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更令人惊异的在于，关于爱情的思考，也只有在“洗头房”、“按摩院”之类的地方进行才具有深刻性（绝对性？）。2000年《钟山》第6期发表黎小鸣的《在水边眺望爱情》。这篇小说描写一个洗头房按摩女的爱情悲剧故事，她渴望的爱情终于实现，结果却难逃悲剧的命运。小说一开始就推出了悲剧性的结局，这个年轻的女人已经是一个寡妇，带着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这样的开头，对于讲述一个身份特别的女人的情爱故事是必要的，它使那些情欲的呈现不是单纯的肉体的狂欢，而是糅合了大量情感和自我反思，包括了痛苦、悲剧的深度意识在内的精神过程。除了职业有点特别以外，这个年轻女孩的心理情感与同代人没有任何差异，甚至，她对感情的追求还更纯粹些。她开发廊却想着不做“不规矩”的事，但一个有钱男子的出现，迅速打破了平衡，她显然是在有感情的前提下和这个男子发生性关系，结果是用10万元钱完成了青春赎买交易。后来丈夫却为金钱所苦，终于丧命。这个叫做“黄牡丹”的年轻女子，实在没有任何值得谴责的地方，与其说她是一个“坏女人”，不如说她是一个被坏男人推下水的失足女青年。这完全是一个逼良为娼的故事的翻版，为什么要给定这样一个身份（当然，也可以反问，为什么不可以给定这样的身份）？这个时代对于女性来说，最苦的命运就莫过于当“鸡”，“黄牡丹”变相当“鸡”，她的苦难就达到顶端了。追求纯粹的爱而不可得，终究被玩弄女性的男人所害，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爱情悲剧。当然，这个故事很感人，也完全可以找到不少真实依据。但当代小说似乎过分关注这个群落的情感生活，当代的女性形象不能常规化，不能正常化，她们总是必须从事过三陪或变相地做鸡，才具有被叙述的价值。三陪女（或其他形式的“坏女人”）当然应该享有爱情，她们身处社会底层，饱受各阶层的压迫，当然值得同情和理解。问题在于，当代小说把她们模式化和概念化了。似乎只有这种身份的女性，才能在道德上激起批判社会的意识，在道义上令人同情，在观赏趣味上引人入胜。这就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的诡计了，这就是它想象的消费社会的全部罪恶，以及文学消除这种罪恶的必要性所在。
“坏女人”的形象成为消费社会的一个焦点和激动人心的景观，它的消费价值超出其他任何物品，没有什么消费比身体的欲望解放更具有快感，而集体性的欲望解放则更像是一场公开的肉体盛宴。通过想象获得的解放和“乱来”的满足感是前所未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麦当娜这种“坏女人”蛊惑人心的缘由。与大多数谴责麦当娜的行径相反，费斯克却认为麦当娜的形象标志着妇女形象前所未有的解放，麦的象征意义在于她玩弄了传统男权社会设定的关于处女的文化想象，颠倒了那些等级意义，解构了传统的妇女表意体系。麦当娜更像是一个开放性的写作的文本，而不是一个封闭的阅读的文本。麦当娜用她制造的娱乐挑战并颠覆了资本主义文化资源给定她的性别身份，因而麦当娜是一个多元符号的、反家长制的和怀疑主义式的超级文本。在当代中国，当然不可能产生麦当娜式的媒体明星，但潜在性的麦氏形象却并不少见。在文学界，最引起市场轰动的是“美女作家”写作的作品，根本的原因还不只是某些强制性的干预，更重要的在于，它被想象为“坏女人”写作“坏女人”的作品。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王朔的小说因为被想象为“坏小子”写“坏小子”（所谓痞子写，痞子看，痞子演）而令青年一代的读者兴趣大开，而在当今时代，只有“坏女人”写“坏女人”才会令人想入非非，激情澎湃。这就是说，任何一个文化现象，只有当它具有消费价值，才能够获得独特的市场位置。由此也表明，消费社会中文学的价值与功能也发生了深刻的变更。
三、模仿与颠覆：文学对消费社会的改写
年轻一代的作家，特别是女作家，对消费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有着天然的敏感。她们并不反感这些关于金钱、身体、成功的价值取向，她们可以准确而全面地理解消费社会，在这种理解中，她们同样可以表达自己对消费社会的赞赏或批判，或者说，在亲近消费社会的过程中去揭示它的荒谬性。王芫的《什么都有代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相当透彻地描述了当代城市女性的精神状态，直接地表达出对当下消费创立的那些流行价值观的认同。小说讲述一个懒散的女孩与一个有大哥大和汽车的男子尹力的情感纠葛，他们之间的关系都很难说是爱情，也难以说是情欲。一种随遇而安的男女交往，既不浪漫，也不热烈，一切都显得轻松自如。能把生活的这种平庸状态写出来，而且写得有滋有味也令人称奇。她们有些欲望，但不刻意追求，这些欲望不过是心安理得接受消费社会赐予的既定现实而已。小说的封面醒目地印着书中的一段标志性的话：“我喜欢尹力不是因为他有钱，而是因为他有大哥大和汽车。我并非爱他全部的财富，而只爱那给通讯和联系带来方便的那部分财富。”这些话看似自相矛盾，其实却很清楚地表明这个叫做许英姿的女孩的生活态度：尽管在那个时期，大哥大和汽车就是财富的证明，但她却只是爱现代的通讯方式。这里面思考的问题集中在：现代人到底要通过何种方式才能更方便地联系在一起？她与一个男友的分手，就是因为通讯手段的缺乏产生误解而导致的。她就一心一意要找一个有大哥大和汽车的男人，这样就可以消弭误解。现代化的生活已经使人们的时空距离最可能缩小，但事实上，这个女孩并没有和有大哥大的男子尹力达到沟通。她需要什么呢？像小说的题目所说的那样：“什么都有代价”，这就是消费社会准则，但小说的女主人公许英姿，并不想付出代价。她想得到大哥大、汽车这些东西，还想保持自我，这样一种企图超越消费社会表象事物的女孩，并没有获得一个本质性的答案。
大哥大和汽车确实是消费社会的象征之物，作品中的人物公开宣称她是商品拜物教主义者，小说通过这种表面的认同，来达到本质性的消解。这些象征之物并没有解决问题，她（们）依然一无所获。戴锦华在评价这部小说时写道：“出现在故事中的只是无名的小人物，只是些在焦虑、不明就里的欲望、梦想与冷漠的驱使下奔突于都市丛林中的现代人。每个人物心中间或有一块柔软的、血肉的角隅，但它不仅在都市的包装下秘不示人，而且人物自己或许也忘记了它的存在。”消费社会给人提示了更大的生活空间和可能性，充满机遇与选择也使人失去明确的方向。王芫的叙述是发人深省的，在那些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掩饰下的，是无处皈依的虚无。但是，这一代作家不愿意过分鲜明地表达价值立场，她们对当代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也含而不露，那种过分松弛的写作状态，也让人看不清作者的倾向。同样在封底兴安不无乐观地写道：“当一些女性写作者皈依女权而潜心营造自己私人化的情感文字堡垒的时候，我们更年轻一代的作家们却从女作家最薄弱的地方，或者说从她们自己性别的内部寻找着突破口。因此从私人写作走入现实写作，从性别批判转向社会批判，这可能是女性写作的最终之路。”兴安看到，王芫们对现实的批判，也就是对消费社会流行的价值观的批判，认同而又批判，就像小说中的许英姿一样，接受了消费社会的信条却又不愿屈从它。这是什么样的批判逻辑？这也许就是消费社会的批判逻辑。
当然，也有不少作家对消费社会制造的价值观进行顽强的抵制，揭示消费社会的虚妄性。东西的《美丽金边的衣裳》，对现时代消费社会的人伦关系进行清理。这部看上去很具有消费性的小说，其实暗藏着艺术表现的诸多玄机，隐喻、重现、结构上的见《什么都有代价》封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循环，等等，这些叙述方法的功能，围绕着人物的性关系产生作用。东西试图展示性与金钱如何重新结构当今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伦关系。小说开头这样写道：希光兰凭直觉判断，眼前的这个男人有钱，并且床上功夫很好。她的这种判断，缘于男人下巴上一块隐约可见的伤疤。那块伤疤像一条虫，潜伏在他茂密粗壮的胡须里。他一边喝咖啡一边用手不停地摸下巴。希光兰想这是一条大鱼，千万别让他跑了……
小说一开始就出现了关于金钱和两性关系的动机，消费社会把这两样东西紧密相连，它们是欲望生产机制的原动力。消费社会的欲望已经在强有力地支配人们关于生活的想象和实践。希光兰显然也是一个充满欲望的“坏女人”，她想要通过性关系迅速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她们也是变相地出卖身体，只不过卖得更隐蔽、更繁琐也更高价些而已。这就是消费社会流行的都市传奇。毋庸置疑，希光兰与这个脸上有伤疤的男人丁松发生关系，而丁松想与希光兰长期发生性关系，并且要希给他生个孩子。一次意外的车祸，希光兰身上留下伤疤（这与小说开头她看着丁松的伤疤构成呼应关系），希光兰却又与救她一命的出租车司机发生性关系。出租车司机又与一个妓女发生关系，妓女把她赚的钱给她哥哥结婚。在这一连串对金钱、性和婚姻的循环追求中，只有作为民工的哥哥与嫂子才有幸福。结婚当晚，她们在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的高处做爱，这就像丁松当年在那上面的作为一样。在这样一个循环套中，性、友情、生殖，乃至于义举（见义勇为）都可以转化为金钱，都可以转变为一种消费和购买行为。也许从简单的层面上可以看到，作者对现时代变了质的性与金钱的关系进行了揭露，但底层劳动人民也需要金钱来完成传统婚姻，是否说金钱和欲望只有在满足正常的需要时，它才是正当的，才是幸福的？东西的特点是彻底，他从来不给生活留有余地，也不抱有希望。他有时怀有的希望也不过是返朴归真这类朴素的真理。就如这篇小说表达的那样，只有劳动人民在穷困中才能把握生活的真谛，幸福是远离物质主义的。但是东西的小说始终洋溢着享乐主义的气氛，那些肉欲是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也是对它的模仿。对于他来说，消费社会并不特别糟糕，它不过与生活在任何时期的本质都相同，只不过本质要素变了而已，有时候是权力，有时候是金钱。
当然，东西对消费社会的反讽还是相当锐利的。《我为什么没有小蜜》，显然是对当今时代普遍欲望化的人伦关系进行深刻揭露。那个叫米金德的男子，因为在女同事胸前比划了一下，就被女同事控告为性骚扰，而这个女同事并不是什么圣女，她在办公室里公开与上司有性关系。在这里，权力关系是以性的权力表现出来的。米金德这个既没有权力又没有金钱的男人，除了被指控为性骚扰者外没有别的选择。当米金德发现，他办公室另一个最老实巴交的同事都有情人时，他也开始了追逐情人的游戏。结果，他过去的同学把他们的性关系再次演变为金钱交易。一方面是时尚一一找情人，小蜜，另一方面又是资本主义由来已久的经济实利原则。米金德是彻底失败了，他显然是消费社会里一个弱者。东西描述了当代以权力、金钱为基础，以欲望为纽带的消费关系，这一切都以享乐主义的时尚为动力，人们的生活已经没有个人的愿望和真实情感，一切都变成了消费。2000年，《大家》第4期发表巴桥的小说《一起走过的日子》。一个不知名的作者，一篇不起眼的小说。不过这里面有一种情调、态度和韵味却显得相当别致。小说讲述一个城市里游手好闲的青年巴乔与一个外来妹的情爱故事，这种故事在当今各种街头小报中并不少见。在《大家》这类标榜纯文学的刊物上出现就有点不一般，问题在于，这篇小说表达的价值观选择很有些另类。问题出在这个叫做小晴的外来妹是一个按摩女或者说三陪小姐，这在当今所有的文学叙事中都是被作为“坏女人”来书写的形象，在巴桥的叙述中却是一个充满柔情蜜意的情侣。显然，作者也有意制造自传体的效果，他把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的名字称为“巴乔”，这与作者巴桥同音近形。在小说的叙事中，读者一直不知道小晴的确切身份，只知道她是一个外来打工妹，在餐馆之类的地方工作，这没有什么不妥当。故事发展到后来，小晴成为一个按摩女，当男主角知道小晴的身份性质时，他并没有出现传统小说习惯处理的转折，而是并不在乎小晴的三陪女身份。他一如既往迷恋这个女子。下层文人与底层女子的关系，是一种陈旧的而又是新型的社会关系。说它陈旧，这在中国古代文人传奇故事中可以看到，也可以在19世纪的现实主义和浪漫派的小说中看到。在工业资本主义兴起阶段，法国巴黎就聚集了一大批的波西米亚式的文人浪子，他们以反社会秩序规范的另类姿态展开生活实践，以此构成了他们的文化资本；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蔑视，成为他们追求“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实。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并不是来自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意识，而是反社会的另类态度。
巴乔这个城市闲杂人员，无可逃脱地还是一个文人，一个波西米亚式的下层文人，他靠写作电视剧本之类的工作谋生。但他显然是一个反文化的另类分子，他对教育、文化、修养和成功之类不屑一顾，有意逃避主流社会。显然，他的人生选择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格格不入。可以看出这个叫做巴乔的边缘性人物，与王朔当年的城市痞子有血缘关系。但在巴桥这里表达的价值认同则是更多另类的含义。王朔的痞子主要是依靠语言对主流社会进行嘲讽，通过把那些神圣性的政治术语进行戏仿，而显示出叛逆性。但王朔追寻的情感价值却是相当主流的，那些城市痞子，石岜（《浮出海面》），方明（《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等人物追求的爱情对象都是纯情少女，她们美丽天真，重要的在于，她们都有着主流社会无可挑剔的优秀品质，她们也是主流社会公认的“好女子”。王朔所有的小说中的作为情爱投射对象的女人，几乎都是主流社会认可的好女子，这也就是王朔小说始终充满浪漫情调，始终散发着造作的柔情所在。他的人物一方面反叛社会，一方面从浪漫的纯情中找到精神依托。在巴桥的小说中，这个城市多余人却选择了一个被主流社会认为是“坏女人”的按摩小姐。显然，这里的情感认同是根本反主流社会的。王朔的小说一直回避写到情欲，他把男女的情感交流完全神化了，以至于它们有时接近柏拉图式的天国之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