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丽塔左右了他的全部身心，他的情绪，可以让他跃上快乐的颠峰，也可以让他跌入愁闷的底谷。他对这个十三岁的幼稚少女的痴迷到了疯狂的地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渴望发生什么可怕的灾难。地震。惊人的爆炸。她母亲跟方圆几英里内的所有别的人都在一片混乱中当下永远给消灭了。洛丽塔在我的怀里呜咽。我是一个自由的男人，在废墟中对她欣赏玩味，她的惊讶，我的解释、说明和呼喊。”“当时当地，只要能亲一下这双骨节纤细，脚趾细长，顽皮淘气的脚，我又有什么不愿意牺牲的呢？”
他比喻自己像一只蜘蛛一样吐着窥探的丝，每根听觉敏锐的细丝都伸向那个可人儿，探询着她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寻找着各种各样的机会能够与她一亲芳泽，哪怕只是皮肤的触摸都会带给他幸福的狂潮。
这些都爱情那个顽皮的精灵伸出的缠人的长丝啊，他们将亨伯特包裹得密不透风，心甘情愿的沉沦，最动人的爱情应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
亨伯特放弃寻找后，却突然收到了一封洛丽塔的来信，她称呼他为“亲爱的爹爹”，说她已经结婚怀孕，非常贫困，希望他给她寄钱还债。
最动人的描写应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亨伯特放弃寻找后，突然收到了一封洛丽塔的来信，说她已经结婚怀孕，非常贫困，希望他给她寄钱还债。亨伯特立即驱车前往，在一个萧瑟凄凉的工业小镇上找到了她。她住在一间简陋的小木屋里，周围到处是垃圾和臭水沟。她的相貌也被坎坷的生活全然改变，挺着大肚子，衣着邋遢，但亨伯特依然爱她。亨伯特说：“你知道我爱她，那是一见钟情的爱，是始终不渝的爱，是刻骨铭心的爱。”他一遍又一遍地问她：“你肯定不跟我走吗？你一点儿跟我走的希望都没有吗？”而她却“睁开眼睛，微微抬起身来，就像一条可能发起攻击的蛇”，“你是说，只要我跟你去一家汽车旅馆，你就会给我们那笔钱。这是你的意思吗？”
他们之间始终有着咫尺天涯的心理距离，这不仅仅是年龄的原因，更是一个爱与不爱的问题。亨伯特的一腔深情从来、也永远不为洛丽塔所感应，在她的记忆里，曾有的一年只是乱伦的丑剧。“着魔的猎人”在他是美好的回忆，而在洛丽塔却是“就是那家你在那儿强奸了我的旅馆。”即便是这样，亨伯特仍在绝望地爱着：“我对她看了又看，心里就像清楚地知道我会死亡一样，知道我爱她，胜过这个世上我所见过或想象得到的一切，胜过任何其他地方我所希望的一切。”
尽管洛丽塔的美只剩下了一个影子，已是一枚枯萎的落叶，遥远山谷的一个回声，她仍是他的洛丽塔，是他的深爱。他给了洛丽塔四千元钱后，流泪离开。前去寻找奎尔蒂——那个彻底毁掉洛丽塔幸福的恶棍，开枪杀了他，并把自己送进了监狱。在狱中，他用回忆录的方式忏悔。这段凄楚的爱情就此画上了句号。
除了写作回忆录，反复表达自己对洛丽塔始终不渝的爱之外，他还用杀死奎尔蒂的方式洗雪自己的罪恶。很多评论者都提到，奎尔蒂是亨伯特的影子。阿尔佩说，奎尔蒂“是亨伯特所犯罪行的直接投影，是其心理自我的滑稽的模仿者。”
奎尔蒂和亨伯特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爱好文学，都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都有恋童癖。奎尔蒂就像是亨伯特黑暗面的放大和夸张。如果说亨伯特是被欲望烧昏了头的话，那么奎尔蒂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是这个社会的垃圾，而且不停地制造着垃圾。他是一个走红的剧作家，但他写作的内容却是性虐待、性变态。他拐骗洛丽塔的法宝就是当明星、到好莱坞试镜。在那个放荡、堕落的生活圈子，他们吸毒、酗酒、群交。洛丽塔拒绝加入那些淫亵的活动，就被赶了出来。
亨伯特杀了他，也就是杀死那个阴暗淫邪的自己。用奎尔蒂的鲜血使自己的人性和爱得到升华。第35节写得非常精彩，可以说很有喜剧色彩。奎尔蒂的表现是可笑的柔弱和恐惧，两个人抱在一起滚作一团，没有任何章法的扭打。而亨伯特让奎尔蒂朗读他用华丽的韵文写成的判决书真是绝妙的讽刺：一个罪人对另一个罪人的判决。
纳博科夫说：“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说某一篇小说是真人真事，这简直是侮辱了艺术，也侮辱了真实。其实，大作家无不具有高超的骗术。”《文学讲稿》幽默机智的他在与读者开玩笑：“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一个作家：他是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一个大作家集三者于一身，但魔法师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他之所以成为大作家，得力于此。”他把自己当作一个魔法师，以便随时给读者带来笑声和惊喜。他刻意将人物设定在四十岁和十三岁之间，给故事披上了一层迷离的情色外衣。在序文里他化身小约翰·雷博士煞有介事地强调，这些都是真人真事，真正的作者亨伯特已病死在狱中，自己只是受委托来编订这部手稿。“我”只是“改正一些明显的语法错误和仔细删去几处不易删除的细节”，所以呈现给读者的是一部异乎寻常、完整无损的“回忆录”。他还告诉读者，“有关亨伯特·亨伯特罪行的材料，爱好盘根究底的人不妨去查阅1952年9、10两月的日报。”还交代了书中几个据说真有其人的人的命运。
这样做势必会带来很多误解，比如说很多人将这个故事理解为“秘情艳史”，有人干脆将它当作黄色小说，也有人认为作家在作道德训诫，对此，他都不以为然：“‘令人反感’往往不过是‘异乎寻常’的同义词，而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当然总具有独创性，因而凭借其本身的性质，它的出现应该多少叫人感到意外和震惊。”同时他又说：“我既不读教诲小说，也不写教诲小说。不管约翰雷说了什么，《洛丽塔》并不带有道德说教。”这些都是他的魔术，是他可以制造的惊艳的效果。这似乎给他的作品戴上了一幅面具，而面具后面有一双睿智、催眠的眼睛正在闪闪发光。
那么这个魔法师真正的底牌是什么呢？“情色”只是这部小说的外衣，用以制造迷离奇诡的惊艳效果，而对人性的拷问才是他努力的方向。这似乎给他的作品戴上了一幅面具，而面具后面有一双睿智、催眠的眼睛正在闪闪发光。
应是人对自己欲望的无能为力，人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渺小无助，是人性弱点的无法克服，人们往往因为自己的愚蠢、软弱、贪婪、不知节制而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就像亨伯特、奎尔蒂、洛丽塔一样。人类拯救自己的唯一方法是爱和艺术，洛丽塔虽已死亡，但她却在亨伯特的写作中获得重生，重获圣洁和美，就像传说中在烈焰中焚烧过又获得重生的不死鸟。
在一篇论述《洛丽塔》的文章中，纳博科夫曾告诉我们他最初的灵感来源于一幅画：猿猴被强迫训练下作的画，它画的是自己的笼子：“这幅素描显示了囚禁那可怜生物的笼子的铁栅栏。”这幅画同时也给我们理解《洛丽塔》提供了一个切入点：人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囚笼里，政治的、心理的、社会的、个人的，人生是有局限的、残缺的，人在时间和空间中渺小无助，人们往往因为自己的愚蠢、软弱和贪婪而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亨伯特的悲剧就在于此，他对自己欲望的无能为力。
人类拯救自己的唯一方法是爱和艺术。亨伯特要用写作，或者说，用他的爱使洛丽塔的美永恒。这份从污浊中绽放的白莲，从黑暗中升腾的星光弥足珍贵。它使欲望升华为爱，于是美在爱中重生，在忏悔中复活。读者从那颗淌血的心灵独白中受到震撼，也为洛丽塔的悲剧洒上一掬同情之泪。
四、《妇女小传》：打捞被历史遗忘的女性
罗莎·蒙特罗的《妇女小传》里以纪实手法摹写了十五个杰出女性的生活历史，酣畅笔墨下凸现的是十五颗孤独的灵魂。她们才华独具，却要么被误解，要么被遗忘。正如作者所说，“在我们集体健忘的平淡无奇之后隐藏着一幅奇特女性的斑斓景象。有些女人令人崇敬，另一些声名狼藉。她们共有的是一次背叛，一次逃避，一次赢得：背叛了社会寄予她们的期望，逃避了她们有限的女性命运，赢得了个人自由。”作者所要做的就是抹去岁月尘埃，让她们浮出历史地表，呈现真相。
她不仅仅是在审问男权社会，也在审视女性，女性的弱点，人性的弱点。为什么她们有着与成功有关的一切条件：聪明、才华、美貌、胆量，却落得一个悲剧的命运？
女性可以是优秀的，也可以是邪恶的
《在风中筑巢》里，罗莎毫不隐瞒自己对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欣赏：“这是我最喜欢她的地方：她的才华和知识胆量，反复思考世界并适应我们时代的急剧变化，我们得教我们的孩子在风暴里筑巢。”她所描写的米德是那么可爱，最初的瘦小，后来“炸丸子似的发胖和变扁。”童话故事里的人物一样，是“一个嘟嘟囔囔但善良的巫婆。”她一生都谨严自律，勤奋坚韧，对人类学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她每天五点起床，写作三千字之后去上班，用“军需部将军计划下一次战役的细致来规划她的生活。”在野外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她用极大的坚强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比如热带丛林的孤独，龙卷风的粗暴，疟疾的频繁发作，食人族的威胁等等，她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得益于她的这些优良的素质。同时她慷慨、和蔼、注重细节，关爱所有她身边的人。
同样给予不遗余力赞赏的还有乔治·桑，她用《圆满》这个美丽的名词来描述桑的传奇。在她笔下，桑是那么可爱：穿着男装，有一双奇特的眼睛，“像一个坏念头那么黑，那双眼睛好似淹没了她整个脸庞的幽湖。”从她急风骤雨般的青年到宁静智慧的晚年生活，桑一直以母狮般强悍的力量，主导着内心的自由和自己的生活。她常常成为被闲话的主角，因为她的众多情人和她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但她从不介怀，“她蔑视一切辱骂和恭维，拥有令人惊讶的自由，总是愿意冒险，尝试和犯错。”只关注生命的跳动和自己的作品，更不会让它们影响自己的生活。用罗莎的话说，她“打破了她女性命运的陈规和闭塞”，活得精彩，富有活力。与很多人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老，渐渐腐坏不一样，乔治·桑是渐渐走进人生的宁静和深沉，理性和成熟。
还有《世界是一张床》中超现实主义画家弗里达·卡洛。用“千疮百孔”来形容她苦难的肉体并不夸张，在近乎恶梦般的车祸之后，她几乎成了碎片，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是瓦解。”她以顽强的生命意志一次又一次地与死亡搏斗，建构自我。在她的画展上，一顶带华盖的大床——她一生苦难的帆船，把弗里达抬了进来，她穿着印第安人的艳丽长裙，用绸带和鲜花编头发，戴着前美洲的沉甸甸的珠宝。精心打扮的后面是她穿着铁制紧身胸衣的支离破碎的身体，靠毒品和酒精才能止住疼痛。那一刻，她就像一朵开在盐碱地的小花，苦难之海上升起的绚丽星光，美得让人窒息。
罗莎并不愿意为名人讳言，在她看来，女性可以是优秀的，也可以是邪恶的，她们和男人一样，“能够干出一切美好和邪恶之事。”劳拉·赖丁被作者命名为最邪恶的女人，认为她是“本质的恶，是阴暗的灵魂。”“她经过的地方，一切都坍塌。”她用晦涩难懂的诗歌将一个又一个男人抓在手里，控制他们的思想。而这些男人也就真的像中了邪一样，听任她虐待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其中有一个被他们送进了疯人院接受电疗。
还有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的作者，那个被称为海狸，在数代女人心中坚强独立的女权主义者。她和萨特保存了五十一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完美温情，随着他们私人信件日记的公诸于众，他们冷酷脏泡沫似的一面也露了出来。双性恋的波伏娃与萨特共享情人，他们在书信中互相无耻地评述风流韵事中最放荡的情节，以伤害那些爱他们的孩子为乐事，“就像一出滑稽歌舞剧那样愚蠢、复杂和可笑。”这些描写解构了波伏娃的女神形象。但作者说，虽然如此，波伏娃还是以她的勤奋，她对自己生命负责的态度创造了辉煌业绩，不管怎么说，波伏娃成就了她自己。“成为自己”是作者对波伏娃的宽恕、理解与尊重之处。
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或者细节显然为我们认识这些杰出的女性和她们同时代的男性的一个崭新的窗口。重新截取或被重构的历史被一道犀利的女性目光投射着。
她们的梦想是怎样变成梦魇的？
在书的扉页，罗莎用近乎调皮的语言写道：“（将书）献给我的女友，所有那些对我来说曾经和现在都很重要的女人……”之后是长串的名单。是的，她这本书是献给天下的女性的，尤其是那些拥有才华和梦想的女人。她将近乎惨痛的故事告诉我们，越是优秀真挚，才华出众的女性越是容易踏入悲剧。因为她们的心灵更容易敞开，她们的情感更炽烈，她们一点点性格上的弱点就会把自己的人生捅出一个大窟窿。而女性要想在壁垒森严的男权社会里有一点成就，有一点突破，是谈何容易？她们因为出类拔萃，反而更容易被攻击被排斥被误解，她们以对世俗传统的冒犯而获得了艺术上的成功，却得到了世人的白眼，有人甚至被送进了疯人院。
她们被要求无条件的奉献和牺牲。比如《带着钢爪》中说，“男人把婚姻视作为自己服务的一个机构，而女人把婚姻视为一个甜蜜的童话故事。”看看那封趾高气扬的信，一封婚前古斯塔夫写给阿尔玛·马勒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长信，”信中竭尽嘲讽傲慢地宣布：“……你只该有唯一的一个职业：让我幸福的职业。你得放弃所有那些表面的东西（所有与你的身份和你的工作有关的东西）。你得无条件地献身于我，你得让你的未来的生活在所有的细节上都服从我的愿望和需要，除了我的爱情，你不该再要求得到别的什么。”在整夜失眠和哭泣之后，美得如同神话的阿尔玛答应了不平等条约，十年未曾作曲。
她们也心甘情愿地躲在男人的身后，艰辛地支撑起男人的成功。《沉默》中，格雷戈里奥·马丁内斯·谢拉是二十世纪西班牙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但真正的作者却是他湮没无闻的妻子。格雷戈里奥长相极丑，“患佝偻病和肺结核”，贪财，好色，对才华横溢的妻子极度榨取。而玛丽亚·莱哈拉加毫无怨言，她像一架开足了马力的机器一样勤奋的工作，所有的作品都署上丈夫的名字，将名利辉煌都披在他的身上，留给自己的只有无边的孤独的沉默。像玛丽亚这样天资聪颖的女子又岂能不明白自己在被无耻的掠夺？她在作品里近乎悲愤地写道：“妇女沉默是因为受宗教的教诲，她们坚定地相信顺从是美德；她们沉默是因为害怕男人的暴力；她们沉默是因为屈服的习惯；一句话，她们沉默是因为在几个世纪的奴役威逼下，已经具有了奴隶的灵魂。”在妇女没有发言权的时代，她的智慧和才华只能以这种“谦卑的骄傲”呈现在人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