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李大卫、李冯和荆歌都是颇有个性的作者，他们的作品从整体看，内涵相当丰富，思想也更复杂，他们对当代生活的处理似乎不那么极端，也颇难归类。他们的写作虽然没有明显的反本质主义倾向，但他们的作品经常触及“本质”在当代生活中迷失的主题，当代生活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他们的追问已经没有现代主义式的焦虑，而是更为冷静沉着的呈现。毕飞宇在文坛崭露头角已经有数年之久，作为张艺谋导演的影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编剧，毕飞宇充分显示了他编故事的才能。这部影片在西方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主要原因是西方人没有从中看到“记忆”中的“中国形象”，却看到他们所熟悉的港台黑道动作片和好莱坞早期歌舞片的勉强组合。事实上，这是极大的误解，这部片子表现了张艺谋试图摆脱过去的固定模式的努力，他想在人的自然本性、人的命运、人与现代社会的关系等方面来作些思考。显然，这种思考得力于毕飞宇惯常的思想。毕飞宇这些年的写作一直在追问现代社会给人的意义，这是个几乎不可能得到答案的终极问题。是否找到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追问构成他的小说叙事的动机，并且使他的小说叙事具有某种特殊的内在思想。数年前，毕飞宇出版了他的第一个小说集《慌乱的手指》（1994），这些小说主要表现毕飞宇对当代城市生活的一种迷惘情绪，面对中国的现代化，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毕飞宇冷眼旁观，总是去表现那种落落寡合的心境。
《飞翔像自由落体》（1997）是毕飞宇最近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就其最基本的意义而言，它也可以看成是对现代人的生存意义的追问。《飞翔》相当令人吃惊地表现了现代人的生活是如何被这个社会的各种制度、利益与风尚毁坏，同时也被自我意识的内在分裂所瓦解，它力图去揭示人们的生活找不到准确的位置和意义的那种可怕处境。对生活错位的表现，一直构成毕飞宇小说叙事的内在动机，显然，《飞翔》尤为强调了毕飞宇对当代生活的这种理解和把握。小说写一个叫做老m的男人，原来是个新华书店的店员，与女朋友幽会却被当做强奸犯判处6年徒刑，同样也因为不明的原因又被提前释放。他的女朋友梅朵，这个表面文静的女裁缝却有着内在热情，她试图保护男朋友，结果却使男朋友变成强奸犯。这些人都是凭着本能走向灾难，被一股不可知力量驱使，离生存的恰当位置越来越远。每一个环节都乱套，向着最不可思议的糟糕境地变异。不仅仅是这些“普罗大众”的生活走向错位，就是叙述人“我”这个艺术家（作曲家）的生活也处在严重的错位中。这个作曲家奇怪地爱着他的妻子，他的生活在顺应妻子的过程中变得混乱不堪。当代人的生活无从选择，也许是生活失去了内在性，为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所扭曲。毕飞宇力图去表现那种错位的生活状况，并透过这些表面化的“错位”环节去发掘更为内在的生存论的意蕴。在叙事中可以看见叙述人所起的穿插作用，对每一个错位环节，叙述人都停下来给予必要的强调。叙述人一直努力捕捉那些起构造作用的中心环节，以此来集中表现生活中那些最本质的方面是如何发生错位，如何被扭曲，并引发了生活的一系列错位。
毕飞宇在思考存在的终极意义时，却采用了类型化的叙事模式。小说叙事大量挪用了通俗（或畅销）小说的那些因素：罪案、暴力、性与复仇，等等。叙事模式在主要人物的情节设置方面采取了全封闭的完整结构：一个人历经各种波折，从幸福到悲剧直至死亡。类型化的叙事模式与反类型化的形而上意念构成一种张力，这种探索应该说是相当有意义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90年代中国小说的一种趋势。李大卫的写作可能是最虚幻，又是最实际的。“虚幻”是指他的作品经常离奇古怪，完全是一些幻想的非现实情节；它“实际”，是指他的写作是他的生活现实，是他对他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延续的一种方式。幼年时代，他学过音乐，经常去博物院、科教馆游历，学校附近的一座教堂是他经常独自出没的一个神秘去处。他的小说总是呈现出一种迷离的情调，又堆砌着种种稀奇的知识，用作家出版社编辑杨癸的话来说，这就是“炫智”。这些知识和虚构的故事，与童年、少年时代的记忆连成一体，构成了他的内心现实。确实，李大卫是个自由的边缘人，他与文坛若即若离，他的写作与文坛发生的各种潮流无关，他一直持续不断地在一些知识和幻想片断中穿行。
1997年，李大卫出版他的长篇小说《集梦爱好者》（作家出版社）。小说写一个流落异国（美国）的中国青年，为编制一套多媒体软件寻找灵感。他偶然翻到一部古籍，走进书中那个古代的花园，并爱上园中的美女，于是回国寻找书中记载的花园。随着情节进展，原来叙述人也是这本古籍中的人物。这似乎是一本书中套书的小说，叙述人或主人公的名字就是李大卫，一方面极端地虚构，另一方面又是不断地添加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在这本书的内容提要中，这本书被介绍成是“北京一个音乐家即将完成的自传体小说”。这个音乐家指谁？是指现实中的李大卫本人，还是指小说中的叙述人？
这部小说中关于古代的幻想故事，不过是作者刻意玩弄的叙述技巧而已，它现实的故事有着一些空灵神秘的背景。小说成功的地方在于现实的故事，这个所谓的音乐家李大卫的生活经历，他和一些女人的爱与逃避的故事，呈现了一种有趣味的私人生活。中国作家大都是从乡村出身，或是出身于城市平民家庭，李大卫虽然也是出身于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家庭，但家庭自始至终注重对他的文化修养，他从小受过音乐和阅读一类的训练，这在中国作家中是较少有的。中国作家一旦写到个人的生活，其实并没有私人性，知青群体、寻根群体、现代派都不过是表现一种群体生活及其历史愿望。先锋派大都是隐匿的叙述人，他们只关注形而上的经验；“晚生代”在与社会进行对抗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所同化一一在这里我们是指生活经验类型意义的类同，大多数是可以被普遍化的粗糙的生活。在这里，绝对不是去贬抑这些可以被社会化的生活经验，而只是为了提示一个理解李大卫小说的背景。这种生活经验当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就其差异性而言，中国作家写作李大卫这种生活经验的作品偏少，孙甘露的《呼吸》也表现过类似的趣味，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少数。李大卫把他所表现的这种生活与一种文化趣味，这里面不断渗透着音乐、各种知识、关于爱与逃避的感受……这些东西装模作样，它们把李大卫的个人生活与社会实际隔离，一堆文本、一些乐曲、一些演奏行为、与女人谈论某种知识、对某些观念的遐想、一只猫，等等，居然构成了这个人生活的主要内容。这些生活可能显得苍白，缺乏剧烈的社会冲突，但是散发着一种文化品味，有一种趣味贯穿于其中，它们使这个人的生活显示了一种私人性质的超越性。
也许李大卫（书中的人物）的生活具有某种雅皮士的格调，没有明确目标，不崇尚艰苦创业，也不计较功利得失，过着一种散漫的、没有动力的、完全根据个人当下感觉的生活。这种人并不坚定地维护自我，而只是小心谨慎地构造着自己的生活氛围。这种人对女人有着一些兴趣，但并不十分投入，就像他弹奏一首即兴的短曲。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中国的“新人类”，他们有着与中国的政治历史和社会历史不同的文化记忆（例如看不到任何与中国八九十年代改革现实相关的描写），他们重新编排自己的文化来源：一些西方的文学、艺术和哲学构成了他们精神基础的一部分；对古典中国的遐想，对中国政治史的偶然反感，对现在社会的可有可无的厌恶，是他们经常展开的精神活动。他们在一些文化趣味中穿行，如此而已。
就这部小说的叙述方法来说，作者试图在多元文化视野中，在时空变幻的结构中展开叙事。这两方面都是为了最大限度表现现时代文化多元混杂的经验。主人公玩高雅音乐，做多媒体实验，在异国游历，又进入古籍的时空，与旧时情人做爱，又试图与古典美女偷情这些都显示了作者在叙述方面的有益探索。这当然不是一本惊天动地的小说，但确实显示了作者很高的才情和相当丰富的艺术修养。由此也可以看出，在90年代我们称之为“晚生代”的群体中，彼此的风格和价值立场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看上去温和恭俭的李冯可能是最典型的90年代小说家，这不仅是指他辞去大学教师的公职而变成一个自由撰稿人，同时是就他的写作风格而言。他持续地发掘个人记忆，使之与现时的生活融为一体，他以散漫、轻松而细致的笔调，平静地讲述一些平常的男女故事。简要地说，李冯的小说优雅从容，清新委婉，但其中又总是包含着耐人寻味的情思。看上去古典味十足，其实却又相当执着地捕捉现代人的两难处境和复杂心理。李冯一直在写作两类小说，一种是仿古小说，改写那些古典传奇，或是根据旧时名人轶事重写某段历史。这类小说无疑写出了李冯特别的风格，不管是重现历史还是颠覆历史，都可以说别开生面，独树一帜，这类小说的代表作有重写庐隐故事的《庐隐之死》，重写明代传奇的《卖油郎独占花魁》等。但我们更感兴趣的在于李冯写当代故事的小说，这类小说看似平淡，却意味隽永。李冯的小说有着一个持续的主题，这就是当代人对情爱的迷惘心态。这也许不是什么新鲜主题，但在李冯的叙事中，我们却可以最真切地体会到当代“新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我们说过，“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是以“爱情”主题为导引开拓思想解放的道路，而当代中国文学到了80年代后期，基本上“不谈爱情”，90年代的中国小说是以对性的直接表现达到高潮，人们直接书写欲望，但很少写作爱情。确实，在一个没有爱情的年代，文学又如何去谈情说爱呢？
在欲望化话语超量表达的时期，李冯也热衷于写作欲望，但欲望并不扮演主要角色，也不充当高潮的效果。李冯的写作细致表现了现代人如何丧失爱情的全部过程。李冯的这类小说有时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视点，虽然未必可以与作者本人等同，但却使李冯的叙事具有仿真的效果。即使是以第三人称为视点的小说，也可以从中感觉到李冯叙述的那种直接经验的特征。李冯的主角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这并不是说这些人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当代小说很少以这类人为主角。这些人似乎总是在校园和社会之间徘徊，他们迈出校园不久，初入社会却保持着校园的经验，这使他们并不关心社会，像是社会的边缘人。他们生长在衣食无愁的和平年代，与政治无关，没有意识形态的压抑，也无乌托邦的理想主义情结。他们关心个人的当下生活一一事实上，他们连个人也不关心。他们没有责任，没有重负，当然也就没有激情。因而，他们惟一保持兴趣的是浅尝辄止的情爱游戏。《王朗》、《多米诺女孩》、《过江》、《在锻炼地》等，都可以见出李冯对“新人类”的表现。这里面《过江》比较特殊，作者有意制造真人真事，以南京小说家即我们前面讨论的朱文为主角。这篇小说像记流水账一样记叙作者某天过江去与朱文见面的故事，令人惊异之处在于，这些日常琐事在李冯的叙述中，显得清晰、生动，充满日常性的活力。能够把日常性写得如此透彻，也可见李冯笔力非同一般。上面提到的其他几篇小说，都可以看做是对现代新人类（《过江》里的“朱文”显然也是典型的“新人类”）生活状态的描写。试图概述李冯的小说是相当困难的，这并非因为他的小说没有可概述的情节，恰恰相反，因为他的小说过于明晰、具体、细致，而无法以粗略的情节结构将其概括。如果要概括，李冯的这类小说只有一种情节模式：一些青春萌动期的男女对情爱的寻求与放弃。《王朗》中的王朗与苏小眉，《多米诺女孩》中的“我”、李冯与那个错过船票的女孩，《在锻炼地》中的“我”与沈琳琳和顾静，等等。这里面的爱情，绝对没有你死我活的轰轰烈烈，铭心刻骨的坚韧瑰丽，一见钟情的浪漫神奇。这里的爱情（准确地说，只能说是情爱或性爱），主要是邂逅或相遇的暧昧关系。
就小说表现的生活状态而言，李冯的小说写出了一代新人类的生存松弛状态。这些新人类热衷于异性，敏感、聪明却多疑，不愿承担责任，他们宁可放弃，也不愿卷进复杂的生活矛盾。对于他们来说，性资源并不匮乏，没有必要冒风险。我们在慨叹年轻一代的新人类缺乏责任感的同时，也可见新人类对自身的有限性的意识。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不愿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另一方面，也可视为社会进步。每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界线在哪里，人们便相安无事，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李冯的这些新人类，虽然是好色之徒，但从不刻意追求，从不过分勉强异性，甚至把主动权交给女性。这种怯懦其实可以视为由社会进步与妇女进步的落差构成。大多数女性依然把性的主动权视为男性的天然责任，一切后果也理应由男性负责。当社会的性资源不再非常匮乏时，男性并不需要过分行使这种主动权，他在责任的压力之下，经常以怯懦的姿态采取守势。新人类玩世不恭，没有责任感，与“文革”成长起来的那代政治精英迥然不同，与80年代成长起来的文化精英也大相径庭。他们将以专业人士的角色，完成自己应尽的义务。在他们生长的年代，政治与文化都变得无足轻重，他们处在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状态。米兰·昆德拉当年写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是有相当沉重的政治专制背景的。现在，政治只对少部分人（运用政治和被政治运用的人）才起作用，对于这些新人类来说，只有“温饱思淫欲”的轻松自如。他们的生存似乎与专制制度很不相称，但却又是当今中国生活的现实。与其说他们是没有责任感而无所事事的一代，不如说他们以这代人的方式逃脱了政治情结，在这一意义上，专制压迫对于他们似乎是不存在的。李冯以他们对待性爱的方式、态度来反映一个政治在日常生活中被消解时期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目，可以说他表现得相当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