也许这也没什么，我有一个更有用的礼物。”她说。她的声音愉悦，脸颊泛红，裂开嘴露出了近几年我看到的最开心的笑容。她走到了晾衣绳最远的那端，走到一张很大的白色床单后面，取下挂在另一边的外套。起初，我以为那是我父亲的黑色粗布工作服，但是当她从床单后面走出来时，我才意识到她拿着的是一件长大衣，尾部开叉且有一个帽子。
“我们一直在等着给你这份礼物。”
当她朝我走过来的时候笑得更灿烂了，她把衣服按在我的背部和肩膀上。
“你的肩膀比外公宽半英寸，但只要我把线缝改大一点，就正好合适。”她边说边伸开双手走到我面前，高兴地把这件她父亲穿了五十年的衣服递给我。
我看着这件大衣，但并没有拿它，我试图理解母亲手势的含义。我不确定是否应该感谢她。在阿米什男孩到十六岁的时候，会收到帽子作为礼物，但是我们要在受到洗礼之后才被允许戴它。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将一件我需要等待才能使用的东西称之为礼物。
如果我的父亲不是正好拿着一个棕色的盒子从房子里走出来，穿过院子来见我们，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份礼物。他的步伐很快，好像他之前在计算着自己到来的时间，如果迟到的话他会很沮丧。当他把盒子递给我的时候，摇晃着脚指肚。见到我母亲愉悦的表情，他似乎也很高兴，这是我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看见他们的眼神不是因为悲伤而交流。我往后退了退，希望不要打破他们之间这小小的快乐的火花，因为这是一件更加好的礼物。
父亲把盒子递给我。
“打开它。”
“在这里？”
父亲点点头，用他颤抖的右手摇晃着这个巨大的棕色盒子，从盒子上的标签可以看出，它曾经装载过十磅的黑甘草轮糖。
当我打开盒子边缘朝里看的时候，里面没有相机，而是一个滑稽的黑色呢帽，与宽而圆的呢帽相比，这顶帽子的两边显得平而窄，和大多数阿米什人戴的帽子差不多。我抬起我的眼睛，感到很迷惑，想知道这是否是我父母给我开的一个玩笑，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狭窄的帽子是叛逆者的标志。越保守的阿米什人，他们戴的帽子的边缘就会越宽，帽冠也会越高。甚至我自己都没有胆量去削减我的帽子。我们的着装要求也是我们反对唯物论的一部分，它不仅是我们相互之间团结一致的一种标志，也是我们和外面世界隔开的一种标志。多年来，对于“英国人”好奇的眼神，我需要帽子边缘的那三英寸对我的保护，我也很依赖帽檐映在我脸上的小阴影，它可以遮住我的脸。对于我的十六岁生日，我有很多计划，但将我的帽子换成一个更小更窄的，不是其中之一。
父亲打开盒子，拿出这顶形状古怪的帽子，将它和我头上的帽子做了交换，戴在了我的头上。他调整过帽子的边缘，所以帽边在我头的中间会变尖。母亲双手合十，祈祷着。
“几乎和亚伦一模一样！”她哭泣着说道。
“是很像。”父亲说道，脸上露出愉悦的表情。
我叹息着。对我生日而言，他们拿我和外公比较并不是一个好兆头，他们希望这一切都是一个礼物，而更像是我将成为谁的承诺。不是变成外公，很明显的，是变成像他一样的人--一位受人尊敬的阿米什人。这顶形状滑稽的帽子和那件面料柔软但很重的大衣都是外公的，在外公因为抗议他的子女受到强制的中学教育而被监禁之后，从他进入兰开斯特县监狱，到1956年他出来，他都穿着它们。帽子独特的形状吸引了那天所有的摄影师，奇怪的是，我们的社区将其视为一种标志，即我们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接受教育，而非必须要让其成为一件傲慢的事情。
外公被释放出来后，我们得知一名勇敢的法警，他将自己的帽子剪得像一顶学位帽，当他推开监狱的门的时候，他对第一个记者说：“看到了吗？有很多方式可以毕业。”
我外公的和平抗议，外加其他五十个阿米什父亲的陪伴保持成了一个传统，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引起过争论。但是，没有改变的，是我们帽子的样式，以及主教对我外公直到他去世时的异议。
我的父母不希望我在我吉利的生日这天戴这顶帽子，他们仅仅是想我信仰它所包含的意义。
“好了，好了，把它拿下来吧。”我母亲重复说着，正如她快速转换的口气一样，她的眼睛也四下张望着，看有没有像侄子一样的不速之客，“现在没必要长时间戴着它。”
她用手弹了弹帽子顶部，摘下了一些线头。
“到星期天为止。”
“那星期天呢？”
“那天你两样都可以穿上。”
我把目光转移到从又重又湿的羊毛帽子散发出来的水汽上，想知道这是否是一次考验。我注视着她，心里充满了好奇。但她只是继续笑着，或是心里充满激动。她没事吧？
“这是你第一次参加圣歌团。”
“哦，那个。”我说，突然感到很沮丧。
“在那儿能见到很多女孩子，难道你不激动吗？”
“女孩？也许吧。但是我想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说道，故意发出沙哑的声音，“听见了吗？没人愿意听我这种声音唱歌。”
“艾玛？贝勒愿意。她请求我邀请你。”
我抬起眼睛，看着她的双眼。
“我告诉她你会去的。”母亲说道，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那天是她的生日，记得吗？”
我点点头，感到很恐惧。在艾玛十八岁生日那天，我本该很高兴地去为她庆祝，但是星期天晚上是唯一一个我确定不会在公众场合见到阿米什大人的夜晚，如照片冲洗店，我打算在停车场的照片冲洗店待上一夜。如果必要的话，我会睡在我的马车里，与此同时，技术人员就会把我的姐姐们变活。
我坐在床边，盯着门后钩子上挂着的帽子，感到绝望和焦虑。让我感到恐惧的是，父母鼓励我接受艾玛的邀请，且一致赞成我参加有上千年历史的仪式--“逗留”或称为Bett Schlupa，另外还被称为捆绑，即在床上求爱的长久等候的特权（一些阿米什人对其提出质疑，还有一些人拒绝它的存在），它与“徘徊期”同时发生。让我吃惊的是，我们的主教认为捆绑是“自从伊甸园的蛇以来，这是魔鬼制造的最聪明的事物了”。
如果我年龄足够大，能够自己决定关于加入教会的事情，那么我的父母就会知道我已经足够大了，我能够自己决定要娶哪个女人了。我的父母相信我们只是聊聊天，轻轻地触碰一下，然后就入睡。为了让我们不受我们的荷尔蒙分泌的影响，他们鼓励我们用睡袋，长枕或者床板，据我所知，现在很多床都去掉了床板。在我的枕头边，他们留下了一个黄色的手电筒和一个小的收音机，另外还有它们的备用电池。在我的一生中，我曾多次见到并使用过那个手电筒，但是我从未在我们的房子里见过那个收音机，并且我想知道，那是否是父亲在拍卖会上拍得的。我打开了它，只发现有人把它调到了一个乡村电台，里面发出的阴沉的吱吱声，苦恋的声音，都不能消除或埋没我的声音。我抱怨着关掉了它。
几乎我所认识的每一个男孩都很兴奋。艾玛是主教唯一的女儿，也是众多男孩们谈论的对象，他们都将目标瞄向她，一位眼睛似苔藓般碧绿，眼形如鹿子般圆润的女孩，甚至他们传闻她身上的味道闻起来如金银花般清香。我从未注意这些。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和艾玛在一起，并且我想说的是，她闻起来像是汗水和棉布的味道，但我喜欢金银花的味道。甚至她的父亲我也很喜欢，他很有风度，并且通情达理。如果我对《圣经》里的诗篇混淆不清，或是对里面的诗篇理解不透，他也不会令我难堪。但是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将我自己和他的女儿“捆绑”在一起，就在他眼皮底下，就在他家里，即使他希望这样，并在他年轻的时候和他妻子捆绑过，又或者在结婚之前和许多其他的人捆绑过。这仅仅是一种形式--跟性毫无关系。捆绑如同当有人打喷嚏时，传统地说一句“祝福你”一样。虽然很少有阿米什人提到捆绑，但是每个成年人都奉行过它。一个公然反对捆绑的牧师被禁言了五年。捆绑并不意味着性，它仅仅是依偎、拥抱和接触。
现在就很容易理解我为什么紧张了。我和艾玛之间甚至连手都没有牵过。
我们在主教屋后的谷仓见面，喝着沙士和橙汁，直到我们喝到胃疼才停止。我和跟我年龄相仿及比我年龄大点的男孩们坐在一起，我们全是单身，并都处在“徘徊期”。女孩们穿着新的连衣裙，她们的连衣裙大多数是深蓝色和绿色的，并且都很朴素。她们面对着我们，坐在一根由干草做成的长凳上。早些时候，我们在两个没套马的马车之间拉了一张网打了一会儿排球。艾玛和我在不同的队伍里，尽管她很高，动作也很快，但是她还是跑得不够快，没有躲过我的近网扣球。她肿着嘴唇坐在干草堆上，冰袋的水滴在了她的新裙子上。
那一刻，我想站起来去帮她，但是在我站起来之前，谷仓里的每一个男孩都飞奔着给艾玛拿新鲜的冰袋。这也破坏了整个聚会。其他的女孩们都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着，她们在那晚早早地就已经挑选了自己心仪的男孩，希望男孩们会有所回应。但事实却相反，剩下的女孩们站起来，快步走出谷仓，然后默默地驾起她们的四轮马车，任连衣裙在风中飘扬。她们确实有充分的理由生气。那晚，男女在数量上是五比一。虽然在她们刚来到聚会的时候，这个比例对她们而言是件好事情，但是她们却遭到了最糟糕的拒绝，因为她们意识到后来的比例变成了三十三比一。这个一就是艾玛。艾玛丰满的嘴唇融化了冰块，也融化了那一群男孩儿的心。
这不是艾玛的错。她站起来，走到门边的女孩们那儿，劝她们在多待会儿，再多唱一些歌，但她们都找借口想要回家。她们用余光扫视了一下那些厚着脸皮拿着冰袋的男孩们，他们还在等着，希望用冰袋治疗艾玛的嘴唇，并获得她的芳心。如果我是女孩的话，我也会离开，但是我是男孩。并且在他们离开之前，艾玛要求我留下来。她也没料到这些男孩们会都给她送冰袋，尤其是穿“英国人”衣服并称他们为里柯克的那群男孩，他们是众多帮派中的一伙，这些帮派往往在他们“徘徊期”的时候形成。环顾谷仓，我发现每个帮派都至少有一个男孩儿在这里，包括松果帮、漂流者、猎枪、雪球和金丝雀。很明显，她对他们都没什么深刻的印象。她一度离开了排球场，拿起一杯柠檬水，对追求她的一位“里柯克”说了一些同样新鲜的尖酸的话，他刚开着他的黑色奥尔兹莫比尔牌汽车到这儿，“如果你想让我对你有印象，下次放掉轮胎的气走路吧。”艾玛和我一样讨厌汽车，但是艾玛更讨厌里柯克的那些男孩们因为开着汽车而到处炫耀。
艾玛厌倦了他们的追求，那天晚上她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她不停地假装打哈欠，然后穿过草坪回到自己家中。她关上门，但并没有睡觉。夜晚对她而言还没有结束。
事实上，对艾玛而言，夜晚才刚刚开始。她在她的卧室里等待着，或许正横躺在床上，床头柜上燃烧的油灯映出了自己的影子，那是她自己做的决定命运的睡衣，而这种情景是参加聚会的每个男孩儿愿意拿一吨冰块来看见的。每个人都在猜想，到底谁会是我们中间的幸运儿。众所周知，没有结婚的情侣很少公开在一起，而还是有人发现他们在一起。通常男女朋友关系也是很私密的事，尽管人们在大家缝活动和工作聚会中会猜测这些。
我们跟随艾玛来到她家门外，走到挂着我们帽子的谷仓外的栏栅柱边，然后背靠着栏栅柱，努力在月光下表现得很酷很平静。看到每个男孩在那摆的造型，也包括我自己，你可能会以为他们全都被邀请参加捆绑仪式。每个人都缓慢地将马套在自己的马车上，当然也没有人还会大胆地在那徘徊。我们嘴里囔囔地说着再见，沿着同样的路返回，直到岔路口我们才分别。我想继续等等，想告诉艾玛我胃疼，如果我不是将球打到她的嘴唇，我应该拥有和艾玛捆绑的机会。我欠她一个道歉。我感觉我在排球场上的表现很不好，我很后悔因为我的双手而错失了和艾玛捆绑的机会，我希望艾玛能重新考虑一下邀请我捆绑的事情。
我曾多次去过主教家里，对周围的环境都很熟悉，但不是在夜晚。主教的家是一栋陈旧的农舍，有两个楼梯和两个前门，一个是为了更好地离开，一个是为了更好地进来。我决定利用厨房的后门进去，然后爬上狭窄的楼梯。我朝下望着又长又黑的走廊，闻着煤油灯的味道。我听到艾玛的房间有划火柴的声音，她的房门微微地半开着。我屏住呼吸，希望贝勒主教和他的儿子们现在已经熟睡，因为我知道他们很不愿看到我现在的行为。
跨过走廊的墙就能看到艾玛的影子，我走进她的影子，让自己挨着它--影子里，艾玛正在取下她的祈祷帽，用手解开她的辫子和发髻，她那又黑又厚的头发滑落到她裸露的肩膀上。我从未见过任何女孩的肩膀，包括我姐姐们的我也没见过，仅仅是艾玛的影子就已经让我感到窒息。
这些年来，艾玛已经由一个害羞的、牙齿缝很大的瘦弱女孩蜕变成一位苗条的女人，拥有如月光光泽一般的肌肤。她仿佛一夜之间绽放成了一个女人，而我却没有足够大的花瓶来装下这朵盛开的花。
艾玛脱掉衬衫，松开裙子，把它们都放到了地板上。这时，她小心地松开她的胸罩，而我不知道她穿了胸罩，她将它放在了椅子的后面。然后站起来转身，映出了乳房小巧圆润的轮廓。她的头发顺着她腰部的曲线散落在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