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第二天中午，在游览过多瑙河，参观过城堡山上的王宫，品尝过匈亚利的鹅肝和土豆烧牛肉--顺便说一句，土豆烧牛肉本来是匈亚利的一道普普通通的菜，后来被赫鲁晓夫借用才成了所谓的“共产主义”的代名词的--之后，我们终于见到了中国驻匈亚利大使馆的刘参赞。刘参赞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在匈亚利已经工作十几年了，对文化界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告诉我们说，匈亚利作家协会几次找到使馆，希望能够与中国同行进行一些交流，因此我们的活动安排里，就有一项去匈亚利作家协会访问和座谈的内容。
匈亚利是欧洲最为古老的国家之一，匈亚利的文学也在历史上放射过不朽的光芒。诗人裴多芬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缘可抛”的诗句早已传遍世界，成为鼓舞千千万万革命者为自由和独立斗争的号角。带着对匈亚利文学和作家的崇敬，那天我们在刘参赞和匈亚利华人作协主席张执任先生的陪同下，来到了匈亚利作家协会。
那是一座临街的三层小楼，与中国驻匈使馆不过百米之遥。从外面看，小楼朴素大方，一道铁门围起一座相对独立的院落。进门后才发现，院内除了几丛绿荫和花树并没有多少空间。沿着盘旋的楼梯上到二层，出现到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宽大的客厅。客厅里铺着厚厚一层地毯，里间摆着一圈桌椅，桌子上摆着几瓶矿泉水、几盘面包；墙上挂着一张裴多芬的画像，屋角摆着几尊雕塑：看起来颇觉优雅气派。刘参赞告诉说，这里原先是苏欧时代的官方作家协会，曾经很是兴盛了一阵子，苏欧解体后作协变成民间社团，但小楼和小楼里的东西，还是那时候被留了下来。
出面接待和与我们座谈的是匈亚利作协的两位主席：一位前任一位后任。前任主席满头银发，现任主席看起来也六十几岁了。只有陪同的一位外事负责人看起来还比较年轻。首先是互相介绍本国的文学状况。接下谈的就是两国的文学交流了，说到中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不下一千部，中短篇作品更是无可计数，匈亚利每年的长篇小说也不少于几十上百本，互相翻译和介绍的作品却难得一见，两国作家都禁不住一阵唏嘘感叹。得知匈亚利作协不过几百会员，经费完全要靠自筹，而中国作协会员多达八千，每年单是国家下拨的经费就有几千万，双方作家又是一阵议论感慨。
再接下谈的就是语言危机了。两位匈亚利作协主席说，随着英语的强势进攻和蚕食占领，匈亚利语这样一个小语种，已经处在相当危险的境地，说不定那一天就要被消灭了。因此如何扞卫匈亚利语种的独立和生存，已经成了摆在匈亚利作家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这个问题完全出乎我们的想象，但细细想起来，却不得不为匈亚利的同行们增添了几份忧虑。
座谈会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将近十一点时，大家便赶紧收起话题，告别下楼了。下楼后，刘参赞和张先生才告诉我们说，匈亚利作协穷得可怜，根本管不起我们一顿饭，为了不让他们为难，是只能选择早早结束和离开的。
站在楼下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望着那座曾经辉煌一时的米黄色的三层小楼，我和同来的几位中国作家真有说不出的悲哀和伤感。文学是社会的良心、大众的良心，一个连“良心”也难以容身的社会，会是怎样一种境况呢？匈亚利作家协会的一次座谈，确乎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啊。
2008，5。
郁郁葱葱《人之树》
《奇异的蒙古马》真奇异
说起《人之树》有些人可能会感到生疏。其实这是一部名着，是澳大利亚着名作家派特利克.怀特的代表作，正是因了她，怀特才捧走了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怀特和这部作品的评语是：“由于他史诗与心理，叙述艺术，并将一个崭新的大陆带进文学中。”
说《人之树》是史诗无可争辩，但这里的“史诗”与原本意义上的史诗有着很大的不同。“史诗”自从引入小说，似乎不外乎两种：一是正面地、大跨度地、多层次地表现某个重大历史事件或人物，展现特定时代的生活全貌和风云变幻，如《残争与和平》等等；二是以一个特定的家族的几代人的历史为线索，纵向地，主要是纵向地表现一个特定的村镇或地区，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风云变幻的史实，如《百年孤独》等等。《人之树》却不是这样，她既没有写什么重大历史事件或人物，也没有写什么大家族的几代人，而是写了一个普鲁通通的村镇中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的一生。
小说的主人叫史坦·派克。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岁月尚没有在他脸上留下刻纹”的史坦·派克，带着一只不知名的狗，坐着一辆普普通通的马车，来到一片普普通通的荒林，并在那里搭起了一座普普通通的帐篷。不久他领来了一位名叫艾梅的、瘦瘦的姑娘；他迎来了第一个客人--那客人住了一夜竟然便偷走了主人家的一台肉豆寇压碎机；不久又见到了距离最近的两里外的邻居奥杜大太和新来的邻居归格雷家；不久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不久又有人加入到垦荒的行列，成了他们的邻居；不久他们遭受了洪灾；不久又遭受了火灾；不久战争也强加到他们头上；不久妻子艾梅与另一位男人有了私情；不久儿子有了儿子、女儿有了女婿；不久……小说就是这样，从史坦·派克童年时扎根荒林开始一直写到他的死。而他的死也就是小说的结束。
从以上简要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部真正写人的小说，写人的一生的小说。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评语确有道理，《人之树》果真可以称作史诗的话，这无疑是一部非常独特的、关于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史诗，关于普普通通的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史诗。这里没有政党纷争，没有家族仇杀，有的只是艰辛与血汗、笑声与眼泪，爱情与新生，有的只是人与自然的碰撞、融合和开创、造就，有的只是人类代代相因的生老病死、繁衍生息。这是史坦·派克的一生，不也正是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们的一生吗？
小说未尾，史坦·派克的孙子光辉，“他要写一首生命的诗……关于所有的人的，甚至于那些封闭（即死亡，本文作者注）了的人的”。而全书最后一段话更是令人深思：“因之最终有树。那孩子从树间走过，随着他的成长而低首。青嫩的思想抽芽。因之，最终是无终。”
一首所有人的生命史诗；一个人的生命终结了世世代代的人的生命是没有终结的--这就是怀特为我们创造的史诗，一部关于生命和生活的真正的史诗。这样的史诗，是不是更具有某种典型的意义呢？而作为一名作家或文学爱好者，尤其是特别看重史诗、一心要写出史诗、读到史诗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在领略了《人之树》之后，胸怀和眼界是不是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和开阔一些呢？
这里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小说写的是普普通通的人的一生，写得却并不平淡干涩。在我阅读这部作品时，书中描写的场景常常使我如临其境、感同身受：看到持续不停的大雨使水缸、桌椅长了绿毛时，我的身上仿佛也长了绿毛；看到大火烧焦了山林绿地、平野田畴，我的嘴唇、额头也情不自禁地生出了阵阵滚烫灼热。一部以文字编织起来的作品，能够给人以这等的感受，其水平和魅力是可见一斑的。
与《人之树》相比，《奇异的蒙古马》带给我们的是全然不同的另外一种感受，那就是奇异、奇特、奇妙、新奇、惊奇、新鲜，还外加上喜悦、振奋。英国着名作家韩素音，用她特有的浪漫构思和生花妙笔，在这里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绝妙的世界：一只名叫大基的蒙古马，被选送到英国自然保护区安家落户。为了使他能够安静和适应，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特意挑选了一只名叫皮帕的情侣与之相伴。然而大基还是思念家乡的草原，带着皮帕一起逃离自然保护区，开始了向遥远的故乡的进军。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寻我，狩猎者的围追堵截，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救援和搜索，雪山和沼泽地的层层阻隔……在闯过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历经了血雨腥风、九死一生之后，皮帕倒下了，大基却终于回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内蒙古大草原。
作品的主人翁是一匹马这已属少见，而这匹马竟然如此挚爱自己的家乡，如此顽强坚韧，如此神奇和富有灵性，令人心旷神怡的同时只有拍案叫绝的份儿。我们总说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总说文学作品要弘扬主旋律，为建设精神文明作出贡献，可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为什么总是固守已往的和既有的思路和手法呢？读一读《奇异的蒙古马》，我们是不是会感到汗颜呢？
我还要说的是，《人之树》和《奇异的蒙古马》是曾经对于我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我的长篇小说《羊角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就得益于这两部作品的启发不少。有谁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找来一读--这已经超越本文的题旨了，就此打住吧。
2001，4。
冰虹十五问
冰虹是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硕士生导师，2008年初，为着一部学术着作的撰写出版，与我进行了一次深入的笔谈。
问：您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是什么时候？对您以后创作有什么影响？
答：我第一篇发表的东西是一篇杂文，发表在县广播站的播音和一份县里自编的打印材料里。当然那很难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算得上文学作品的是一个短篇小说，写的是夏收时发生在麦场上的故事。大众日报发表时叫做《共产党员》，济南日报发表时叫做《共产党车战生》。那是1971年，据说是文革期间大众日报和济南日报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今天看起来肯定令人失望，但那时对我鼓励很大，因为毕竟自己的名字和作品被印到省报和市报上。仅此而已。对后来创作的影响似乎也仅限于此。
问：您最看重自己哪些小说、散文？能否说一下偏爱它们的原因？
答：小说最看重的是《过龙兵》、《骚动之秋》、《羊角号》和《海猎》。前三部是长篇，后一部是中篇。看重《过龙兵》的原因是它基本上实现了我对长篇小说理想境界的追求，也就是我在齐鲁晚报发表的访谈中谈过的“小说中既有严酷的现实生活描写也有崇高的理想主义闪光，既有浓烈的传奇色彩也有深厚的历史内涵，在艺术手法上也达到了融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大写意等于一体的境地。”对《骚动之秋》的偏爱主要来自于小说中所描写的生活的历史感和真实性，来自于主人翁的丰富性和艺术魅力。对《羊角号》则更看重于它的那种超越于历史与现实之上的大写意手法。《海猎》写的是渤海湾对虾大会战的生活，其中的场景和人物给人留下的印象相当深刻--这不是我说的，是那年编选济南五十年作品选时，几位同行一致的评价。散文我写得不多，最满意的当属发表于《中华散文》、先后转载于《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和由中国作协创联部编选的《1995中国散文精选》中的《星条旗为谁而降》和《穿越生死线》。这次四川抗震救灾，举行全国悼念日和下半旗致哀感动了国内外不少人，而那恰恰是我十几年前，在《星条旗为谁而降》那篇散文中发出的呼唤。
问：《羊角号》的写法比较奇特，开篇即叙述了2018年的一次会议，然后又回到1998年的发现，紧接着从远古的神话传说去寻根问源，通过时空结构、情节调度上的交错梳理民族精神脉络，您为何采取这种跨越式的叙事结构？能否就此谈一下您当时的意图和观念？
答：在《骚动之秋》之后的另一部以反映农村变革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构思里，羊角号和老白果树的故事只是其中富有灵性的一部分。因为出了《白鹿原》，无奈中放弃了原有构思，才把这一部分独立成篇的。因为要用有限的篇幅写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苦难与坚韧，大写意的手法和跨越式的结构也就成了必然。当时的想法就是要写一棵中国所独有的老白果树的生命史，用以赞颂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和蓬勃兴旺。可惜作品中世俗的东西写多了，与年代又扣得太紧，没能完全实现原有的设想。
问：写乡村题材融入地域色彩和地域文化是当代乡村书写的常见模式，但您的几部乡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却立意于农村变革的缩影，而非地域文化的重建，能否谈谈基于怎样的考虑？
答：您说得很对，乡村题材的小说总要融入地域色彩和地域文化的内容，我的小说也是如此。从《骚动之秋》到《羊角号》、《过龙兵》、《海猎》、《不肯逝去的岁月》，无不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和地域文化的内容，比如老白果树，比如羊角号、雾号，比如海上生活和乡村情趣，等等等等。但乡村题材的作品也应该多种多样，都把主题放到描写乡村文化的重建上岂不太过单调？说我关注的是农村的变革是对的，但如果换个说法或许更符合我的本意，那就是：我更关注的是农村（农民）生活或者说农村（农民）文化的重建。这在《过龙兵》中得到了更多展示。
问：《羊角号》中您以人类学溯源的方式建构羊角号的神话系统，使用了神话叙事、“大写意”手法，《骚动之秋》如您所言是纯粹的现实主义，《过龙兵》则在真实复现近六十年农村的变革景观的同时，交错着传奇故事与意象隐喻，您为何没有采用传统现实主义的纪实笔法凸现社会生活的“真”，而是设置了诸多的传奇意象？能否谈一下您对小说形式变革的观念？
答：这个问题我在几次专访中都说过了。小说形式的变革我是在不断地学习和创作实践中摸索前进的。《骚动之秋》因为是纯粹的现实主义，过于传统，遭到不少非议。为了突破，我读了不少外国现代派的作品，确是打开了一扇文学和心灵的窗户。由此出现了《羊角号》。《羊角号》受到一部分读者的欢迎，也遭到另一部分读者的拒绝，说是走得太远了，拉长了与多数读者的距离。于是我开始把现代意识、现代手法，与传奇、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相结合视为长篇小说的理想境界。这能不能被认同、能够被多少人认同我不知道，但我认定随着时代的前进小说形式必须改变，否则就会变成古董，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就我个人而言，我一向主张作家既要“甘于寂寞”又不能“甘于寂寞”：前者指的是深入生活和创作时的心态，后者指的则是创作观念和艺术上的追求。“不甘寂寞，标新立异”应该成为一名好作家的品质。
问：20世纪80年代的《骚动之秋》选取肖云嫂与岳鹏程、岳鹏程与岳赢官的冲突和矛盾作为情节推动的线索，折射出农村发展变革中不同的理念和路径，岳鹏程则是这一变革中的“悲剧色彩的英雄”，这一定位寄予着您的什么理念？《过龙兵》中回乡的鞠姓大干部对年传亮一段评价，则从另一角度肯定了年传亮这类农民企业家、投资者对社会的贡献，这是否意味着您在思想上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