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写出了父辈革命干部对共产党的忠诚，却惨遭“四人帮”的迫害，青年一代所经历的蒙骗及付出的代价同样令人震惊。小说虽然还嫌幼稚，但也写得十分简洁细致，悲剧性的命运可以在一些细节的刻画中真切地呈现出来：“她的瘦削、青紫的脸裹在花白的头发里，额头上深深的皱纹中隐映着一条条伤痕，而眼睛却还一动不动地安然半睁着，仿佛在等待着什么。”小说令人震惊地提示出，“伤痕”不仅仅印在父辈的身上，也铭刻在青年一代的心灵上。这篇小说在《文汇报》发表后，报社在短时间内收到近900封信件，除十几封信表示非议外，其余的对这篇小说都给予了热烈肯定。《文汇报》为此特地开辟专栏讨论，由此把“伤痕文学”推向高潮。
这篇关于家庭伦理和人性的小说，实际并没有多少伦理和人性的实质内容。伦理的意义全部改变成政治的和历史的意义之后，这种叙事才与历史总体性发生边际关系。在多大程度上越出当时的历史边界，就在多大程度上决定这部作品具有的思想冲击力。在对苦难的诉求方面，这篇小说当时是令人震惊的。
“伤痕文学”的苦难诉求本质，决定了它是要从历史主流中获得认同，获得同情和赦免。它的历史边际效应也必然是非自主性的和短暂的。它终归是要获得主导文化的同情，同时它在本质上也是在建构新的主导文化。因而，每个人都在历史总体性的庇护下获得新的存在意义。在给定的历史总体性的框架内，所有的人都被描述为受害者，因为这一切都是历史（“文革”“四人帮”）给定的，所有的罪恶都归结在“四人帮”头上，因而所有的人都是无辜的，都获得了赦免和宽耍现在，只需要反思“四人帮”的反动性，就可以抚平心灵的创痛。虚构的历史总体性可以虚构历史主体，这正是人们所希望的。在那样的历史时期，这确实是各得其所。
“伤痕文学”正是在对历史总体性的深刻领会中，获得主题的深化。反思“文革”，批判“四人帮”，这是客观化的历史，而更重要的在于要建构重新起源的历史主体的历史。因而，有意识地重述“文革”的历史，不再是单纯地展示伤痕，而是致力于表达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在蒙受迫害中，依然对党保持忠诚，对革命事在这里有必要简要解释一下边际效应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很容易让人想起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众所周知，“边际效率”marginal
efficiency）是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本书当然与这类经济理论没有直接关系。本书的“边际”概念，与通常理解的边界、边缘也有所不同，边缘这种概念表示某种被动的、消极的状态；而边际则有主动性和能动性的意义。简要地说，边际效应主要是指处在主流历史（或历史主流）的边界地带的具有创造性和变革性的那种思想状态。边际与主流历史是一种互动关系，由于边际现象的作用，主流历史的内在矛盾运动具有了活力，不管它是起压制性的作用，还是推动性的作用，因为边际效应的开拓、分离、刺激，使得历史的总体性构成具有活力。
业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通过这种重述，重建了新时期的历史主体（例如，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这就使拨乱反正后重返现实的受难者有了历史的连续性。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清明》创刊号，1979）讲述一个错划右派如何忍辱负重，依然对党忠诚的故事。小说以精细的笔墨描述了政治风云如何支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罗群是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的集体“镜像”，他们命运坎坷却对党忠贞不渝，这正是他们成为现实主体的历史依据和精神保证。对宋薇、冯晴岚和周瑜贞几位女性的描写，提示了这个时期明确的道德准则和必要的情感补偿。《天云山传奇》的出现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他把简单的、表面的历史反思，改变为知识分子的历史自述，一个被动的、被迫害的个人，变成了在任何艰难困苦时期，都与党同心同德的历史主体。主体对自我的想象，同时修复了历史总体性。对党忠诚这点已经充分表明，党在任何时候都是“我们”心中的信念，都是永远正确的指路明灯。书写的主体，现在把自我想象投射到历史总体性上，并反过来从其中分享到它的光芒。确实，中国知识分子最恐惧的莫过于得不到党的信任，从“反右”以来直到“文革”，中国知识分子都没有摆脱失信的焦虑感和恐惧感。“文革”后的知识分子迎来了新时期，在对自我历史的书写中，获得了重构历史总体性的机遇。
全面而深刻地重述历史，并且由此把主体的历史作为始终客观化的历史总体性，这在丛维熙的“大墙文学”中得到集中的体现。丛维熙1957年与爱人一起被打成右派，当过工人，“文”大墙文学”指以劳改为主题材的文学作品，因关押劳改犯人的地方，都有高墙，故得名。1996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丛维熙文集》，本节所提到的丛维熙的作品，均收入其中。
革”期间被送到山西劳改农场，有过“大墙”生活经历。《大墙下的红玉兰》（《收获》，1979年第2期）是他最有影响的作品，小说塑造了一位身陷铁窗依然坚韧不屈的公安老干部形象。他虽然遭受坏人迫害，但不惜冒险组织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他那大义凛然的形象和气节，使一段受迫害的伤痕累累的历史，成为光彩夺目的战斗经历。重述这段历史，使老干部重返现实岗位具有历史的延续性，表明他们始终不渝地忠诚于党的事业，与极“左”路线斗争。丛维熙这个时期的作品还有《杜鹃声声》、《第十个弹孔》、《雪落黄河静无声》等，这些作品都讲述中国极“左”时期的政治运动给人们造成的悲剧性命运，小说富有感染力，倾注笔墨塑造忠于党的事业的大公无私的革命形象。丛维熙后来在90年代初期写了自传体小说《断桥》，作者侧重深刻反省中国政治的悲剧性根源，似乎不再刻意强调特殊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的忠诚信念。但在“文革”后的一段时期，这种强调至关重要，这是作为观念的主体的历史合法性与现实的个体的合理性相关的命题。在这一意义上，那些当时被认为很有冲击力的思想，其实也在制造一种圣化的历史神话。在自认为开创新的历史边界时，它实际是在竭力修复历史，竭力从一个断裂的历史边界上找到通往过去的桥梁。令人惊异的是，“伤痕”是准确的历史自我表述，因为伤痕不再是伤痛，它是痊愈之后的证明；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不证明伤痛，而是证明对伤痛的忍耐以及始终超越伤痛的意志。
“伤痕文学”的思想冲击来自政治上的紧张性，当“两个凡是”的神圣性完全被解除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已经成为主导思想，那么，“反省文革”已经不再有政治上的轰动效应。反思已经不具有与主流历史碰撞的动机，而是去发掘新的历史合理性，并且为历史的延续性找到合法性的依据。甚至可以更进一步，伤痕已经完全痊愈，回忆给它抹上了一道温馨的情感色彩。
在诸多的伤痕作家中，张贤亮以他对伤痕的独特呈现和反思风行一时。他的作品不仅仅是以政治性，而且以文学本身的力量引人入胜，时至今日，张贤亮的作品仍然蜚声国际文坛，并且有“中国的米兰·昆德拉”之誉。当然，中国的米兰·昆德拉有着自己的特殊意义。张贤亮1936年出生于南京，1951年到北京上中学，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自愿报名到贫困落后的西北地区农村当文书，1956年调任甘肃省干部文化学校当教员。1957年，年仅21岁的张贤亮在《延河》发表长诗《大风歌》，显露出不凡的文学才华，但也因此遭遇厄运，这一年他被划为“右派”，从此开始了长达18年的劳动改造，历经各种磨难。但张贤亮似乎从这种磨难中体会到独特的收获。他说：“劳动人民给我的抚慰，祖国自然山川给我的熏陶，体力劳动给我的锻炼，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给我的启示……始终像暗洞中的石钟乳上滴下的水珠，一滴，一滴地滋润着我的心田。我，也是凭着这些才幸存下来的。”正因为此，对于张贤亮来说，重述“文革”历史不再是单纯呈现苦难，而是要展示出伤痕的美感：“怎样有意识地把这种伤痕中能使人振奋、使人前进的那一面表现出来，不仅引起人哲理性的思考，而且给人以美的享受……”由此也就可能理解张贤亮的伤痕小说是如何展示苦难的美感的。
1998年，英国伦敦书店出售张贤亮的作品，出版商的广告就是打出这个招牌。
张贤亮：《从库图佐夫的独眼和纳尔逊的断臂谈起》，载《小说选刊》，1981年第1期。
同上。
张贤亮以《灵与肉》（《朔方》，1980年第9期）开始引人注目，小说讲述一个被遗弃的富家子弟许灵均被共产党收留后培养成人，但继而被打成右派，又遭到共产党的遗弃。他被流放到一个偏僻的农场劳教，与牲口相伴，他的冤屈也只有与马诉说。
就这样，许灵均把自己的生命气息与大自然的气息混在一起：“他对命运的委屈情绪也随着消失，而代之以对生命和自然的热爱。”祖国的大自然抹平了许灵均的伤口，直到有一天，许灵均的生父从国外请他出国继承财产，他却毅然辞别阔绰的父亲，回到黄土高原。这就是“灵与肉”的统一获得精神的升华。当时许灵均被广泛称之为血肉丰满的“爱国者”形象。很显然，张贤亮在塑造这个爱国者形象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装与跳跃。他把许灵均对大自然的热爱，对妻子的某种道义责任，对熟悉的生活环境的依恋，升华为对“祖国”的赤诚热爱，这里面改装的成分相当严重。张贤亮虽然揭示中国几十年来的政治运动对人的精神与肉体的迫害摧残，但他的用心在于刻意塑造拒绝外国富裕生活诱惑的“爱国者”形象。他努力强调无怨无悔的忠诚和奉献精神。在80年代，这种精神正是知识分子获得历史主体地位的必要前提。
也许“灵与肉”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辩证法构成的思想结构支配了张贤亮，他后来的小说叙事基本上是以“灵与肉”的对立统一来完成的。《土牢情话》讲述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看守爱上她看守的犯人的故事，这个犯人当然是受极“左”路线迫害的正人君子。张贤亮从这里找到了他的叙事秘诀：英雄落难，美女相救。这个英雄无论在多么严酷的迫害面前，都保持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信念一一这就是“灵”；而在他落入逆境时身边就出现可爱的美丽女人，她们及时抚慰落难公子的伤痛，甚至于奉献身体。在具体的叙事中，她们美丽的面容和身体一再呈现，这就是“肉”。灵与肉总是在叙事中恰当地融为一体，折射出伤痕的美的光辉。
《绿化树》（《十月》，1984年第2期）作为张贤亮最重要的作品，显然把“灵与肉”的对立统一处理得炉火纯青。作者声称《绿化树》是作者拟写的《唯物论者启示录》中的一部，小说写一位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章永麟，被打成右派，备受迫害。
但他出于生存的本能，想方设法填饱肚子。他意识到自己的卑劣，他在思考提高思想觉悟的途径。章永麟经受思想改造的痛苦过程，但他却并不怀疑这种改造的荒谬性，而是自责自己离马克思主义还有很大距离，于是通过学习《资本论》，他的思想产生了飞跃，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相连在一起”，探寻到了“超脱自己”的真谛，开始踏上真正共产主义的“净土”。在灵魂升华的同时，肉体也在升华，一个“梦中洛神”出现了，美丽善良的女人马缨花对章关爱备至，她的所谓的“美国饭店”是章永麟的温柔之乡。只要看一看那里的欢乐，就可以看到在艰难困苦的年代，这里的情况还不算太坏。一切都因为有马缨花的存在，生活才格外有意义。马缨花有过不幸的经历，也没有多高的文化，但她向往知识，追求美好的事物，她的爱给章的生命注入热烈的活力和希望。现在，苦难已经退隐到幕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动人的情爱故事。马缨花甚至有贞女节妇般的勇敢，当章永麟还试图怀疑马缨花的忠贞时，马的执着令人动容：“就是钢刀把我头割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这就是朴实的人民，朴实的爱情。有这样的爱情，还有什么“伤痕”不能抹平呢？事实上，在小说的叙事中，那些苦难早已为爱情的温馨所遮蔽，也就是说，伤痕太美了，以至于在美的光辉映照下，根本看不到伤痕了。这就是张贤亮书写的伤痕史，他把知识分子的受难史写成崇高史，把受虐史改变成自慰史，通过灵与肉的二元对立统一，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可以骄傲地宣称，他们历经的磨难包含着丰富的痛苦，他们的历史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充实而美好的。通过抹去主体的苦难伤痕，从而也抹去了历史非理性，抹去了历史总体性的非法性。主体在任何给定的磨难中，都能感受到爱与美，主体并没有蒙受历史异化，而是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与历史达成了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