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黎和罗马回来后，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把寻找一所住宅列入了计划日程，我想找一栋公寓或者大一些的房子，我们一家人更好地安顿下来就行了。一个朋友劝我去瑞士定居，而我更喜欢留在伦敦，因为我们不知道瑞士的气候是否适宜孩子们生活，而且我们还担心我们手里的美元是否能自由兑换成瑞士法郎。
经过和乌娜商量，瑞士的自然风光还是吸引了我们，所以，在一丝忐忑不安的心情下，我们收拾行李，带着四个孩子来到了瑞士。我们的暂时落脚点选在了洛桑，住在紧挨日内瓦湖的湖滨旅馆。那时，已是秋天的季节，万物萧瑟，但是眼前的湖水和远方的群山仍是那么秀美。
接下来的四个月，我们都在寻找一所合适的房子。乌娜已经怀孕数月，那将是她的第五个孩子，她说出院后不愿再住旅馆，想舒舒服服地在自己家里休养。时间不等人，我停下手里的工作，四处去找房子，最后来到了沃韦小镇稍北的科西尔村的德班别墅，我决定就是它了。这所大宅占地三十七英亩，附带一片果园，里面除了一些普通的水果外，还有大颗的黑樱桃和鲜美的青皮李。另外还有一个菜园，里面种有草莓、玉米和非常鲜嫩可口的芦笋。后来，无论我们外出到了哪里，每当这些蔬果成熟挂枝，我们总会从老远赶回来品尝。别墅的阳台前面是一片占地五英亩的草坪，四周郁郁葱葱的大树衬托着远处的湖泊和群山。
最初，我来到这么气派的一所住宅，内心有点儿胆怯，不知道我的收入是否足够各类开销。善解人意的房东告诉我如果住下来一共得多少费用。我算了算，自己的钱还是够的。这样我们就住进了有一千三百五十人的科西尔村。
住的地方安顿好了，我又聘用了几个助手：比尔·尼埃太太担任我的英文秘书，这本书的原稿就是经她之手打出来的；雷切尔·福特小姐为我们一家人安排生活，后来她当了我的总管家。
瑞士以说法语为主，我们来到德班后，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才真正适应了当地的环境。孩子们暂时都在科西尔村的小学校上学，要他们在各门功课中都使用法文，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担心，在他们的心理上，这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但是，孩子们的适应力比大人要强，美丽的自然环境也给了他们足够的灵感，时间不长，他们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了。看到他们融入了瑞士的新生活中，我们都很高兴。甚至孩子们的两个保姆凯凯和平妮也因为自己的工作，开始用功地学起法语了。
到了瑞士后，我们开始主动斩断自己和美国的一切关系。但是要抹去我们身上的美国印痕，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首先，我回到美国领事馆，要回了我的再入境签证，并对领事说，我已决定不再回美国了。
“查理，难道你真的不再回来了吗？”
“不了，”我说话的语气似乎是在道歉，“我越来越老了，那些无谓的麻烦我再也招惹不起了。”
领事很理解我的心境，他没再发表什么意见，只是说：“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你能回来，随时都可以，凭借普通签证入境就行。”
我笑着摇了摇头，说：“我打算在瑞士定居。”我和他友好地告别了，美国的事基本算告一段落。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丝不甘，我想迟早有一天，他们会主动邀请我回去。
乌娜知道我放弃了美国国籍后，也打算这么做。一次趁着去伦敦的机会，她联系了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们说，办完这个手续，至少需要四十五分钟时间。“岂有此理！”我对乌娜说，“怎么会用这么长的时间，这是无理的刁难，我和你一块儿去。”
到了大使馆后，我大声地嚷嚷，仿佛要把以往受过的各种侮辱和诽谤都发泄出来。正在我发泄自己愤怒的时候，一间办公室的房门打开了。一个人走出来说：“查理，请您和尊夫人进来谈吧。”
这个人看出了我的来意，所以他第一句就说：“我们这也是在保护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履行询问的手续，就是为了确认，一个美国公民是不是在头脑清醒的时候，已经经过了全面慎重的考虑，才要放弃他的国籍，如不是这样，将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尽管我的气还没有消，但不可否认，他的话是有道理的。
这人年纪不小了，是一个年近六旬的人，他说话的时候带着一丝责怪的神气。他还说：“1911年，在丹佛的旧王后戏院，我看过你的演出。”
这也是我的一个影迷，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心中的怨气当时就平息了，我们开始心平气和地交谈，说起了许多以前在美国的往事。
时间很快过去了，手续都办好了，我们友好地道了别，我的坏脾气冒犯了使馆的人，乌娜也颇觉尴尬，让我的心情有些低落。
有一次，我和乌娜去伦敦办事，苏联大使馆通知我们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要在克拉里奇旅馆举行一个宴会，并说想见见我。我们到达宴会所在地，旅馆的休息室里已经人山人海，大家走来走去，个个神情激动。在人群中，一位俄国使馆的工作人员找到了我们，陪同着我们一路挤了进去。我看见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也正要从对面走过来，他们也是一路挤着，脸上一副厌烦的表情，看那样子，他们正要走出门去。
即使在拥挤的人群中，赫鲁晓夫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幽默感。陪同我们的人，在他正向大门口挤去的时候喊道：“赫鲁晓夫！”但是，赫鲁晓夫以为我还没有到，或者又是别的什么人要求见他，就挥手表示拒绝。于是陪同我们的人又喊：“是查理·卓别林！赫鲁晓夫同志。”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立刻停了下来，转身看到了我，表情由刚才的厌烦变成了高兴。在拥挤的人群中，我们相互介绍了自己。因为我听不懂俄语，赫鲁晓夫叫来一个翻译。他对我说，你演的电影，苏联人都非常喜欢看。随后，他用伏特加招待了我们，虽然乌娜觉得这种酒的味道不错，但我总觉得它特别的辣。
因为人多，费了好大的劲才腾出了一小片地方，我们一同拍照留念。外面的吵闹声让我们不能好好地交谈，赫鲁晓夫提议说：“我们还是进屋谈吧！”激动的人们很快发觉了我们的意图，紧跟着我们不愿让路。最后，在四个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才来到了里边的一间屋子。一进屋，我们不禁都松了一口气。我想，终于可以平静地说一会儿话了。
这时候，一个美国记者进来采访，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赫鲁晓夫先生，昨天晚上，我听说您的儿子离开学校进城寻欢作乐去了。”
赫鲁晓夫露出了半是恼怒半是无奈的神情，他回答：“我认为人都需要轻松一下，出去玩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况且我儿子读书很用功，他是个很规矩的青年人，做工程师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我们还没谈几句，有人对赫鲁晓夫说，哈罗德·史塔生（美国政客、律师）先生正在外面，准备拜会您。赫鲁晓夫转身对着我，开玩笑地说：“在你面前，您不介意我接见一个美国人吧。”
我笑了一下，说“请便。”
史塔生夫妇与葛罗米柯（苏联外交官，时任驻英大使）夫妇一起走了进来。赫鲁晓夫和我说，自己要失陪一会，但时间不会太长，请我等一下。然后，他便向屋子角落里的史塔生和葛罗米柯走去。
我和葛罗米柯夫人打招呼，问道：“这次离开英国后，是不是要回俄国。”
她说：“去美国。”
我说：“可是，你们在美国已经住了不少时间了。”
她有点儿尴尬地笑了：“我喜欢那个地方，所以不会很在乎。”
我说：“我不觉得美国有这么好！但美国的中西部地区确是我喜欢的地方，比如，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我觉得住在这些地方的人，才是真正的美国人，他们代表了真正的美国传统和美国精神。所以，我认为这些地方，比美国的代表性城市纽约或着太平洋沿岸的洛杉矶和旧金山更能代表美国。”
这时，坐在一旁的史塔生夫人激动地说：“卓别林先生，听了您的话我真是高兴！您可能不知道，我和我丈夫就是明尼苏达州人。”她笑着继续道：“您的话让我很高兴，谢谢！”我想，她肯定认为我会借机对美国大发一通牢骚，因为我之前遭受到了不平的待遇和恶语中伤。不过，我并没有像她想的那样。其实，我自认为本人没有那么大气，也没有那么容易忘却一些人和一些事，但不论怎样，在这种场合下，向史塔生夫人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太太发牢骚是不对的。
我看赫鲁晓夫和那几个人谈话一时半会儿结束不了，便打算告辞。赫鲁晓夫看见我要离开，就离开史塔生过来送我们。我和赫鲁晓夫他们告别时，看到史塔生正背靠着墙，漫不经心地向前瞅着。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没有向史塔生告别。我觉得只有这样做才合适，史塔生一定也希望我这样做。史塔生的目光告诉我，这是个可爱的人。
这次来伦敦，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住在萨芙伊旅馆。与赫鲁晓夫见面的第二天晚上，在旅馆的烤肉餐厅里，我和乌娜正准备用晚餐，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和夫人来了。自1931年之后，我就一直没有收到过丘吉尔爵士的来信，也没有见过他。《舞台生涯》在伦敦放映后，这部影片经我同意后，被联美公司的分销办事处的人拷贝了一份，送到丘吉尔爵士家里，我很想让我的这位老朋友第一时间看到我的新作。过了几天他寄来了一封信，说他很喜欢这部电影，向我表示感谢。
丘吉尔爵士径直来到我们的桌子前，用不是很满意的口气和我打了招呼。那时乌娜正准备回房间去，我赶紧笑着站起来把她介绍给他。
乌娜还是告辞走了，我独自陪丘吉尔爵士和夫人一起喝咖啡。丘吉尔夫人说，她在报纸看到了新闻，是关于我和赫鲁晓夫会面的。
“我和赫鲁晓夫，一直相处得很好。”丘吉尔爵士说。
但我始终觉得丘吉尔爵士有什么不高兴的事。自从1931年以来，世界政局风云变幻，虽然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以个人之力给予了英国人民以勇气和信心，并因此成功地抵抗住了纳粹军队的进攻，成功地开辟第二战场，最终拯救了大英帝国。不过，我认为他那篇“铁幕”演说并没有任何出彩之处，反而加剧了冷战时期的紧张和对抗。
后来大家转移了话题，聊起了我的《舞台生涯》。丘吉尔爵士终于说出了那件让他不高兴的事，他说：“查理，为了祝贺你的影片成功，我两年前曾给你写过一封信。你一定收到了吧！”
“是的。”
“能不能问一下，你为什么不回信呢？”
“爵士，很抱歉。我当时以为，那封信不需要回的。”
但是，丘吉尔爵士也不是好对付的。“哦！”他不高兴地道：“我还以为你是对我有意见呢。”
“这怎么可能呢！”我还想继续说那封信的事，但他打断了我。
“不过，你的影片我还是很喜欢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