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希说：家庭是制造“顺从动物的工厂。”他和弗洛姆都认为，社会正是通过家庭才形成它的神经系统，即它的基本组织和制度，家庭把外在的强迫和束缚固置到人的性格结构中，通过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使个人不知不觉成为现存秩序的支持者。父母本身就是社会性格的代表。因此，家庭就是社会心理上的代理人。在年幼的女孩无法从别的渠道获知有关亲妈的描述时，甜妈的斥责和诋毁带有邪恶的侵蚀性。她执意要改变“我”的习惯和性格。而结果，“我”变得更加执拗。冰冷的童年，总是抱怨和指责的继母，使她成为一个极度缺乏爱的人。她只好在艺术品收藏中寻找安慰。而在她死后，“我通过别人，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生命的宽度、体积和密度。”
陈璧璧的悲哀不在于种族歧视或是人种偏见，而是缺乏爱。她的男性化的打扮和孤独的日常生活就是明证。而导致她缺乏爱的原因主要来自童年母爱的缺乏和成年后对男性世界的失望。小说中，陈璧璧是一个事业极为成功的华人女性，她是“零售专家，社交名流，亚洲艺术博物馆董事会成员，”身为华人女性，依靠自己的聪明能干而成为美国社会的名流，“在联合广场拥有一家名叫不朽者的标志性商店，专门出售各种亚洲古玩，”“她的名字时常在报纸的社会新闻栏中以黑体字出现，她的照片也经常被等出——衣着夸张，梳着五颜六色的辫子，戴着蜂鸟翅膀般的假睫毛。”但她在情感生活上却是一个彻底的孤独者，家人都已离世，只有一个从小没有什么感情的后妈还活在人世。
她对自己外形的刻意装扮，不是扮美，而是追求男性化，“把本来就很浓的眉毛画得更深，骨节突出的手指戴上戒指，把乱糟糟的头发染成各种颜色，编成大辫子梳在背后。”她戴着夸张的首饰，穿自己设计的怪鞋，这使她显得刀剑般铿锵有力。在知道女性魅力的重要性之后，她反而刻意抹掉自己身上的女性色彩，她这样做给见过她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追悼会上，馆长所说：她有一种“绝对值得纪念的，像塞克勒收藏品中最好的肖像一样有象征性的风格。”她将赚来的钱大多捐给慈善机构和公益事业，死后更是将全部遗产捐给了博物馆。她有过性伴侣，比如画家史蒂芬·希弗，她为生命中有这样的男子而骄傲，“但我不能放弃我的工作来做他的陪衬。”他们之间更像是伙伴，是战友，而不是爱人。“我有其他稳定的男性伴侣，我对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喜欢，但又不算是刻骨铭心。当然有许多失望，也有为了某种激情，而将睡袍撕碎这样的插曲。这睡袍可比那男人贵多了。”
她扪心自问，有没有过真爱，答案是“我的爱一无所有。”她分析原因，是自己太挑剔，总是对不理想的事情很谨慎，而爱就是失去理智，是忽略所爱之人的缺点，是不嫌弃他在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经济、道德上低于你。“我所认识的女人的心，好像都被伤透了，就像循环利用的罐头盒一样被压扁。”“你并非一定要嫁给一个错误的男人，找不到合适的，一定要嫁吗？”这是陈璧璧或者说谭恩美对待婚姻的态度，不必委屈自己，不必为嫁而嫁，宁缺毋滥，一时的冲动很可能留下永久的创痛。比如薇拉·亨迪克斯，“拥有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是几家最大的非营利性非洲－美洲事务基金会的董事之一，她常入选美国百位最有影响力的黑人女性。”这样极聪明极成功的女性，年轻时也曾错误地嫁给一个爵士鼓手，薇拉为了爱情与全世界做了斗争，可是当他们真的在一起之后，却成了两个人的战争。“人们对他们的怨恨是他们维持这段婚姻的理由。”后来钱和酒又成了两人斗争的理由。
陈璧璧的父亲与外国人做生意，能说几国语言，在外十分现代化，从打扮、语言到兴趣爱好，甚至能将但丁的《神曲》与中国的《红楼梦》进行比较。一回家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中国人，他沉默寡言，看旧书，家里的女人把他伺候得十分周到。他娶了一妻一妾，娶甜妈是父命难违，当初他父亲与人许下诺言，要让下一代联姻，即使多年以后双方家庭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即使所娶的姑娘相貌平凡脾气不好，也被认为应该讲义气，遵守诺言。这是中国人的义气观，哪怕当年只是口头承诺，更不会谈到爱情。这样的婚姻自然没有多少感情，所以不久以后，父亲娶妾，也就是陈璧璧的亲生母亲。从甜妈诅咒般的谈论里也可以看出，陈璧璧母亲是父亲娶来传宗接代的小妾，但是父亲是很宠爱母亲的，他对她百依百顺，不再去甜妈的房间，母亲生了很多孩子，在陈璧璧出生不久因糖尿病去世。
其实甜妈也是旧式婚姻的牺牲品。被自己的父亲攀附权贵嫁给了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而且很快天天面对他与另一个女人的恩爱。她没有自己的孩子，却要抚养情敌的“孽种”。她始终活在自欺欺人的幻觉里，活在怒气冲冲里。
陈璧璧所了解的母亲都来自后母“甜妈”的恶毒诅咒或刻薄讥讽。她就在这种心灵的折磨中渐渐变得心肠冷硬，她似乎很难感受到爱，也缺乏爱的能力，虽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金钱却无法填补爱的缺憾。陈璧璧伴随旅行者的行程也是一个发现爱、认识爱的过程。故事的结局揭示了陈璧璧的死亡之谜，她不是死于谋杀，而是意外。从故国寄来的她亲生母亲的遗物——翡翠发卡似乎又将母亲的爱送到了她的手中，使她感受到命运的力量。“甜妈从我这里偷了去，我又从她那儿偷了过来，最后又被看门人老罗偷走了。但命运如此诡异，在五十年之后，它又转回到我的手中——我亲生母亲的翡翠发卡。翡翠发卡和我，是我妈妈留在世间仅存的两样东西。”“我第一次感到了她的爱，失去母爱的空虚折磨着我的整个人生，如今终于可以弥补了。”在爱的颤栗中从凳子上摔了下来，捂在胸口的发夹割断了咽喉而死。可以说她死于爱的回归和满足。反讽的是，此时高龄的甜妈依然健在，并以培养出了陈璧璧这样杰出的女儿而深感自豪。
（第三节）视角旋转的瑰丽：严歌苓
严歌苓写作的成熟是在她去国离乡之后。在这之前，她的《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等展露了非凡的叙述才华和犀利的透视眼光。但总的来看并没有与当时的潮流叙事拉开距离，走的还是反思文学伤痕文学一路，对文革带来的伤害进行描述。而当她离开祖国，站在一个全然陌生的文化环境中来思考自己国内的写作素材时，焕发了崭新的活力。
一、移民视角
比较而言，严歌苓所感受到的边际状态比汤亭亭、谭恩美都要严重得多。因为汤亭亭、谭恩美都是在海外长大，很多适应的痛苦、边际的碰撞在她们母亲那一代早已经体验过了。以英语为母语的她们早已经在美国社会扎下了根。而严歌苓单枪匹马从大陆杀向美国，从一个熟悉的生活环境进入全然陌生的环境。所有一切都需从头再来，就像一个刚入尘世的婴儿一样学习如何生活。她必须重新学习语言、改变生活方式、适应全新文化等，必须面对新环境对她的排斥，必须忍受并博取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所以她所遭遇的生活困境和心理压力是空前的，这些成为她写作取之不尽的源泉，在她许多作品里都有精彩展现。
作为新移民作家，严歌苓一直非常关注并投入了极大的激情描写移居美国的华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其中相当频繁地出现了移民的生存状态、移民心情和移民形象。尤其是刚刚进入陌生国度陌生城市的孤独感、飘零感、被排斥感，渴望融进那座城市却处处受阻，因自己的贫穷、格格不入而自卑、尴尬的异己感。严歌苓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文学是苦闷的一种生态，最起码不是消极的生态。可想而知，美国的生活离我曾设想的青灯一盏，红楼一卷的清高生活相差十万八千里了，于是苦闷也别是一般滋味。我近年来潜心研究了近百万字的华人移民史，发现自己或多或少与这五代移民有着相似的心情与苦闷。移民的故事是不应该被忽略的，有一日它终将形成大气候，形成移民文学。”
《无出路咖啡馆》中的“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入侵的另类，甚至让街上的行人不舒服，“我瞟着大楼阴影中一张张忍受着我的面孔，全靠他们的忍受，我才得以在此地幸存。”“大楼阴影里的一张张面孔看着一个瘦骨嶙峋的异物，就是我，我感到了比便衣福茨的审讯更剧烈的恐惧。”一种强烈的异己感。觉得自己与那个世界是隔绝的。其中“我”是作者不厌其烦用了大量笔墨塑造的系列形象。她曾在访谈中承认，《无出路咖啡馆》中的“我”就是她自己的一段生活经历。“小说本就像是一柄陋勺，它有它的谦卑，谦卑的它只取一瓢饮，它痛饮的，是个体生命不可替代的体验和时间中转瞬即逝的诸多细节。”也更多地掺杂了别的女性的生活和经历。她们在海外更多遭遇的不是种族歧视，而是经济困境，当然，也可以说是因为种族歧视而带来的经济困境，因为她们是华人留学生，没有身份，只能非法打工，从事最底层的服务行业，为一日三餐而劳碌奔波。《无出路咖啡馆》中“我”这个大龄女留学生总是挣扎在生存边缘，为房租、水电、一日三餐和求学梦想而极度疲惫地奔波。她很想把这一切都处理好，能读好书拿到全额奖学金，能准时付清房租，和自己所爱的外交官男友顺利走向婚姻等。但是一切不在她的掌控之中。因为她来自共产党国家，有一段从军的经历和十多岁参加革命的高官父亲而受到FBI的追踪和长期审查。她因此失去了赖以生存的餐馆打工的工作，接着不能再在房东家住下去而与几个赤贫的画家合租没有暖气的房子，失去了奖学金，最后也失去了爱情。小说中“我”所能承载的压力几乎到了极限，生存的，心理的，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被当成了一个危险的入侵者。
她所描写的其他移民生活也大抵如此，比如画家海青和他的同伴们，结婚只能买两块钱的戒指，生了病只能去态度恶劣的贫民医院，他们没有合法身份，只能打黑工。或者替医药公司或医科大学做药物试验，海青作麻醉试验，舌头有半边失去了知觉；替公司画灯罩；为画廊做画框；在华人餐馆做服务员；在渔行杀鱼等。在这里透露出的移民的艰辛生存。
而在西方人对华人的理解里，含有拯救的成分，在他们心目中，中国是极度贫穷落后的，缺吃缺喝，从那里过来的人们就像从洪荒漂来的婴儿，需要他们的爱和救助。无论房东太太还是男友安德烈或者便衣福茨都有着美国式的拯救激情。房东牧师太太发起教友会为我捐助学费，“我”投其所好讲述的童年节省每天要喝的糖水用以灌溉芒果树的故事所引起广泛的同情。甚至安德烈对我的爱里也包括同情我童年里蛋糕、圣诞树的缺乏。当然这些都是极为善意的表现。只是在这份善意里有着文化上的误解。这在黄玉雪笔下也有呈现，在她成功历程中得到了相当多的白人的帮助，她也能以开放、坦然的心态接受帮助；但严歌苓笔下的女主人公显然更清高更自尊，她对这些帮助更多是感受到难堪、抵触，进而逃离。这是因为严氏三十岁以前的生活成长教育都是在中国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将她打造成中国思维、情感和待人处世的方式，她愿意吃苦、奋斗，却不愿意接受施舍，所谓贫者不受嗟来之食。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和坚持，使她更是要刻意地在外国人面前维持作为中国人的骄傲。
《无出路咖啡馆》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是深可玩味的，在跨越几十年的中西两种文化境遇里女性相似的困境和挣扎方式。作者似乎试图挖掘出顽固的男权中心话语对女性的塑造和打压，而女性为了冲出厚障壁，不得不启用原始的女性性别武器，以征服男人来征服天下。小说围绕两对三角恋情展开，过去时里的母亲（殷恬菁）、刘先生与父亲（李师长），现在时里“我”、里昂与安德烈之间的爱情纠葛；里昂、王阿花和海青之间的故事。作品有意将十六岁的母亲拎一个小花包袱进上海的故事穿插在二十九岁的“我”到美国求学的经历讲述中。母亲当年只有十块大洋、两身旗袍和对自己人生的笃定和沉着，“赤手空拳进了城，什么本事也不凭，只凭年轻，凭她牢牢记住自己是个女人，而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占一个本事大的男人。”刘先生和李师长成为她发起主攻的对象，她因此得以在举目无亲的大上海成功立足，之后成为师长夫人。
而“我”孤身一人漂洋过海也只有几身衣服少量的钱。因为赤贫，九千块奖学金对我生死攸关，而五短身材的翰尼格教授大权在握，为了得到他的推荐，我不惜牺牲自尊，利用自己的女性魅力向他大献殷勤。“一个小包袱闯大上海的少女”与在芝加哥艰辛求学的二十九岁女子合为一体，她们在精神、行为方式上都有那么多相似之处。无论在旧中国还是在几十年后的美国繁华都市芝加哥，她们都处在男权统治的世界里，都需要突出身上的女人特质来获得成功。作为受过高等教育，中西文明熏染的“我”不愿正视自己的行为，不愿承认自己在处心积虑以色谋求奖学金，一直在替自己开脱，说在这个献媚的过程中，母亲一直隐身其间，“我想这可不是我在对你笑，翰尼格教授，是我母亲投身在我肉体灵魂中的那部分在笑。我母亲潜藏在我体内，左右我在这个生存关键时刻的举止和表情。”“我母亲此刻牵制着我的四肢和腰肢。”“这整套动作都是我母亲附在我身上干的。”“因而我脸上再现了她对李师长的一颦一笑，我身躯复制了她十八岁时的一举手一投足。”为此，我笑出了不属于我的暧昧的笑，说出了不属于我的暧昧的话，忍受五十岁光棍男人的搂抱安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