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世神话里，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制造了夏娃，让他们无知无欲生活在伊甸园，然而夏娃听从了蛇的花言巧语，偷吃了智慧果，从此有了羞耻之心，也惹得上帝大怒，将他们逐出伊甸园，使整个人类受到牵连，有了生老病死。潘多拉是宙斯为了惩罚人类而创造的一个女人，送给她一个装满灾难的盒子，潘多拉忍不住好奇之心打开了盒子，于是灾难弥漫人间。
中国上古神话“嫦娥奔月”里，美艳绝伦的嫦娥嫁给了神勇善良的丈夫后羿，但她抵挡不住飞翔的诱惑，背叛了丈夫，私吞不死神药，飞上了月宫。谁知月宫里只有荒凉空漠，于是“托身为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在女性主义者看来，这是典型的男权话语，是父权时代对出走女人的恶毒诅咒。想要奔赴新世界吗？门儿都没有，等着变成丑得令人毛骨悚然的蟾蜍吧，独自品尝“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滋味吧。
在这些故事里，女性是卑微的，她们的特征被描述为轻率，缺乏理智。而忘恩负义、自私绝顶、唠叨、抱怨、虚荣、小心眼、歇斯底里、撒谎、不可理喻等成为女性的专用隐语与替代词。但无可否认，这些被贬损的女性有勇气探索彼处为何物，渴望去发现和创造，她们身上蕴藏着改变世界的巨大能量。
在男权话语书写中，我们听不到嫦娥、夏娃、潘多拉这些女人的声音，不知道她的所思所想。她们在文学作品里，要么贞女烈妇，要么红颜祸水、狐狸精。在这种暗示或压抑下的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幽闭深院，弹琴绣花。就像西蒙·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
只有女性自己的写作，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行动，才能摆脱他人意志的强加，真正表达出自己。从被书写到书写自己，被言说到发出自己的声音，嫦娥们走了漫长的千年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飓风开始催醒女性意识，开始让女性反省自己到底是谁。女作家张爱玲、苏青、萧红、丁玲等一个个优秀的代言人脱颖而出，她们从传统道德、世俗习惯里一点点挣脱出来，建立女性对自己的言说。
然而千年来的苦难历史，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终结的。从丁玲的《梦珂》和女作家萧红的遭遇里，我们悲凉地发现，女性追求自由的结果不是《伤逝》中子君的死亡，就是梦珂、萧红那样的身心俱伤。所以萧红痛彻肺腑地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这种状态到了九十年代开始迅猛突破。女作家们意识到要想真正获得自由，获得女性身份，仅仅反思苦难是不够的，必须建构女性自己的生活，塑造全新的女性形象。“作女”就是九十年代后女作家倾情塑造的新嫦娥形象。她们普遍受过高等教育，聪明美貌，时尚优雅，独立强悍，在光怪陆离的都市里游刃有余。她们是这个物欲时代的弄潮儿，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穿梭于超市商场美容院健身房之间，生活得高贵从容。她们不再依附男人，不再像传统女性那样仰男人鼻息生活，相反，她们对社会和男人了若指掌，故而能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女性的直觉和敏感帮助她们利用每一个到手的机会，完成自己的梦想。
例如张抗抗《作女》中的卓尔，都市白领，有着不菲的收入，但是她从不安于现状，总想颠覆世俗规范，只听从内心的召唤。她频繁地换工作，一时想去南极，一时又去寻找翡翠鸟，在她身边有一大群能作善作的女朋友。不管生活得幸福还是不幸，轰轰烈烈是她们唯一的追求。她们也因为能作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铁凝《大浴女》中的尹小帆，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一个美国男人结婚，移居美国，离婚后再找条件更好的男人，用她姐姐尹小跳的话说，就是以不断地参与不断地破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王安忆笔下的阿三，王绮瑶都有类似的特征，她们都在近乎焦躁的跳来跳去中寻找自我，寻找属于女性的位置。
林白、陈染的小说里的林多米、黛二小姐、倪拗拗则是作女中的变异，她们沉湎于自我，充溢着敏感、锋利、反叛的情绪。她们渴望爱情，追寻纯而又纯的爱情，如果得不到，就选择背身而立的决绝姿态，就成为带有女巫气息的向男人复仇的妖女。卫慧、棉棉、安妮宝贝作品中那些沉迷于酒吧歌厅的女主人公，则在男人与男人之间周旋中寻找爱和生活的信仰，一次次失望，一次次寻找。实际上也是在用特立独行的方式“作”，貌似另类，实则有相似的气质和生活轨迹，更重要的是有一样的女性独立意识。
而“怨妇”形象的塑造则可更深层面地看出女作家的女性意识。在她们作品里出现了一系列被丈夫抛弃的女性形象，唠叨、虚荣、小心眼、多疑、歇斯底里、神经质等是她们的标签。在她们的思维定势里，男人是她们的天，是她们的地，除了他之外一无所有，所以她们在婚姻悲剧来临之时不知所措。我们来看看池莉《来来往往》中对林珠和段丽娜的爱憎分明的塑造。林珠在男人世界里自由腾挪，精明强干又足够风骚性感，后者不是为了取悦男人，而是为了更大限度地获得利益。她看上了康伟业就大胆追求，康伟业无法离婚，就卖掉康伟业送给她的房产，拿着几十万远走高飞。而段丽娜呢？则是传统女性意识的牺牲品，她辅佐康伟业成就了事业，年老色衰了被抛弃，此时她想捍卫自己的家庭和爱情，使用的手段是老土的一哭二闹三上吊，但显得那么力不从心。同样的怨妇形象还有王安忆《逐鹿中街》的陈传青，王海鸰《中国式离婚》中的林小枫等，她们一天到晚疑神疑鬼，草木皆兵，害怕丈夫有外遇。
耐人寻味的是，女作家对这类怨妇形象几乎都没有好气，并没有给予她们同情和怜悯，而是用嘲讽的姿态写出她们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的落伍，甚至表现出了比男作家更甚的憎厌之情。因为在她们看来这类女性，除了等待怨叹，无所作为。她们要么深陷情感沼泽，视野狭窄，坐井观天，眼中心里只有那个属意的男人；要么徘徊怅叹，寻寻觅觅，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在时光之河中浮沉，总在寻找那个谁，期望他能为自己撑起一片无雨的天空，而不是自我救赎。而这些正是已经被当代的女作家们所摒弃了的女性意识。
从历史深处，从上古神话里款款走来的嫦娥们，已不再只是被观看被诅咒，她们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以强悍的姿态向世界宣布：女人并不是依附男人的小鸟，女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