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写得最感人的是母女深情，天然的母性，她把这份神秘的情感写得荡气回肠。菲比残疾之后仍然能迅速认出“我”，死之前握着“我”的大拇指等。人不需要科学配制的物品，需要的是没有条件没有交换的爱。不仅仅菲比需要我，我也同样需要菲比。虽然“我”一再强调自己是为钱生下菲比，虽然菲比的出生是一对非男非女以一种非性的方式生出来的，但她不是“何必”，而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她在我的体内孕育了整整十个月，因而她与我的神秘联系是超越我的想象的，她却无法抹煞爱，菲比的呼唤就在她灵魂深处。被一再遏止的母性之爱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爆发出来。
而科技文明的发展另一面的锋刃显出冷酷的锋芒。这个不带爱孕育的生命潜伏着悲剧的种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菲比是现代都市文明自私冷酷的证明，是一对自诩高尚的男女制造的悲剧。她的过早去世毁掉了亚当和我各自以前的生活。但也在我们心中种植了一些真挚的爱。每年他们会在菲比的坟头朋友一样说说话，他们的拥抱不再“何必”。
“爱”才是这个世界延续的主题，正因为失去了我的爱，菲比才会生病残疾，而我的归来是她那个黑暗单调的世界里的唯一的欢乐。对亚当和我来说，菲比是唯一的联系，他们共同制造了这个悲剧也共同爱着这个孩子。她的存在成为不可碰触的伤，有了她，他们得以重新命名，重新理解世界和人生，重新成为朋友。
葡萄和多鹤：地母一样的雌性
《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是姊妹篇，都是讲述新中国成立到文革那段历史，都是以一个女人的传奇故事为叙述线索，而这个女人有着太多相似之处。她们都有着混沌无知的一面，都有健康血性的美丽和生机勃勃的活力。经历特殊的时代，她们坚韧地面对了自己的苦难。
《第九个寡妇》着力写一个“孝”字。七岁的王葡萄逃黄水来到史屯，她的公公用两袋面粉买下了她。以免被跟她公公同龄的孙克贤买去糟蹋。这个聪明俊秀的女孩子当天晚上就站在跟自己差不多高的灶台涮锅，而孙克清则给她垫了个凳子。可以说感情从这一刻开始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在以后的岁月里，孙克清一直以这种暗暗相助的方式给予葡萄亲情。葡萄在那个家中虽是童养媳，却享受到了生命中难得的亲情。十三岁时，葡萄生了重病，别人以为她必死，但二大也即孙克清坚持延医请药，救活了她。在她十四岁时，孙家人将她风风光光嫁给了自己的三儿子铁脑。但不到两个月，日本人前来清查村里的八路，几个媳妇牺牲自己的丈夫换回了八个老八。而葡萄领回自己的丈夫，当天夜里，铁脑被杀。葡萄成为村里的第九个寡妇。被当作奸细媳妇的葡萄只有一条朴素的真理：铁脑是我男人，我不救他救谁？
小说对王葡萄的眼睛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写，说她有一双山猫一样的眼睛，又大又黑又溜圆的泼辣又大胆的眼睛。这就看出葡萄在孙家并没有受到所谓的剥削，她性格中的圆满自足也凸现出来了。为了一口铁锅，她敢手持一根木棒与几个拿枪的国民党的痞子兵对峙，多年以后，同样为了一口铁锅，她与一群红卫兵小将争斗。葡萄的道理十分朴实，“再咋阶级，我总得有个爹。爹是好是赖，那爹就是爹。没这个爹，我啥也没了。”当她冒天下之大不褆把受重伤的爹藏在芦苇丛中，葡萄身上就有了大智大勇的神秘色彩，她以异乎寻常的细心和大胆掩盖了嫌疑，她造了一座假坟哭丧，还有意与村书记蔡琥珀起冲突，而在夜晚，她偷偷将奄奄一息的爹运回家中，安置在红薯窖里。处心积虑的弄药，挖地窖，一藏就是二十多年。她自己吃糠咽菜也要让老人吃饱，宁可将刚刚两个月的孩子送人，宁可切断一次又一次婚姻的希望，也要将老人藏下去。所本着的就是一个“孝”字。她把所有的运动都看成“事”，无论十四军、土匪，还是土改、反右、文革，都是一阵一阵的事，过一阵就没了，躲一躲就过去了。作者有意将她写得混沌无知，对各种政治术语全无理解。“哈事不懂，除了会做活儿，兴许脑筋是有点差错。”写她有一双七岁孩子的眼睛，生坯子脾气，死心眼，“她对谁好是一个心眼子，好就好到底。”谁也不怕，不知惧怕为何物，无论在日本人的刺刀面前，还是在严酷的饥饿、斗争面前，她都以无忧愁，无畏惧，以她的能干、勤劳一路闯下去。
她热爱生命，身上燃烧着蓬勃的生命活力，活脱脱中国的斯佳丽，而王葡萄所面对的劫难比斯佳丽还要多还要深。她与公公之间的亲情没有太多渲染，彼此都不是善于表达的人，只是说到他们之间的默契和相互的了解，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能懂到心里去。
葡萄在性方面跟扶桑是一个路子，都有着强烈的性欲，地母一样宽厚博大的胸怀对男人敞开，给男人慰藉和幸福。她甚至利用权力男人手中的权力来掩护公公，比如冬喜、春喜。在王葡萄那里，她已经成为女人的化身，她的女儿性、妻性、母性都如甜蜜多汁的葡萄带给她所爱的人以甜美的滋养。这样的女性是可以承载一切苦难和幸福的，也是有着各种小缺点的，比如她一出门会偷一些吃的东西。
为了让葡萄能嫁人过正常的生活，这期间，孙克清偷偷出走过一次，但后来被葡萄找了回来。为了堵住恶棍五合的嘴，她给面，给自己的身体，最后把他引到侏儒庙，借助儿子和侏儒们的力量杀死了他。就像一个安泰、沉着的地母，她用自己的臂膀为公公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不管外面怎么喧闹、革命、进步，她只管护住红薯窖。她相信“躲一步是一步，这里什么事都发生过：兵荒、粮荒、虫荒、人荒，躲一躲，就躲过去了。”“什么人什么事在史屯都是匆匆一过，这么多年，谁在史屯留下了？过去了，史屯就还是一样活人过日子。什么来了，能躲就躲，躲过了就躲过了。”
《小姨多鹤》以一个无比惨烈的故事开场，二战结束前，日本败退，一批被移居中国黑龙江境内开荒拓土的日本农民也处于生死险境。于是有村庄整体自杀，十六岁的多鹤从血腥的自杀中侥幸逃了出来，跟随大队日本人开始惊弓之鸟一样的逃亡。沿路被苏联士兵枪杀，被中国游击队截杀，承受饥渴劳顿之艰辛。人口不断减少，多鹤的母亲、弟弟、妹妹也惨死其中。一次土匪的袭击中，多鹤和十几个女孩子被抢走，被装在麻袋里论斤拍卖。“好歹能推推磨，一头驴也不止七块大洋。”十多个日本婆子就这样成为某个农民的妻或妾。张俭家因妻子朱小环不能生育，在父母授意下买下了多鹤当作生育工具，在多鹤生下一女二男后，张俭成功丢弃了多鹤。二十多天后，多鹤又奇迹般找了回来。这一家成为骨肉相连，谁也离不开谁的一家，这样畸形而又奇特融洽地生活在一起，经历了四清、文革、张俭入狱等困境，多鹤甚至等来了日本亲人（当年她救助的女婴久美）的召唤，她仍然牵挂着中国的丈夫和孩子们，将重病的丈夫接到日本治疗，将儿女们一个个办出国。写下的是一个日本女子的人生传奇。
与《扶桑》相似的是，都是讲述的一个女子在异国生活生存的境遇和故事，都有着隐忍、懵懂和对人生苦难的承受精神。如果说扶桑身上更多女性和妻性的话，那多鹤身上的母性和人性更为完整。小说第一章刻意描述了一幅母子沐浴图，明明是他人的生育工具，却因那孩子是自己的骨血而深深疼爱。作者有意将日本女子多鹤与中国女子朱小环放在一个屋顶下面，似乎有一种民族性格的对比，多鹤的勤劳，追求尽善尽美，“手绢叠得四四方方，留着花露水兑掺米浆的香味。家里每条手绢都逃不过多鹤的烙铁，大大小小的人走出了张家，都像从烙铁下走出来一样平展。”她把家里的地板擦得镜子一样光亮，窗户玻璃亮得跟新的一样，从来不会偷奸耍滑。对多鹤美的描述是模糊的，印象式的摹写。“看起来她是世界上最干净，刚刚从水里出来的一个人。”而她的语言，半日语半中文生涩蒙昧只有最亲近的人才懂，“夹着只有最蒙昧的生灵才懂的词汇”。
严歌苓似乎认为人不必以语言交流，灵性的动物，只需用感觉、眼神、辅以手势就能互相理解。《扶桑》中扶桑与克里斯之间只有简单的词汇的交流，也有着对异族的仇恨、歧视与神秘的向往。《人寰》中生活在异国他乡，被迫以他族语言为主要语言，因而语言中充斥着错误。还有步态，缠过小脚的扶桑和日本女人多鹤都不太利索。（多鹤）“她的步子总是那么稚拙可笑，有一点像得过小儿麻痹症的人。”
而朱小环呢，好吃懒做，喜欢吃零食，说闲话，她交游广阔，灵变机动，能迅速与任何人建立友善关系。她聪明，做衣服、做饭菜都能有创新，但都只凭借兴趣。一张利嘴可以让各色人等为她效劳。做事时最喜欢偷奸耍滑，甚至小偷小摸，满口“凑合”。对人生从来不绝望，“路总不该走绝吧？连多鹤那个村子的人逃难逃得东南西北全是绝路了，还不是活出个多鹤来吗？”就像以多鹤口气说出的那样：“这是一族多么吵闹的人！”“他们花多少时间在吵闹上？他们不吵闹或许地板可以干净些，家具可以整齐些，衣服可以平展些。若少花些时间在吵闹上，他们也不必凑合吃、凑合穿、凑合活着了。”
在灾难来临时，多鹤是戴上代浪村人发明的木桶去砸一小时五分钱的石子儿，可以一人干三个人的量。而作为对比的朱小环一小时要抽一毛钱的烟，而且只干了几天就不耐烦了。还有刻钢字，朱小环只去了一天就不干了，而多鹤不但坚持了下来，还背着沉重的钢字到家里刻。而朱小环则偷摸拐骗，用她活泼爽利，会说话笼络一批阿毛帮她跑腿，给她送东西，包括监狱的司务长也是几个回合就被她拿下，给她送各种监狱食堂里的吃食。在这两个女人身上，传统印象中的中国女性的勤奋耐劳吃苦精神都被颠覆了。如果作两种民族性格的比对的话，那代表中国的朱小环明显输给了代表日本的多鹤。
但作者并未因此让读者看轻了她，或者说她想写出人性的或中国人的民族弱点，而是认为这也是一种生存技巧，没有朱小环，多鹤和她那些孩子就一天也活不下去。同时写出朱小环的宽厚、仁慈和博大的爱心，她对多鹤不是没有过妒嫉和仇恨。她听了多鹤的惨烈遭遇之后，她对这个女子产生了深厚的同情，从此也将她和她的孩子纳入自己的庇护之下，母鸡护小鸡一样用自己那双并不坚硬的翅膀保护她们。她深深爱着那些孩子，完全视同亲生；她深深爱着多鹤，当作自己的亲妹妹；她深深爱着丈夫张俭，把他当作自己生命中的另一半血肉。正是朱小环的爱将这个家紧紧联在了一起。这样，她的小奸小诈、小坏、口舌锋利等缺点都成为了可爱的点缀，成为这个人物形象丰富的另一个侧面。在人性整体败坏的文革时期，她的坏不过是为了对抗更大的恶，是一种自卫。她的人生哲学，诸如凑合……都成为生存的智慧。
小说特地安排小彭和小石的出现来突出人性是如何被情欲和政治扭曲的。小石和小彭同时爱上了多鹤，并在频繁登门时发现了他们家隐藏的惊天秘密。本来像个孩子一样爱说爱笑，总是满脸笑的小石，几乎每天都来张家，拎一包绿豆或一包点心的他会因为想占有多鹤而想去告密，他以“检举”来胁迫多鹤就范。作者对此的解释是“一个陌生人在小石身上附了体。”“在楼梯上截住多鹤，要挟她，在她身上留下黑爪印的就是小石身上附体的那个陌生人。将来要多鹤就范，不从就把她送进劳改营的，也是那个附体在小石身上的陌生人。”而这个陌生人从何而来？情欲和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人性中恶的一面的煽动和激发，使一个原本可爱甚至有些乖巧的男人变成了潜在的恶魔。而这“恶”和对恶的后果的恐惧则使另一个沉默、驯善、憨厚的良民张俭潜意识地变成了一个杀人恶魔。此后不久张俭在貌似意外的事故中以吊下来的钢板砸死了小石（他们同在钢厂上班，张俭是吊车师傅），小彭则与乡下妻子离婚，在文革中成立造反派，把张俭以谋杀罪送进了监狱。
“这是个天天翻出无数谜底的大时代。楼上的一个邻居家里突然闯来一群红卫兵，揭了这家的谜底：台湾的潜藏特务，天天收听台湾广播。对面楼上的一个女人也被揭了谜底：在她做工人阶级的妻子之前曾经是国民党连长的臭太太。大孩、二孩中学里，原来一个教师正经人似的，红卫兵稍微一追究，发现他是个漏划右派。上百幢红白相间的家属楼破朽不堪，却被天天刷新的大标语白纸黑字地统一了。哪幢楼里多出了几个反面人物，哪幢楼便淡妆素裹，大标语从前阳台后阳台飘然垂降，挡风挡太阳。”几句近乎戏虐的语言点染出那个荒谬的大时代。正是在这样荒谬的时代，才会有小石的变异，张家畸形的家庭，多鹤身为母亲不能堂堂正正当母亲，身为妻子的不能堂堂正正成为妻子。丫头去上了滑翔学校，却因伪造农民档案和夜里说日语梦话而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治疗。
多鹤和小环是一种奇特的女性关系。她们是情敌，分享一个男人，她们性情截然不同，一个喜庆、热闹，走到哪里都响喳喳的，有点懒，有点儿投机取巧，爱利用人，爱笑；另一个沉默，因为不懂中国话几乎被看成哑巴，做事勤勉、完美、一丝不苟。然而这两个女人又是最深刻的同盟，她们都是男权中心的受害者，都是中日战争中最无辜的人。朱小环被醉酒的日本鬼子追杀，骑上一头耕田的牛，而被摔下来，摔掉了七个月大的儿子和生育功能，不得不接受夫家找人代孕的屈辱事实。而竹内多鹤父母、兄、弟、妹都惨死于战争，十六岁的她都已经历过最惨烈的血腥自杀场面，经历过母亲杀死自己孩子。在冻饿交加中被论斤拍卖，成为生育女奴的人生悲惨遭遇。因而她们从内心深处又是最坚固的同盟军，彼此之间从没有真正仇恨过，相反，多鹤在山上生双胞胎儿子的危险时刻，是小环守护在她旁边。她们在窄小的家中和平共处，各自发挥特长，共同爱着那个男人和几个孩子。
《人寰》的纠葛
《人寰》的讲述者是一个在国外留学的知识女性，表面看起来老练，沉着，机智，干练的她同样是不幸福的，甚至因此要去看心理医生。而她痛苦的根源在于被爱情幻觉遮蔽，故而无法享受爱情和幸福。作者在这部作品里借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相关理论，比如恋父情结，对一个与自己父亲同龄的男子所吸引，几十年都无法解脱这种精神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