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的美丽来自于传统文化的血缘供给。“脸上全无半点担忧和惊恐，那么真心地微笑。是自己跟自己笑。一双黑眼睛如同瞎子一样透着超脱和公正。”对自己命运的“明知其莫可奈何而安然处之”，任何灾难、挫折、疼痛都可以坦然接受。世间万物包括她自己的身体都可以舍弃。“吾患因吾有身，及无吾身，及无患。”在她的眼里，没有善恶、是非、幸福抑或不幸的区别，这正是道家思想所言的“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常足矣。”“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以昏昏怡然自得。扶桑的道家文化性格，在严歌苓那儿既有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又恨其不争而带来的命运弱势。二者形成一种悖论心态。尼采对于自我舍弃者论述道：“自我舍弃者将要作什么呢？他努力朝向一个更高的世界，他要比所有肯定的人飞得更高、更远、更久。他扬弃了许多会阻碍他飞行的东西，而有些东西对那些人来说并不是无价值的，可是他却不喜欢，他因渴求提升的欲望而牺牲它们。现在这个牺牲，这个扬弃，正就是于他将变成有形的东西。”
扶桑被人拐子骗离了家乡，便把家乡舍弃；她当了妓女，就把良家妇女的身份和心理舍弃；她被侮辱，被践踏，成为一个个男人的身下物，甚至被轮奸，她把自己舍弃了。她既已舍弃了曾与她有关的生活、记忆，甚至自己，那还有什么痛苦可言呢？小说中意味深长地写到她不记得每一个嫖客的名字，不管别人爱她，为她打架、杀人，还是打她，辱她，她一样以微笑对待。因为舍弃，她有了另一种超脱苦难的心灵的自由。唯一一段可以算作血污中的星光的是克里斯的爱情，可是她觉得自己的自由被这份爱情侵扰了，于是毅然剪断了攥在克里斯手中的青丝。成功摆脱了个人对世界的无力感。不管命运加诸给她的有什么，她都能化沉重为轻松，将苦难消解于无形，并从苦痛中发现快乐。她的磕瓜子，吮螺蛳，均是此种心理的细节化、日常化展示。扶桑的形象因此升华，她不再是小说开头所描述的那个温吞吞的有点呆傻没有脑子的妓女，而是一个内心丰富细腻，感知极为敏锐的灵性女子，她以自己独特的坚韧穿越了苦难，成为熠熠生辉的个性女子。
严歌苓言之为母性，在她笔下，扶桑就是一个地母该娅一样的女性，她承受一切苦难，吞咽一切肮脏，却留给观望她的人以美丽、善良和爱。严歌苓并没有赋予巧巧、扶桑等人脆弱、恋家、多愁善感等通常女性的特征，她们有自己的强悍，生命的韧性和在苦难处境中寻找活下去的理由和快乐的本性。巧巧那一双有着迷人笑涡的手却是凶狠、快捷、杀过两个壮汉的手；扶桑的温厚美丽的微笑，刑场上的婚礼，面对死亡、灾难时的从容镇静，她不仅是一个受害者，她也具有无穷拯救的力量。
作为第五代移民，“我”嫁给了白人丈夫，接受了正规的系统的西化教育，甚至成为了西方社会里的一员，却惶然回望，东方文化还有没有足够的力量穿越今天的喧哗与骚动，重新抵达人心，还能不能参与到今天的文明建构中来？应该说她是非常矛盾的，常常把自己置身于一种悖论之中，在发现西方文明的病症时，体察到了东方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而依恋于东方传统文化时，又非常失落于它根深蒂固的陈腐和惰性因素，甚至能通过作品感受到强烈的焦虑和犹疑。我认为这是作家在作品中反复且沉痛地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理解她的女性立场和作品内蕴的一条途径。
正因为如此，严歌苓在她的作品人物塑造上面花费了很多心思和精力，极力想要超脱视野的局限，客观公正地评价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在她作品中多次对传统文化和代表传统文化的人和物予以诗化的夸张描写，以此来寄托乡思乡恋。比如《扶桑》中对大勇的豪侠、武斗场面的精彩展示，有如戏剧般的美。
这场武斗因扶桑而起，两个争娶她的男人动了刀子，结果两边的人宣战，到后来无论打斗方还是观看者都忘记了因何而斗，而是怀着一种来由不清庄严的仇恨去厮杀，似乎成为他们对所在国度对他们的歧视、排斥、轻贱的一次爆发。作者意味深长地描写了这段血腥武斗，把华人的武斗刻意予以美化，写他们决斗前精心装扮、剃头、白绸衣裤，刀斧上色彩艳丽的丝穗。互相叫阵，捉对厮杀，如同古代战场上相遇的两军，秩序井然，勇猛顽强。“所有人都酣畅淋漓地流着血。”“他们不是在自相残杀，他们是在借自相残杀而展示和炫耀这古典东方的抽象的勇敢和义气。”是一种“东方式的雄性向往：那就是沙场之死。这死可以毫无意义，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辉煌的意义，刀光剑影，热血如浴，这死还有什么比它本身更壮丽的意义。”将之看作对美国人种族歧视的示威和宣言：他们死给你看，死是最后一步，这一步能走得这样从容，心甘情愿，它之前的许多步，如歧视、诋毁、驱赶、殴打还值得提吗？处于绝境的人们身上蓄积的强大的爆发力。而到了“我”这一代移民，种族歧视并没有消失，只是变得更隐蔽，从下飞机移民局官员同样刻薄面孔，同样在唐人区找工作找房子，完成从热土到冷土的过渡，一步一探向洋人区域突围。
渡船上，大勇命扶桑吹奏苏武牧羊，这让同一船舱的洋人极不舒服，由此引发了一场械斗。微妙在于“苏武牧羊”这首曲子特殊的背景和含义：汉代苏武奉命出使西域，被囚大漠荒原十二载，苏武在极为艰难环境下，仍心怀故国，手执皇帝赐予的节牦牧羊，直到有一天回归故国。当扶桑吹奏这个曲子时，每一个听曲的中国人都成了苏武，被迫屈辱地生活在异国他乡，受尽欺凌辛酸，期望有朝一日东山再起重回故国。所以即便双方力量极为悬殊，洋人全部被扔进海里，是被曲子焕发起的勇力。
但是在西风中熏陶了的严歌苓同样看到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陋处，相比起国内作家，她的笔更辛辣更具攻击性。比如《扶桑》中对“忍”的不屑和中国人坚持忍而导致的悲剧几乎是愤激了，“谜”一样的沉默温良，他们在非人的环境中，低廉的工资，靠一罐米饭一撮盐就能活下去，甚至被活剐也不叫一声。包括扶桑，作者用华丽的笔墨书写她的母性、宽容、慷慨和对命运、苦难的忍受力，何尝不带有辛酸的嘲讽和悲凉的同情？包括对自己，对第五代移民，对一代又一代远离故土来到美国求生存，追求自由财富等梦想的华人移民的忍受精神予以同情的同时，也表达了愤慨和不屑。
忍耐、谦恭、退让，无一不是道家精神的渗透，也正是林语堂所热烈赞美和批评过的。他赞美苏轼陶渊明在人生逆境中的生活艺术，对苦难的超脱逍遥。但是对民众的麻木忍耐则严厉指责，认为他们安静的忍耐是一切罪恶之源，使劫掠和欺凌正大光明的发生。
作家以儿童视角写作时，往往掺合了成人经验，成人意识，用属于成人的眼光来回望那一段昔日岁月，于是在那些昔日岁月的吉光片羽里，既有温婉惆怅的追怀、眷念，也有属于成人的追悔、反思、审视，这样的眼光能否还称之为儿童眼光，在此很难断言。严歌苓的作品中，即使小小的人儿，也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孤独的力量，那来自儿童的冷冷的观察显得有些刻薄，有些恶毒，这种眼光是掺杂了成长后的明白和异国文化心理的熏陶的，而剥去了当年身在局中的痴迷和懵懂。
如果说在《黑影》里社会内容还只是一种症候式的显露，潜藏在儿童视角的后面，欲抱琵琶半遮面的话；那么在《人寰》里则采用了多重复合结构，用两种视角穿插讲述。《人寰》是一个文革中的知识分子题材，但是，不同于已经广泛流行的政治－人性化的叙述范式，而另辟蹊径采用了儿童视角和从国外归来的四十岁女人的视角展开。用一个爱情框架来反思那段历史。
“我”父亲与贺叔叔的交往是叙事的主线，“我”与贺叔叔的奇特的情感纠葛是辅线。贺叔叔从小乞讨百家饭长大，十四岁参加革命，十八岁扫盲，以自身经历写作过短篇小说《紫槐》而成为作家。贺叔叔渴望更大的文名，于是利用了父亲。父亲家庭出身不好，还经常写作一些杂文，这使他在反右时极为危险。负责审查作家政治态度的贺叔叔保护了父亲。父亲主动提出帮助贺叔叔写作，极尽心血和才华用四年的时间写作了一部百万字的巨著，虽然没有明言，两人实际上在等价交换，那就是贺叔叔利用他的权力给予父亲一家政治上的安全保障，父亲成为贺叔叔的文字苦力，为他捉刀代笔，以手中的笔保护了家和年幼的女儿。这在贺叔叔看来理所当然，是付出后得到的回报。然而父亲的心变得极苦，既有报恩的想法，又有不平和怨气，于是在文革中贺叔叔的批斗会上，“从来没打过人，恨暴力，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间的暴烈接触，认为没有比它更低级的交流”的父亲出其不意打了贺叔叔一个干脆漂亮的耳光，他是为这份屈辱的劳役而打的，但是在那个特殊境遇里，人人都认为他是为了自己撇清关系。这使得二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和意味深长。这个耳光使父亲看到了自己人格中的卑劣。而更严重的是，这一记耳光使得贺叔叔处境恶化，他坐了三年牢，被打断一根手指，后来又被发配到贫瘠的出生地给看瓜人当下手，受尽折磨。父亲后半生艰辛地活在愧疚里。文革结束后，他又开始为贺叔叔写作，这一次是为了赎罪。“他若没有这个机会来赎回那一记耳光，他不可能去宁静地死。他心中那罪与罚的概念纯朴，孩子气到了极点。他的良知也简单、脆弱到了极点。”
如果仅仅指责或讨伐一个贺一骑那样的掠夺者，这个故事就太单纯了。贺一骑在作品里有非常复杂而深刻的意蕴。你不能不佩服严歌苓刻画人物的准确，寥寥几笔就呼之欲出了。仅仅一个照面就把贺叔叔与爸爸的不同境遇，心理状态全都描画了出来。贺叔叔从门前栅栏上一跃而过的轻盈速捷被解释为一个符号，“逾越、冒犯、侵入。”他在打扮上带着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留一个清爽的发式，一个总存积三两日胡茬的下巴，哪里都显得坚定、快乐。”对体嗅的精心处理，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快乐等，显示出的是一个新解放群体的风姿。他并不是一个坏人，只是一个精明世故通晓权术之人。而父亲刚好相反，是个天真之人。贺叔叔不是君子，他施恩是要图回报的，把一切都看作交易。打了贺叔叔的爸爸在两年后也被揪出来发配到“五·七”干校。
父亲的形象被作者做了夸张和变形，有些漫画化地描画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可悲与可笑。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要求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求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要求他有君子人格，刚正不阿，不依附权贵，不溜须拍马。然而现实生存却要求他屈服于权力，屈辱地为他人写作。爸爸的尴尬无处不在的体现在他的穿着打扮和举止上，领子“如同砖缝里长出的芽叶，不得伸展，愤怒而委屈地蜷在那儿，胸口的两个口袋也像他的眉毛一样愁苦而滑稽地倒垂下来”，细瘦的身材，越来越驼的背，意识到自己驼背后的挺胸“实际上是耸了耸肩”，还有一副对悲哀事物准备就绪的眼神和他不自在的仅用双脚外侧撑着地面的站姿，他用咋咋乎乎的哈哈大笑来掩饰自己的软弱，一被诘问，“有个哑口无言的瞬间，一对大眼空白地鼓胀。”这无疑是一只在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前预感到穷途末路的兔子，即将到来的命运已经在身边人身上验证了，气息奄奄的等待命运的宰割。对父亲服装外貌的描述就是他灵魂人格的外现，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整体形象的漫画式表现：委曲求全，卑微畏缩，缺乏尊严和骨气。
父亲不仅仅是一个受害人，在与贺叔叔的合作共谋中，他们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其中的屈辱和心酸都有自虐的成分在里面。他缺乏奋起反抗的勇气，也缺乏孤傲挺立的骨气，只求一份安稳，给妻子女儿求得暂时的安宁空间，他自愿出卖了自己的才华，一再为贺叔叔卖命。他成为那个时代大陆知识分子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写照。荒谬的崇高和隐忍的屈辱高度凝练在一个人的体内，将一个人的精力和才华剥夺的同时也磨尽了人格尊严。表层的救援与报恩和实质上的相互利用构成父亲内心冲突的缘起。浸透在血液中的传统文化因子，他所知道的滴水之恩涌泉以报的道德信念使他不能面对被剥削的残酷真相。男人间的友谊被政治窜改，传统的君子扶危济困的侠义风范掩盖了掠夺和虚伪，所以“我”一再说：“他们之间向来就存在着一点儿轻微的无耻。”
当严歌苓反复写作这一题材时，目光变得极为犀利，曾经的切肤之痛渐渐变成灵魂里的伤。《雌性的草地》中对专制、政治对人戕害的主题予以深化和重新演绎，女子牧马班被时代潮流激情推挤着走上了一条艰苦的道路，这是那个时代所要求她们的上进和革命。她们被树立为样板，也开始了囚徒一样的流放生活。风吹雨淋，日晒露宿，一日几变的酷烈气候条件，潜藏着沼泽陷阱的茫茫荒原，几个风华正茂的女子与众多的马为伴，既要抗争酷烈的自然环境，又要战胜缺吃少穿的物质贫乏，还要战胜自身的欲望和需求，比如性爱、亲情等，苦行僧一样年复一年奔波在荒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