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主义写作是现代性写作的根基，现代性以理性主义为基础，对外部世界和人类社会，对历史与现实，都有一套“合目的”的本体论原则和认知方法。现代性写作有着明确的历史起源、历史发展的逻辑行程和预知的历史方向，这一切都按照铁的必然性规则向前运行。中国的现实主义美学法则长期被历史的必然性原则所规定，文学叙事只有反映这种本质规律的必然性时，它才是真实的、正确的、有审美价值的；否则，它只是对表面现象的肤浅反映。当然，中国的现实主义美学法则既在这种现代性的本质主义框架内，又在某种程度上越出它的边界。这些本质被规定得更加明确具体，这使文学叙事更直接与本质主义发生关联。本质主义写作依赖意识形态强势话语展开，而主导意识形态发生变更，对历史和现实的本质性规定也必然发生变更；同反本质主义无疑是一个哲学概念。本质主义与形而上学、本体论、理性主义相联，是“现代性”的哲学根基。而反本质主义则与现代哲学中的反理性主义，民主的怀疑主义，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分析哲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福科的学说相联。后现代主义文学叙事倾向于反本质主义，当然，这也是相对的。第三章平面上的狂欢：反本质主义写作样，当意识形态强势话语开始富有弹性时，本质规律的规定也趋于含混。正如我们在前面两章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实践实际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潜在的多元化情境使真实的历史面目变得模糊，当然也使历史本质变得难以把握。尽管表象系统依然非常发达，但它与历史现实的实践发生脱节，“本质”从历史表象中滑落，这就使表达变成纯粹的表达，变成符号指涉自身的运动。先锋派的形式主义策略回避了既定的意识形态，没有人可以准确把握符号后面的“本质规律”，所有的思想意识更像是表意策略的副产品。90年代的文学叙事似乎更接近传统现实主义，故事与人物的复活，美学规范似乎又回到历史之中，但纵观90年代的文学叙事，找不到总体性的意识形态轴心实践，也无法确认真实的历史本质，更多的是一种表象式的概括，一种单纯的文学话语，一种指向文学自身，或是与现实表象处于同一平面的符号秩序。因此，本章试图去清理90年代文学叙事所表现出的反本质主义特性，这种特性并不是一种自觉的历史行为，它是历史给予的“非本质”的存在。
一、王朔：反本质主义的价值祛魅
王朔在中国的90年代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关于他的争议几乎持续了十年之久，参与争议者上至大学教授、专业研究者，下至中学生和初级网民，人数之众，涉及面之广，都创下当代文化之记录。不管从哪方面来看，王朔现象都不容忽视。王朔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意义冲击当代文化？他到底在什么地方搔到了我们的痒处或痛处，令人们如此快活或难以忍受？是他创造的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物？是他嬉笑怒骂的语言？或是他毫不掩饰的商业主义行径？他是一个多面孔、多角度的人物，他是如此难以被我们的语言俘获，以至于我们从任何一个角度去描述他，都显得似是而非。也许根本问题在于，王朔与以往文化现象的根本不同在于：他的反本质主义的态度与方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王朔是一个破坏者，又是一个开创者。
王朔的小说确实没有什么深邃的思想和形而上的理趣，它在叙事方法方面也无多少特别之处，它的主题既不明确也不完整，从传统的观点来看甚至不突出。但是王朔的小说有非常自然而人性化的感觉，这种感觉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足以构成某种思想冲击力一一王朔作品的思想不是意义模式统合的结果，而恰恰是无法确定和不必要统一的生活块状撞击产生的思想意向，这种思想意向可以被称为“反本质主义”。由于对既定的本质主义先天性的不信任，王朔小说的人物都有一种抗拒意识形态主体中心化的功能，怀疑主义是王朔赋予人物的基本性格功能，信仰和神圣性的事物在王朔的作品里经常惨遭亵渎。权威与真理的绝对性有赖于对事物本质深信不疑，而王朔恰恰与此相反。他嘲弄了生活现行的价值范型，他的叙述感觉正是从这些现行的价值规范的破裂中迸发出来的。代表王朔小说特色的那些精彩对话大都是政治术语和经典格言的转喻式引用，特别是“文革”语言的反讽运用。王朔撕去了政治和道德的神圣面纱，把它们降低为插科打诨的原材料，给当代无处皈依的心理情绪提示了亵渎的满足。信仰是什么？理想是什么？我们是谁？我是谁？王朔抓住了那个时期人们潜在而又暧昧的怀疑情绪，直接危及到现行意识形态的原命题。人们依靠的本质观念，人们追求的目的被彻底消解之后，人变得轻松自由，胆大妄为。王朔的那些嘲讽性对话不过是人物“反本质”行为的注脚而已。王朔的人物在社会中没有确定的位置，他们是一些没有既定社会本质的人，或者说放弃原有本质的人，既怀着不能进入的仇视，又带着逃避的蔑视。他们抗拒社会的主体中心化力量而处于社会存在的“边际”，因此，不妨把他们称为“边际人物”。边际人物与边缘人物有所不同。后者是被动地，自觉地退守到生活的某种次要的或防守的位置；前者则是处于一种社会变动的接合部，他们在中间地带游走、冲撞，他们带有很强的破坏性和爆发力。例如，他们有可能变成阶下囚，也有可能变成小暴发户。《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里的张明，《浮出海面》里的石岜，《橡皮人》中的“橡皮人”，《玩的就是心跳》里的方言，等等，王朔力图使他的人物变成所谓的“真人”，即摆脱了所有既定本质和价值规范的纯粹的个人。在王朔那里，个人已经明显摆脱社会的统一规范并与之对抗。当然，这种对抗没有采取面对面的冲突方式，依然只是一种观念性的“颠覆”。王朔赋予人物以非常个人化的形式，个人恰恰是在面对现实、嘲弄现实，同时也嘲弄自我，从而消解社会的统一价值规范。王朔的“真人”只是顾及个人当下生存状态的芸芸众生，他们对任何神圣性的亵渎，都是对生活的“不完整性”认同的结果。生活的破裂、无目的、无信念、偶发性、永恒的失落、无意义等，都是生活的本来面目。那种坚定的超越性信念和永恒的价值追求的幻想被摧毁之后，生活不过就是一些简明的行为和欲望。
“反本质主义”意识在王朔的作品里不是通过那些激烈的反抗行为来表达，而恰恰是从那些最平易的生活事实里透示出来的。王朔的叙述具有向着生活最原始的状态还原的可怕趋向。王朔一方面嘲弄了庞大的生活信念，另一方面把生活推到最简陋的状况，在这种状态中，生活以最原始的形态显露。“橡皮人”在初级市场化的社会浊流里，如同一段放任飘流的木块，他被生存最简单的欲念驱使而与生活搏斗抗争，生活在一系列偶发的行动里毫无节制地任意推移。“橡皮人”的倒买倒卖更像是相互角逐的冒险游戏，王朔更乐于看到个人的放任自由度到底有多大。这个在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的新型冒险家、野心家，像伏尔泰笔下的拉摩的侄儿那样寡廉鲜耻，像19世纪的流浪汉和无赖那样到处蹭饭吃，他玩世不恭，被人愚弄也愚弄人。“橡皮人”所处的现实社会开始出现金钱至上主义，恶性膨胀的物欲摧毁或威胁着现行的价值规范和生存信念。生存不是一个价值观念问题，而是实际的“活法”，没有理想，没有目标，痛快而已。王朔通过“橡皮人”的实际行为，通过沿海正在勃发的商品经济的原始物欲，企图表达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不过，“橡皮人”为自己背离固有的道德观念、生存信念而惶惶不安，那种非人感和异化感再三困扰着他，最后竟然使得他走到精神崩溃的边缘。王朔的反本质主义策略也难以贯穿到底，他的人物还是为找不到一点本质而不安，这也许是当时依然盛行的现代主义或存在主义之类的观念，给他施加的压力，这与他的个人生存经验和文学写作动机并不协调。王朔在《顽主》里完全剔除生活原有的本质规定，而抓住生活原始层面的荒诞性，把生活的尖锐冲突，把失去平衡的城市心态改变为认同当下现实情境的喜剧风格。“三t公司”作为一个辐射面，全面映照了生活的滑稽可笑和生动有趣。“三替”的宗旨本身表明了一种新型的生存态度，它揭示了生活的虚假性和非确定性。痛苦忧难在这里变得可以被“替代”，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可承受的苦难，生活变得不那么沉重，原来改变生活如此轻易。“三替”嘲弄了生活的所有虚假性的同时，当然也嘲弄了自我。自我或个人并非依靠信仰或理想支撑，自我被卷入一连串荒唐而无意义的生活事件自在漂流。他们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信念，也不怨天尤人，面对生活他们自得其乐。他们也有不满，也有愤恨，但是经常以“自嘲”的方式认了。当于观、杨重、马青三人气冲冲上街惹是生非，马青撞上一个五大三粗的穿着工作服的汉子，汉子低声说：“我敢惹你”一一马青愣了一下，打量了一下这个铁塔般的小伙子，四顾地说：“那他妈谁敢惹咱俩？”
仇视和气恼现在为自嘲所取代，因为生活失去本质与原则，没有什么东西值得认真对待和血战到底，马青的机会主义正是对无本质的当下生活的认同方式。
王朔的反本质主义态度在这些人物身上确实透示出一种所谓“新型的世界观”，这就是对生活的“不完整性”的认同。在现代主义那里，“不完整性”被看成生活“有问题”的依据，作为向生活抗议的立足点，作为文明衰败的迹象来表现。而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例如美国60年代的实验小说），则把不完整性作为生活的主要部分接受下来，寻找一种不同的适应性，一种能轻易改变主角状况的感觉方式或行动方式。例如约翰·巴思嘲弄了萨特关于人能够创造自身和人是自己的种种选择的总和的看法，故意把个性讽刺地描述为一系列可移动的木块及暂时的结构。
巴塞尔姆关于“只信任片断”的说法和托马斯·品钦关于“强制性的自我错位”的倡议，反映了利用分裂和异化来抵御痛苦的对抗情形。出现在许多小说中的能随意变换角色的人物，并不是那种不按传统主角模型塑造的反英雄，而是一个歪斜的不完整的人，一个抗震的人。
王朔凭着直觉，在把人物推向反本质主义并向生活还原的路途上，认同了生活的不完整性存在。王朔的《顽主》借助荒诞性为叙述起点，他的人物没有经历过先验观念的洗礼，他们不是有意识用一种世界观去反抗另一种世界观，他们实在是因为对世界观毫无觉察而进入另一种世界的视界。存在的超越性意义失落了，王朔没有运用任何夸大的手法就解除了生活本质的观念。不完整性在王朔那里显然没有成为一种明确的叙述意识和叙述方式，但是作为抗拒所有既定价值规范的认同方式，不完整性成为王朔小说向生活还原的基本事实。正因为反本质主义构成了认同“不完整性”的世界观基础，所以王朔的人物失去行为准则，生活可以轻易变更，于是人的动机和终极目的都可以轻易改变。他们的行动既无可约束、无可规范，同时又没有猛烈的反社会行动。反社会仅仅是一种观念的嘲弄方式。对于王朔来说，这一切都不是笨重的思想意识，不过是王朔对于这个动荡裂变时代的直接体验和最原初的认识而已。“不完整性”成为生活的本来面目，因此，个人无须负载政治、道德文化与哲学等确认的本质要义，生活变成光秃秃的存在事实。王朔的生活态度就这样把生活压制到无本质的虚空形态中去，在原始的真实里，人们凭着偶发的冲动去行动，一切预期的本质的形而上意义都不存在，由此对既定的价值体系进行祛魅。
然而，正是因为王朔的“反本质主义”意识来自直接的生存经验，并且受制于他的文学经验，所以，他的这种自发的也是自在的“反本质主义”倾向并不彻底。因此，王朔总是试图寻找一种心理补偿，他的那些“边际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总是陷入浪漫情调而难以自拔。王朔试图用浪漫情调来修复他的“边际人物”的破损状态。因此，王朔的作品几乎无法摆脱“反本质主义”与“情感补偿”的悖论关系，这使他的作品经常处于“反本质主义”和“补充本质”的双重矛盾之中。王朔就是在这种不协调的分裂状态里找到他的叙述感觉的。从《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构思不难看出它与“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之类的陈词滥调的联系。张明一方面对任何道德规范、理想信念都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对吴迪保持令人肃然起敬的纯情。前半部分他是个放荡不羁的浪子，后半部分竟然摇身一变为守法公民，而支持他内心信念的竟然是怀旧的浪漫情愫。事实上，后半部分的转变并不是截然的断裂，前半部分早已铺垫好情感基础。前半部分的张明就显示出双重人格，他对吴迪的爱情隐蔽在内心，只不过后半部分的那种反本质的倾向被压抑了，渴望人性补偿的心理得以抬头。在《橡皮人》里，王朔总是一再去发掘“橡皮人”内心隐藏的良知、正义和真实，每当他往邪路上走的时候，王朔就在他的深层心理意识里透示出一线光明。橡皮人对李白玲的抗拒不过是他的内心良知和人性的重新复苏而已，他对张璐的感情再次重温了张明的旧梦，而李白玲竟然也像纯情少女一样堕入情网，以此来显示李白玲内心情感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这并不是说人物的内心或性格就不能更为复杂、矛盾些，问题在于王朔制造的这种二元分裂过于生硬简单，人物原有的那种反本质主义的丰富性反倒被削平了。
在《浮出海面》里，石岜和于晶的恋情更像是浪子佳人的现代爱情传奇。在黄建新改编的电影《轮回》里，王朔的那种潜在矛盾更加表面化了，那种分裂的二重结构更具有拼贴的意味。于晶被完美地塑造为一个纯情少女，一个富有献身精神的现代女性，浑身上下散发着纯净的美和诗意的芳香，于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珍贵记忆和憧憬已久的情感补偿。而石岜作为一个边际人物的那种颠覆性行为削减后，被注定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悲剧人物。石岜最后走向死亡，进入存在主义式的超越绝望的领域。很显然，《轮回》里流宕的那种悲剧情愫与王朔的喜剧风格大相径庭，王朔的那种认同式的嘲弄，那种先天性的无本质的存在，转化为黄建新的选择自我本质的现代主义思考。黄建新赋予《浮出海面》一种精神深度，触及我们时代面临的生存矛盾和困惑，然而，王朔的那种先天性的反本质主义也就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