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研究的理论视野期待
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形成及发展历程一直被一些标志性的时间、事件和文本武断地分离，而这些时间、事件和文本主要是以厚重的政治蕴涵而获得分离和命名历史的特权。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叙述中，总是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宣言，它们宣告“结束”和“开始”。历史在不断的“结束”和“开始”的交替中断裂。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起源及其发展，主要是以政治运动及意识形态变动而完成历史定格。我们当然不是说文学可能超越政治、超越意识形态而发生和发展；而是说，文学是一种更复杂的人类精神的象征行为和情感表达形式，它与历史及社会实践有着更深刻、更广泛、更多样的联系和互动方式。文学与政治之间并不是简单明了的决定关系，而更有可能是一种平等互动关系，并且有着更深层的历史动机把它们加以铰合或分离。
确实，我们称之为当代中国文学的这门学科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我们从来是在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来建构这门学科，这使它一直无法有效地反省自身。试图跳出既定的思想框架，寻求新的理论出发点，成为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共同体的努力方向。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致力于打通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学科分野，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化的历史进程，从整体上来把握中国20世纪文学。文章之所以能产生强烈的震撼力，也正在于它说出了人们郁积多年的学术期待：理解中国20世纪文学，有必要从整体上加以重新把握；有必要找到新的理论起点。确实，近代、现当代中国文学之所以划分得森严壁垒，并不只是因为人们对时间和专业范围的有限性的清醒认识，更重要的在于，它固定住了意识形态的命名和给定的历史涵义。
文学共同体对于文学史叙述的刻板的时间体系和意识形态命名有着强烈的反思。1989年，汪晖发表《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一文，该文在清理鲁迅研究的历史及其发展逻辑时，尤为尖锐地指出鲁迅研究的意识形态概念化特征气。
80年代末期，王晓明、陈思和提出“重写文学史”口号，其观点立场，可以看成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呼应。他们认为，过去的文学史写作乃是依据意识形态给定的意义和标准，实际是政治话语的翻版和延续。
90年代后期，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潜在写作”和“民间意识”作为理论支撑点，重新清理现当代中国文学史，毫无疑问，他们的清理是开创性的，并且卓有成效。当然，不管是“潜在写作”，还是“民间意识”这个概念本身也有其复杂的一面，也需要经过细致的清理。某种意义上，也如李杨所追问的那样，“潜在写作”关涉到文学史叙述的至关重要的版本问题；而“民间意识”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复杂的同构关系也要具体分析。不管如何，这些探索和争论都表明文学共同体的一种努力，那就是回到更丰富复杂的历史本身，从一个更广大深远的视角去看待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
所有这些，都表明文学共同体中出现的创生力量，期待以新的理论重新审视历史的总体性。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不再是以必然性的结构推演其历史行程，毋宁说是多种叙事话语拼合而成的精神地形图。近年来，理论界对“现代性”问题表示了较高的热情，“现代性”不仅提示了一个新的理论角度，更重要的也许在于它所具有的极其广大的包容性：其一，它突然间提示了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它可以包容更长的时段，从前现代、现代起源时期，一直到后现代时期，都可以放在一个历史序列中考察；其二，它赋予了更广大的空间，它在理论上的中性色彩，使它可以涵盖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这样的理论视角，而又不具有激进思想立场的倾向性；其三，它为理论的融会贯通和学科的综。合互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当然，它在最大限度地拓宽文学研究边界的同时，也导致文学研究转变成了文化研究。在给文学研究提供无限活力的同时，也使传统的文学研究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
因此，如何在把握住现代性这个最具活力的理论资源的同时，又能回到文学本身，这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从文艺学到现当代学科）必须认真面对的挑战。就目前学界对现代性的探讨而言，第一，尚未在中国现代性的特定涵义上打开一条突破之路；第二，更少人就文学史和文学文本的具体关联中来理解现代性，我想这是两个需要开拓的起点。
总之，现代性既是一个可能一以贯之的视角，又是一种质疑和反思。当然，最根本的出发点在于，回到历史变动的实际过程；回到文学发生、变异和变革的具体环节；回到文学文本的内在结构中去。不应该把现代性看成一个篮子，把现代以来的文学都扔进这个篮子就完事，而应把它看做一个地形图，看出文学在复杂的历史情势中所表现出的可能性，以及反抗历史异化的力量。现代性使文学的历史梳理具有方向和形状，使它在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同时，又包含着内在的分离和关联，转折和断裂。有必要强调的是，现代性并不是我们重新建构历史总体性所依靠的一个巨大的脚手架，相反，它也有可能是我们质疑业已建构的历史总体性的一个反思纲目。
（二）现代性的内涵与中国的现代性特征
现代性随着资本主义的起源而趋于形成，18世纪可以视为其形成的明确的时间标志。现代性不只是预示着强大的历史欲求和实践，以及社会化的组织结构方面发生转型，同时在于它是社会理念、思想文化、知识体系和审美知觉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表现。也许更重要还在于现代性表达了人类对自身的意识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人类不仅反思过去，追寻未来，同时也反思自我的内在性和行为的后果。在批判的理论家看来，现代性与其说是一项历史工程、成就或可能性，不如说是历史限制和各种问题的堆积。现代性总是伴随着自我批判而不断建构自身，这使得现代性在思想文化上具有持续自我建构的潜力。
现代性作为一个强大的历史进程，它无疑具有活生生的历史实践品格，显现为一系列推动和主导历史变革发展的事件和运动，它的物化成就清楚地体现为民族一国家、主权与疆域、工业主义、高度的技术物质文明、经济体制与秩序、行政组织、法律程序等等。对于人文学科来说，思考现代性的内在特性似乎更为重要。
很显然，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在人文学科的思想家看来，现代性更主要体现在精神文化变迁方面。马克斯·韦伯从宗教与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分离角度出发来理解现代性，这种分离构成三个自律的范围：科学、道德与艺术。自从18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观中遗留的问题已经被分别纳入不同的知识领域加以处理，它们被分门别类为真理、规范的正义、真实性与美。由此形成了知识问题、公正性与道德问题以及趣味问题。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方案、一项未竟的事业。哈贝马斯采用一种批判性的总体性的社会理论，他高度评价早期资本主义的公共领域，批判它在当代社会中的衰落。哈氏并不否认文化的现代性也面临困境，但现代性的原初动机并不要为此负责，它不过是现代性社会化的后果，同时也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问题。哈贝马斯担忧对理性的拒斥将会导致理论和政治的危险后果，因而他竭力维护他所说的现代性尚未实现的民主潜力。而合理化的艺术或审美，则成为哈贝马斯释放现代性潜力的重要途径。
福柯为怀疑现代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并不是简单的拒绝，而是在逃离中来形成反思性的理论起点，由此建立了一套反现代性的理论方法。福柯令人惊异地把“启蒙”称之为“敲诈”。在他看来，对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则构成对启蒙“敲诈”的拒绝。福柯认为，启蒙构成了一个具有特权的分析领域，它是一组政治的、经济的、体制的和文化的事件，我们迄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事件。一个人必须拒绝一切可能用一种简单化的和权威选择的形式来表述他自己的事情，应该用“辩证的”细微差别来摆脱这种敲诈。对现代性及启蒙理念给予最尖锐彻底攻击的理论家当推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F.Lyotard），他在1979年出版了《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在利奥塔看来，“现代性”就是一种宏大叙事，一种以元叙事为基础的知识总汇，具体地说，也就是现代理性、启蒙、总体化思想以及历史哲学。利奥塔分析说，现代知识有一种状况：为使本质主义主张合法化而对元叙事的诉诸，作为合法化之必然后果的“使非法化”（delegitimation）和排他，对同质化的认识论律令和道德法律令的欲求。利奥塔认为，现代知识依赖元叙事来建立合法化的话语体系，而那些元话语又明确地援引某种宏大叙事，这里面显然存在同语反复，理性双方在共识的基础上达成知识的创建。
不管是把现代性看成一个方案（哈贝马斯），一种态度（福柯），还是一种叙事（利奥塔），都表明了现代性是一种价值取向和思想活动。现代性的价值根基就在于它的普遍主义；就精神性品格而言，在于它的反思性；就外在化的历史存在方式而言，在于它的断裂性。
如果说现代性得以代表人类最广泛而又无限进步的理念，这得益于启蒙主义创建普遍主义这种价值基础和认知形式普遍性准则给现代性思想提示了行动的根基，人类的实践和思想活动，都因此统一在共同的社会理想和目标上。自由、平等以及普遍的正义，启蒙主义探求的理念，不是意指着人性，或人的行动后果的可能性，而是人的活动先验存在的依据和要基。因此，在普遍性的基础上，现代性的反思活动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同时，也保证着对现代性创立的那些准则的持续推演、质疑和检讨。
“反思性”可以理解为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特征气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目的、意图和方式引导下展开实践活动，它总是与活动过程及其事物构成特殊的联系方式，这就使所有的活动具有反思性的特征。正如吉登斯使用“行动的反思性监测”这一概念所描述的那样，人类的行动并没有融人互动和理性聚集的链条，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从不松懈的对行为及其情境的监测过程。这并不是特别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反思性的涵义，尽管它构成了（现代性的）反思性的必要基础。吉登斯指出，“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它被引人系统的再生产每一基础之内，致使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很显然，在人类社会进人现代时期之后，社会实践的速率和频度变换过快，各种知识体系、学科的相继建立，实践与知识总是处在不断检验与改造的关系结构中，这就是对现代社会“反思”的根本依据。过去，人们总是认为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就是追新求异，吉登斯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他指出：“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
现代性的反思性也就是不断地从不同的立场角度检讨现有的知识结论和经验结论；它由叙述、批判、质疑、分析、推理等思维活动构成。说到底，现代性就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在现代性的条件下，知识不再是一成不变的，知识的真理性、绝对性都处于可检验的过程中。按照吉登斯的看法，社会科学是对这种反思性的形式化，而这种反思对作为整体的现代性的反思性来说，又具有根本的意义。相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带有更强的现代性特质，“因为对社会实践的不断修正的依据，恰恰是关于这些实践的知识，而这正是现代制度的关键所在”。可以说，如果没有迄今为止的社会科学参与到现代性的建构中去的话，没有那些概念、经验性的描述，以及这些观念、概念和经验性结论的常识化和普遍化，现代社会的制度和生活形态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由于现代性的反思性尤为突出，它当然也导致了知识的更新速度和范围，促使人们的思想和实践具有更紧密的互动关系。
在现代性反思诸多思维特征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批判性。如此激烈地批判传统与现实，批判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这在前现代社会是不可能的。批判性依据特定的社会理想和目标，以此来推进社会进步发展。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总是奇怪地包含着对现实强烈不满的情绪，它的社会理想也不只是单纯地朝前看。现代性反思传统中，就有不少思想家怀着对传统的温情脉脉的眷恋，带着美化传统的想象来批判现实。卢梭以及整个浪漫派的哲学和文学都是以回归传统对抗工业主义来表达批判性反思的。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是一种自己批判自己的态度，是一种反对自身的致思趋向。如果把现代性看成一个思想运动，当然其中始终包含着正面建构现代社会的各种思想理念，但那种批判性反思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正是现代性社会得以不断更新变异发展的精神动力。如果一个社会、一种制度丧失了自我批判的能力，它的自我更新的生命力也就极为有限。
当然，并不是说批判性就为现代性发展提示了正确的历史轨迹，只是说批判性是现代性的自我意识、自我调节和平衡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批判性反思既是一种最有活力的现代性思想，同时也有可能对历史实践产生强有力的反作用。现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就与现代性的思想方案和批判哲学相关。例如，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现代性最有力的反思性批判理论，它对人类历史产生的作用是空前绝后的。现代社会变革受到理论思想的影响如此之深，这表明现代社会实践与反思性的理论构成的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