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发生的1966年被称为十七年文学时期。这一时期给人的印象是革命的文本，无性文本。虽然迎来了时代的春天，却未能迎来文学的繁荣。战争宣告结束并获得胜利，迎来的是一个群情激昂的时代，文学被告知，应以高昂激越的英雄史诗来记录过往的峥嵘岁月，铭刻英雄的丰功伟绩。在随之而来的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作家们被告知要用集体的时代的最强音来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十七年文学中的女作家屈指可数，这与当时政治话语的空前浓厚不无关系。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一个全新规范的社会和时代宣告开始。在新的时代话语里，“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做到。”“妇女也占半边天”成为女性解放的标志性话语。然而，取消女性性别角色将其纳入社会角色之中，反而成为女性在此名义下生存必须付出的无言的牺牲。正如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所指出的那样：“当民族要挣脱一个旧的父子秩序的束缚时，女性与它在利益与目的上都是合一的。但是，一旦民族群体趋于安顿于一个新的秩序，而这秩序又带有明显的父权制标志时，女性便成了被排斥者和异己，她的利益，她的解放，她的阐释和反阐释力，都与民族群体发生了分歧乃至冲突。其结果，她总是重新回到解放之前。实际上，从新诞生不久的女性与历史悠久的民族群体之间的离合聚散中，已经可以读出一个女性的故事，它始于女性的崛起而终于女性的倒伏，始于女性的有望成功的战斗而终于女性的败北。”
如果说五四运动女性以冲出家庭，恋爱自由为始点，争取个性、意志、自我价值的解放，以娜拉出走后的经济问题为终点的话，那么建国后女性解决了阶级压迫、经济因素之后，以忽略女性性别特质存在的意义为终点。女性获得了同工同酬、婚姻自主等各项权利。从法律上来说，女性不再是男性家长的从属，但是，女性却必须和男性一样从属于另一种象征系统--集体，也就是民族群体的本身。在这种从属中，女性获得了平等的权利，但必须以性别甚至个性的完全消灭作为代价。有论者指出：“女性意识作为一种单独的社会意识被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所替代，从而销声匿迹，在此妇女解放的种种困惑为阶级解放的现实所遮蔽。”在此阶段的女性文学乏善可陈，作家们往往追随主流意识形态，将作品定格为无性化写作。但是，时代的规范并不能真正使作家做到整齐划一，女性情结总是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寻找着合适的突破口。这些情愫经过时间的淘洗，在今天看来分外珍贵。茹志娟作品中对人与人之间真情的追忆，宗璞借一颗红豆写出爱情的强大力量，刘真以儿童视角回忆战争岁月中的趣事、伤心事，写出了一种怅惘的怀念。
茹志鹃的《百合花》曾屡遭退稿，被认为“感情阴暗，不能发表”，后来辗转发表于《延河》1958年第3期。茅盾称赞它“是我最近读到的几十个短篇中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侯金镜等人也曾给予热情赞誉，这些评论给予了茹志娟有力的支持。另有小说集《静静的产院》、《高高的白杨树》、《剪辑错了的故事》等。
小说的故事情节很简单，总攻前夕，中秋节的一天，“我”在通讯员陪同下前去前沿阵地的一个包扎所，因“我”是个女同志，年轻的通讯员总是一味地躲着“我”，一路上两个人开展了一场竞走比赛。大胆的“我”偏要面对他，与他说话，并在交往中知道这是一个刚参加革命一年的十九岁青年，家中亲人都在盼着他回去。到了包扎所后，通讯员跟随“我”去老乡家借被子，在新媳妇那儿碰了钉子，当“我”再次带着通讯员前去借到被子时，他的肩膊处衣服挂了个大口子。之后，通讯员上了战场，回来时已失去了生命。很显然，通讯员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但是作者并没有按照十七年的写作规范来把他写成一个英雄，而是极力写出了他的年轻、质朴和羞涩。作者以“我”的眼睛看过去，“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他还未经历过爱情，所以当“我挨他坐下，立即张惶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问他是哪里人，“脸涨得像个关公，讷讷半晌，才说清自己是天目山人。”这些表述将通讯员显得更真实更亲切，似乎我们身边的一个质朴的青年。他去团部之前，“摸出两个馒头，朝我扬了扬，顺手放在路边石头上，说：‘给你开饭啦！’说完就脚不点地地走了。我走过去拿起那两个干硬的馒头，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这个细节非常美，一个如此细腻的会关心人的男孩，一个爱美爱生活的男孩却在一个晚上就离开了人世，这里面所蕴藏的是作家对战争的厌憎，对生命的痛惜。
作者在自述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故事是虚构的，但是故事中的时间、地点和的感受是真实的。当“我看见一个个青年躺在担架上的时候，我就看着天上大个儿的圆月，翻看他们的符号，记录他们的姓名、单位。心里不可遏制地设想着他们的家庭、亲人、朋友，他们生前的种种愿望，在他们尚有些许暖意的胸膛里，可能还藏有秘密的、未了的心事……”
小说中的女性无论“我”还是新媳妇都有几分顽皮，她们对待这个憨厚爱害羞的通讯员，有一种非常亲切的类似于姐姐对弟弟的喜爱在里面，所以有论者评价为“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有一种舒缓、悠扬、清新、澄澈的美。
新媳妇形象的设计是小说可圈可点的一笔，不是大姑娘不是大婶，是一个刚刚结婚三天还沉浸在幸福漩涡中的美丽女性，她只有一床嫁妆，就是那条洒满百合花的被子。所以当通讯第一次独自上门去借的时候，她矛盾、犹豫，没有借给他。但“我”和通讯员第二次登门时，她想通了。但她看着那个兀自不服气的通讯员的样子，就觉得好笑，“尽咬着嘴唇笑。”“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而通讯员去抱被子时因紧张在门框上勾破了衣服，新媳妇是有歉疚的。所以看见死去的通讯员躺在担架上时，她去给他擦洗身子，用针细细密密地缝那个破洞，最后把那床新被子铺在了通讯员的棺材底。这样使这份感情既圣洁又温情，暖流一样流淌在读者心中。
作家写作《百合花》正是反右斗争的高潮，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压抑，相比之下，战争年代真挚淳朴的人际关系让人留恋。作家说：“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那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