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东的《全家福》从故事的构成上来说，也具有明确的完整性，甚至这部小说被命名为“全家福”，尽管这含有反讽的意思，但小说还是下意识地追求了完整性。家庭内在的分离，留给每个人的创伤似乎始终在期待着弥合，刘建东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知道这种弥合之不可能，并且这种弥合会损害小说更复杂的内涵。所以最后的弥合是一个反讽性的弥合，高大奎死亡的现场，这个家庭的成员照了一张合影，其内在的裂痕依旧清晰可见。但刘建东无法摆脱线性时间对他的叙述施行的压力，他也期待小说出现高潮，他不断地往人物的生存困境上加码，大姐徐辉的悲剧性意味被明显加码，妈妈与摔跤教练的偷情行为却显得了无生气，没有显示出更特别的意味。二姐徐琳的命运也在期待中推向前进，高大奎的出狱果然如期而至，这使线性的时间压力获得了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当然，刘建东利用那个伪装的“我”的视点，使他始终可以保持一种距离，一些“略微的”荒诞感，使线性时间的压力并不生硬，命运的悲剧感依然在散发反讽的意味。
在东西的小说叙事中，不断出现这种差异性自由，他的《痛苦比赛》和《不要问我》是比较成功的例子，这既表现在他对故事整体性的嘲弄，也表现在他对每个具体情境的描写中，使人物性格偏斜，使描写的语言分裂出多重意味。但近期的《猜到底》就显得有些过头，东西的叙述能够任意调动随机的因素，这使他的叙述总是富有局部的活力，但过度了却又显得难以停止，被卷入了无止境的变异之中，这些变异失去了总体性的基本关联，完全依靠局部因素起作用。
由此也说明，“差异性自由”只能是一种恰当的状态，不排除它可以大起大落，但更经常的，更具有审美神奇效果的，是一种细微的差异中显示出的自由状态。差异性自由并不是要作家的叙述陷人语言的实验，而只是一种细微的变异效果。小说叙述完全可以在故事性中发掘这种因素。王安忆前期发表的《新加坡人》是一篇相当出色的作品，王安忆对人物心理的刻画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一切都无可挑剔，只是叙述时间绷得过紧，在表面平静的叙述中，王安忆的叙述过分执著地朝着一个方向推进，如此坚韧明确，实际上是把叙述时间限定在一种状态中。但是，如果利用“差异性自由”的艺术手法，便可以有效地缓解这种状况，可以使小说更具有开放性，叙述更有收放自如的自由感。
也许人们会觉得“差异性自由”这种东西太小器，只是一些技术性的勾当，何以能解救当今时代的文学于困局中。在我看来，当代文学并没有什么本质性的东西缺失，它需要完成的恰恰是从现代性的思想氛围和美学氛围中解放出来的艺术表现机制。这种解放不是革命性的突变，而是在现代性的基地上，做出略微的变异--这使它既能最大限度地保持现代性的艺术表现成就，又能加人新的更活跃的因素，一种激活现代性美学记忆的那种美学量子一这就是审美的量子力学，它关注美学品质的最小值构成，由此才能真正抓住审美的决定性活力。做出这种判断，并不是异想天开或心血来潮，而是基于我们对文学的历史变动，对现时代文学的真实状况的理解。
长期以来，我们对文学一直有一种理想性的认识，这就是中国现代性文学所具有的那种强大的历史化和社会化的功能。现代性的中国文学也确实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为推进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摇旗呐喊，为塑造现代民族精神而竭尽全力。中国文学历经历史的艰辛与磨难，然而，它并不是被历史拖着走的器皿，而是一种生命体，它被历史附体的同时，也从历史那里夺取魂灵，从而变得无比强健，它反过来成为驾驭历史之车的英雄。文学在现代性的历史中是被神化了，伴随着工业革命时代的印刷业和传媒业的迅猛发展，伴随着第一次产业革命的人口向大城市的迁徙，文学找到生长的巨大空间。它所携带的历史变革愿望与崭新的时代精神，强有力地影响着历史变动中的人们。
特别是中国选择了剧烈的革命道路，文学更是成为中国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经历着激烈的社会变革，历史为寻求文学革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供感性认知基础，同时也为剧烈的社会动荡提供情感抚慰的全部因素。如果按照吉登斯的观点，断裂是现代性的最重要的特征的话，中国的这一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而文学为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制造断裂，同时为这个断裂提供掩饰的表象，为断裂产生的巨大的心理冲击提供情感抚慰手段。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渴求革命的文学艺术在思想内容方面能与尽可能完美的表现形式相结合，然而，毛泽东从来没有满意过建国以后的“革命的”文学艺术。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了，革命文艺的本质被理想性的期待所决定；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革命文艺依然不能完全摆脱艺术本身的规律。也就是说，即使是革命文艺这样意识形态强烈的作品，都有可能倔强地退回到艺术本身的审美本性中去。但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现代性文学确实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其社会化的意义远远大于审美意义，或者说，只有当其具有社会化意义，它的审美意义才能产生肯定性的效果。在意识形态充分活跃的年代，人们有理由把思想性看成文学艺术作品的内在魂灵，而思想性则进一步缩减为对现实意识形态做出的直接反应。久而久之，人们也就想当然地把艺术对现实的影响力看成艺术作品是否有分量的标志。
中国文学对现实的影响力在80年代达到高峰，处在这一历史阶段的人们以前所未有的自信把这个文学时期称作“新时期”。此前的文学要么不够成熟（如早期的革命文学），要么思想性欠缺（如文学革命时期的作品），要么与政治的关系过于密切（如十七年的文学），都显得美中不足。只有“新时期”，这才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它被描述为现实主义复苏与现代主义崛起；文学创新达到真正自主的阶段；文学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魅力四射；创作与批评比翼齐飞等等。但是人们不要忘记，所有这些都与“思想解放”这个意识形态主题；都与“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时代精神相关，文学依然是在对现实的直接影响的轰动效应上来评判其价值，而决定文学的意义与价值的参照标准，完全来自文学之外。抽离了这些外部因素，这些卓越的作品还剩下多少东西？这个伟大的文学时代还能回到文学吗？
多少年来，我们把对现实的影响力看成文学艺术的本质力量的显现，由此决定了一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审美力量。实际上，文学对现实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作用，这是中国现代性文学才具有的特征和能量。也就是说，这是人类文学史上的一段特例，并不是文学的真实本质。那个被历史决定了的魂灵，那个在历史中显灵的魂魄，并不是文学永久有效的修来的真身，它只是一个被历史借用的躯体。现在，历史已经终结，历史魂归西天，而文学就徒然剩下一副皮囊。我们现在就为这副皮囊招魂吗？
显然，文学把魂灵还给了历史，它把只属于自己的东西留存下来了。历史归于平静，或者历史趋向于终结。历史既不能俘获文学，文学也不再能从历史那里获取超额利润。这一切都是公平的。在未来的历史年代中，人类历史可能很难再有现代性草创时期的那种激烈动荡的局面，那剧烈的民族一国家的纷争与解放的景观，人们依赖意识形态来调动所有的精神资源，以便获取超级的解放能量。这一切都是人类历史的非常阶段，对于中国的现代性文学来说，这一切都是特殊中的特殊。西方的现代性文学当然也有很强的意识形态，但它生长于工业文明崛起的历史情境中，与资本主义的个人情感和社会想象建构是自然成长的关系。而中国的现代性文学深受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它与中国的历史实践结合而获得超级能量，它被强行往意识形态的极端方向发展，文学的现代性应具有的审美品性反倒被压抑了，被作为可有可无的枝节被忽略了。作为语言构造物的文学，如何以情感的方式与人发生关系？或者说，如何让思想、感觉、情感，这一切依靠语言本身的力量来产生作用，这就是现今文学面对纯粹自身的困惑。审美表现力应该就是当今文学的魂灵，而差异性自由，也就是审美表现力的魂灵。
这一切只能依赖纯粹的艺术性来注入活力，这个时代的文学只是自我拯救--没有别的魂灵供他超度。文学的自我拯救就是这个时代的一项重任；审美拯救，拯救审美，是这个时代的一项重任。正如多年前，利奥塔在强调后现代的认识论的意义时指出的那样，它可以增强人们对事物的差异性的认识，增强人们的宽容和忍耐的限度。现在，也许还要加上，这种具有差异性自由的文学，可能增强人们思想、情感和感觉的细化，增强语言的生动丰富的表现力，增强我们穿越图像和时尚潮流的信心和能量，引导我们以语言的方式走向从容启示的时代……具有这么多的可能性，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