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抑制住眼泪，感受到了我以为我失去了的联系。尽管我不完全认识为我而来的每一个人或者知道每一个名字，我知道他们心胸的伟大。我觉得哪怕是在天堂也没有一个筒仓能够容纳下那天我所收到的爱。它像微风敲着旗杆一样自由，它让我们在平静中联系在了一起。
在主教擦拭着他的双手时，我看见李维在人行道上，独自站在破碎的混凝土石板旁，他转过身，躲避着靠得太近的记者们。富勒警官走在他们中间并示意记者们走开，主教站在一旁看着，似乎感到满意。他对我微笑，然后弯下腰去提起桶，但是我猛扑一下从他手里拿过桶，在人群中引起了骚动。主教和我交换了知晓的眼神，然后把毛巾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提起水桶，走下了楼梯，朝李维走去，然后我放下桶，在他面前跪下，开始解开他的鞋带。
“你在干什么？”他低声说，“快起来，伊莱。”
“我会的。我是在打破我对你的许诺。”我说。
“什么？为什么？”
“因为是时候许下一个新的了。”
我抬头望，看见泪水从他脸颊上滴落。他用手背拂去泪水，好像它是一个迟来的道歉。他脱下鞋子，卷下袜子，把它们放在破碎的混凝土石板上。接着，在所有人的目光下，我把双手放入桶中的水里，开始洗李维的脚。不只一下，而是七十下，跟德克？威廉姆斯在他去世的那天所喊的次数一样，确保攻击他的人和上帝知道他已经原谅了他们。我把双手放进水桶，一次又一次地把水倾在他的脚上，感到惊奇的是原谅李维原来是这么容易。我之前曾希望这水的力量足够强大能够洗去他所忍受的所有苦痛和羞愧，但我后来会知道不是这样。当主教原谅了我时，当我为阿米什社区而原谅了李维时，没有什么可以代替李维和我对我们自己的原谅。
我原谅李维的决定让人们对我刮目相看。就好像我突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人们抬头望着我，虽然有的时候带着一丝恐惧。他们说我是我们社区的光明和黑暗，“最长的影子和最强壮的力量。”当我在工作和在教堂做礼拜时，孩子们就会在我身边尖叫、嬉戏，他们挂在我的腿上，吊在我的手臂上摆动着，他们的父母曾和我的姐姐们是朋友。他们想要我和他们玩耍。他们想要我看他们，看他们的善良，就好像我突然变成了他们的榜样一样。甚至主教也把我叫到一边，感谢我在监狱里的勇气。他的执事，半开玩笑地说他们可以想象上帝有一天会让我为教会服务。但是我还没有做好为教会服务的准备，如同我还没有做好承认我爱着艾玛？贝勒、或放弃我的姐姐们一样，这些也使得我的归家显得更加的尴尬。
房间里充满了普拉克蛋糕和馅饼的香味，母亲灶台上的汤和冬末炖菜在沸腾着，好像她在准备一场婚宴和一场葬礼，因为我的归家好像两者兼具。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我想她是想让自己保持忙碌，以给我们所有人一个理由，去告诉那些记者让他们离开。我们的路成了大西洋中部地区一些主要电台的通道，直升机日日夜夜都挤满了我们的农场。我不知道他们想从我们这得到什么，再把往事像老树根一样挖出来吗？难道他们跟我交谈还不够吗？为什么他们需要我的父母陈述他们的感受、安心、困惑和背叛。
我的母亲，已经厌烦听到这些喧闹声。她拉开厨房水槽上方的窗户朝草坪上叫喊道：“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人认为什么才是新闻。在我看来，你们这些人都来得太晚了。我们早在十年前就原谅了他。”
但是那些记者不能看见我所看见的厨房的场景，这些新闻破坏了从1976年起我父母就形成的生活规律。我的父亲从不帮助我母亲煮饭，但是他现在进了厨房，拿着菜单，希望把心思都放在家务事上，以此来忘掉事实：司机是一个阿米什人。
一切都很奇怪，超现实一般。如果勒罗伊在这儿他就会这样说，外面驻扎着媒体，而我们在屋里走来走去，想要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改变一样。阿米什人对这个很在行，即绷紧上唇，抬起下巴，眼睛看着未来。周末还会有礼拜，仍然还有衣物要清洗，希望和棉被一样，都等着我们去编织。
那天晚上所有人都没说的是，尽管他们原谅了李维杀害了我的姐姐们，但是他们不能原谅他这么长时间里没有告诉任何人，又或者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从未停止给予我们帮助。
“你认为他是懦夫吗？”当母亲打着鸡蛋，我摆放着餐具的时候我问道。她用搅拌器重重地在碗里搅拌着。
“他只是不够勇敢，”她说他的命运跟我很相似，“我想他是害怕幸福，就像你一样。”
我看着她，她把脸转过去，继续搅拌着鸡蛋，直到鸡蛋起了泡沫，然后她将鸡蛋倒进一个装有面粉的碗里，来做更多的普拉克蛋糕。
“我不害怕幸福。”我说。
“但你回到家看起来确实是不幸福。”
当我和我的父母在餐桌前第一次一起用餐的时候，我不能说我有家的感觉，吃着母亲做的饭，让我感到很安慰。没有人提到迫近的审讯。和李维的案子不同，我的诉讼时效并没有过期。巴顿可以在两年内对我提出赔偿。在流传的谣言中，他很可能会这样做。不到两年我将满十八岁，那时我将作为一个成人而被起诉。父亲告诉我让我不要担心这个，要把精力放在巴顿的康复上。他说我们能够避开法庭对质和更多的关注，我们祈祷我们能够庭外和解。他告诉我需要支付巴顿的医疗护理费，为他换一个相机，并且弥补他因此而误工的损失。
那时，父亲的声音盖过了在我们房顶上盘旋的直升机的声音，他谈到了一些更光明的事情：鱼、钓鱼竿、钓具盒以及拍卖会。他从桌子下递给我一支雪茄，说道：“为戈登维尔保留着它。”好像他希望我和他一起参加本年度最大型的拍卖会。
我在家的时候，很少去思考我现在应该做什么，脑子里总是想着怎样才能赔偿巴顿。我的父母给我列了一个清单帮助我，谈论这些需要在农场上做的事情，而不谈论在我走了之后我所做的错事，或者没有做的事情，这让我觉得很尴尬。他们没有提到我的手，这是最让我吃惊的地方。他们唯一讨论的是我的头发。
“很短。”我父亲评价道。
“以前更短。”我说。
我母亲补充道：“至少现在又重新长了出来。”
他们没有问我关于佛罗里达，也没有问我伊诺叔叔和莉迪亚堂妹。当我问他们为什么的时候，我的母亲只是指着一堆发黄的《大使馆》，那是她从9月份就开始留着的，但是现在让我拿出去扔了。我没有立即扔了它们，看着风哗哗地翻动着书页，露出橙色的专栏。我母亲一直是一位细心的读者，她会用她在购物或者书写德语活体字时的那种敏锐的眼神来仔细查看《大使馆》上“手写的书信”。在每封信的顶部有一个标题，包含着作者的名字和他或她所写的阿米什地区。虽然这些信来自世界各地，但是我母亲只搜集来自佛罗里达的，希望从中能找寻到我的消息。她发现我在马棚旁边的垃圾箱里读着它们。
“我本应在10月就停止搜集它们了，但是我意识到你或许会在这些报纸上出现，所以我又继续搜集着。”
我吃惊地转过身，“10月？”
“你离开到勒罗伊家的那天，艾玛一直跟着你。”
我把它们全扔进了垃圾箱，盖上了盖子，我也希望跟着爬进垃圾箱里。一直以来，不仅艾玛知道我的行踪，我的父母也知道。
“她告诉你的？”
“她需要知道你头的尺寸。”
“为什么？”
“她担心你头光秃着会冷。”
我母亲咬着她的嘴唇，想要抑制住笑声：“我听说你对剃刀掌握得很熟练。”
“那也是艾玛告诉你的？”
“不是，是露丝安妮告诉我的。虽然我们那些日子都没有联系，但是我们还是把那些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了。因为我每周都会去拜访她，打听你的消息。”
“什么时候？”
“星期二。”
“星期二？”
“是的。在我从市场回家的路上。”
“我知道了。”我抱怨道，用脚踢着垃圾箱，只是惊扰到了在垃圾箱下面洞里的一窝老鼠。
“这里有老鼠。”我母亲说，试着抑制着不笑。所有的一切对她来说都很有趣。
“很显然。”我生气地说道。
她将清理老鼠增加到我需要做的事情的清单里面。我很好奇，他们给我列的每项任务所需要的时间不是几天，而是几周或几个月。我的父母将一个承诺固定到了我的安排里面，那就是我要留下来。与此同时，他们忙碌于他们能够想到的每件事，因为他们还没准备好谈论我对巴顿的暴行。那就像是浓厚的雪茄烟雾一样，悬浮在我们之间，但是没有上浮的迹象。母亲烘烤的普拉克蛋糕不是为我，而是打包希望我能够带给巴顿，外加两个馅饼和一份炖肉。
“你想让我去医院？”
我母亲，第一夜就烘烤出很多食物，她扯出两片锡箔纸包裹在馅饼上面：“这不是你想不想做的问题，而是你应该做的，因为这是正确的。他需要有人去探望。他在星期一早上做了外科手术。”
“外科手术？”
“是的。医生用一块金属板和两颗螺丝把他的手腕给接了回去。上帝的禁区你需要牢记。”
“不，我不会。”我说，“那只是--”
我母亲在我的脸上读到了恐惧。
“什么？我祈祷你没有忘记耶稣教过我们什么。伊莱，我们必须爱我们的敌人，而不是让他们流血。”
我被迫说道：“他根本不算我的敌人。”
“他在流血，”她说，“他处于痛苦之中。”
“不会有我们痛苦。”
就在那时，我的父亲进入了房间，他好像听到了我们之间的整个谈话，或者是在直升机的嗡嗡声中试着听清我们的谈话。
“你怎么会如此恨这个人呢？”他问。
“我不恨他。我恨的是他的不理解。”
“好吧，那我们三个人都是这样。”母亲说，拿过她挂在厨房门上钉子上的羊毛披风。她走向外面的车道，拒绝和藏在那儿的记者说话，她绕开他们，地上的碎石被她踩在脚下。她在黑夜中走向公路边缘的电话棚，打开吱吱作响的弹簧门，然后进去打电话询问他儿子的敌人的状况。
让人着急的他们说了什么。巴顿在短时间内不会离开医院，这个消息让我难以入睡。我坐在马棚里担心着。我担心我伤害巴顿的程度会受到怎样的惩罚，我担心着我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付完对他的赔偿。完成父母让我做的任务，我并没有收取任何钱。
我需要一份能够快速挣很多钱的工作，但是我没有技术，除了给人剃胡须以外，那不能挣足够的钱来付清我的债务。我也担心寄给我的包裹。我们的英国邻居顺便拜访的时候带来了一盒巧克力蛋糕和一副棒球手套，那副手套是按照我有璞的手来缝制的。我担心我收到的信件。装满我们信箱的是欢迎回家的卡片和少数好动的伙伴的邀请函，他们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垂钓航行和高尔夫球户外活动。
我没期望会收到来自勒罗伊的任何东西，但是有一张署着他们店里所有人名字的卡片。上面简单地写着：谁更有胆？你做了我们一直想做的事。而艾玛，我却没有收到来自她的任何东西。
我不是没有把对巴顿表示关心的包裹送出，而是我把它带到了斯特拉斯堡。那是3月末一个凛冽的春日，天空下着雪，天气异常寒冷。勒罗伊店外盒子里的水仙花已经结冰，并且在吸了一半的雪茄下也不会融化，我猜想这个雪茄是那个黑暗中坐在折叠椅上精明的男人扔出来的。他盯着我黑色的短裤、黑色的背心、起皱的白色衬衫、毛呢外套和黑色的帽子。我一定是吓到了他，因为当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喘着气，抓着扶手。
“地狱使者？朝圣者？”
“是丑丑。”我说，“你一定是‘叉车’。”
“大丑丑？”他问着，伸出了他的右手。
我把一篮普拉克蛋糕给他，代替了和他握手。他穿着他那深绿色的费城老鹰运动套装俯身向前。他的鬓角就像针织帽里抖落的灰一样灰白。他看起来脏脏的，他的胡须在有的地方已经长了出来。他就像一个非常年老的勒罗伊，他们有同样的鼻子和深陷的眼睛。他伸手去拿篮子，轻轻揭开上面的餐巾布，想要看清楚一点，然后又将它盖上。
“我更宁愿刮一次胡子。”他抱怨道，挠着他的一小块胡须，“我在监狱里别人给我刮胡子刮得更好。”
“我在这不会给任何人刮胡子。”我说，希望能够保持勒罗伊的注意。我知道他从窗户里面已经看见了我，他拿着电推剪站在椅子的后面，正在为一个顾客理发。在周四上午的早些时候，还不是很忙，立体声播放器播放的摩城音乐中传出来的轰鸣的低音，把窗户的玻璃震得嘎嘎响。
“你知道如何得到我的谅解。”他叫喊道，并且把音量调大。我看见最近的报纸堆在窗户下面的长凳上。从主要的报纸到当地的争论，我的故事都是头条。
我从“叉车”那边转过身，拿着篮子来到门边。我没有打开门，只是站在门外，透过玻璃和他说话。“我来道歉。”我说。
勒罗伊看到了我的嘴型。
什么？他用嘴型回复道。
“对不起。”我说，举起篮子，希望这能够让他继续注意到我，或者能够减轻他的怒气。他关小立体声音量，走到了门边。店里的人们互相望着，用手捂着嘴巴，试着抑制着他们的笑声。勒罗伊打开一个门缝，低声说道：“丑丑，我不需要你那该死的道歉。我之前告诉过你如何引起我的注意。”
“我仍在练习。”我说。
“那么当你准备好的时候再回来吧。”
“那就是问题的关键。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帮不了你。”
我咬着嘴唇，感到周围人们对我的冷眼。他们不是用微笑欢迎我，他们将目光集中在他们读的报纸上，或电视上。我感到被他们拒之门外，但是我没有时间去担心他们如何想我，现在我脑海里只有勒罗伊。我把手伸到普拉克蛋糕的后面，把馅饼递给他。“那是什么？”他问，鼻子抽动着，已经被新鲜的阿米什烘烤食物的香味所吸引。
“礼物，自制的。”
“我看见了。”
勒罗伊闻着馅饼的香味。他抬起眼睛看着我，皱着眉。“嗯。糖浆的还是核桃的？”
“我母亲做的……为你做的。还有普拉克蛋糕。”
“该死，还有普拉克蛋糕，我应该注意一下我的胆固醇。”
“也许这次可以例外。”
他盯着我，思考着，他那白色的眉毛比他父亲还皱得紧。他将手指戳在空中。
“这无可替代，你懂吗？”
“为了什么？”
“无论你想从我这得到什么都不及我想从你那得到的重要，明白吗？”
我点点头，感觉突然间充满了希望。
勒罗伊回头看了一下墙上的钟。
“午餐时间再来吧，到时候我们谈谈。”
午餐时候我来了。我们和“叉车”一起坐在他的办公室，交谈着。
勒罗伊拉上了窗帘，锁上了门。
“你的审讯怎么样？”
“还没开始。我需要在审讯开始前去一趟费城。”
我将目光转移到“叉车”身上，他只是坐在那里笑。
“为什么你不坐火车？”
“我需要你的帮助，去寻找那部相机。”
“哪一部？”
“装有我姐姐们灵魂的相机。”
“天哪！”勒罗伊说，震惊地看着我，“那一部？”
我点点头，压低了声音，将整个事都告诉了他们。我告诉他们关于马库斯？保尼的事，奇怪的是我也能很自在地讲述给“叉车”听。他坐在我以前用过的简易床边上，听着我的述说，没做任何评价。
“你怎么知道相机会在费城？”
“我不知道。”我告诉他，“但是我有信念。”
“叉车”用刀打开一罐四季宝花生酱，舔着沾在刀上的花生酱，然后将刀插在罐子里，看着我。他还没戴上假牙，他用他那黑色的长长的如肉桂条似的嘴唇软软地抿着花生酱。
“信念是你所需要的一切。”他说，并且看着勒罗伊，“对吧？它拯救了我，也会拯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