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挪用与重建：消费社会与文学的审美互动
由于中国的社会化发展迅猛，城市面目日新月异，巨大的流动人口，不断变更的交通道路和城市街道，轰然倒塌下去的旧房与迅速矗立的楼群，都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迅速的城市化给当代中国人制造了一种紧张的兴奋感，变化的节奏和速度，都可能投射在当代文学叙事中去，构造着一种富有运动速度和节奏紧张的美学趣味。当然，在小说这种依然以人物和故事为主体的文体中，它也要通过故事和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转折等内容来表现。但在审美效果上，它不可避免造成了一种变化和转折的感觉。年轻一代作家的小说热衷于写到街景，写到那些热闹或光影摇曳婆娑的酒吧。邱华栋是较早在小说中大面积地描写城市街景的作家，他特别把北京的那些真实地名写进小说，他对这种大城市有着强烈的亲近感，他穿行在城市的街道之间，有如闲庭信步。更多的女作家热衷于描写街景、专卖店、灯光和阴影。这使她们的小说始终保持强烈的时尚味道。例如，卫慧在《像卫慧那样疯狂》的开头写道：我喜欢从深夜最后一班地铁上下来，慢悠悠地走过铺过着劣质花岗岩的寂静过道，走进午夜巨大的黑色阴影中……我也喜欢坐在人行道旁边的花草护栏上，面无表情地盯着在眼前晃过的每一条露在短裙下的玉腿……我还喜欢坐在一家挤满了蓝领、灰领的小餐馆，孜孜不倦地啃一堆烧得发酥的骨头……《钟山》，1998年第2期，第37页。
这些描写越来越像mtv或流行音乐的描述，它们与消费社会的主导象征符号一一城市广告，共同构建着当下的视觉符号体系。也许19世纪的浪漫派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更乐意把故事发生的地点放在客厅里或卧室里，这可以满足人们对个体私人生活的关注。它与资本主义兴起时，个人生活开始转向公共化有关。现在，当代中国年轻一代的作家越来越经常地把故事发生或经过的地点，放在大街上。他们乐于在大街上相遇，在大街上使情感高速发展或发生转折。过去以家庭为单位的交往关系，越来越多地为以城市为单位的交往关系所替代。人们不知不觉从整个城市出发来思考交往活动的场所，来确立交往关系的方式和速度。就像卫慧的这篇小说，不时地写道她与某人在街上或餐馆酒吧相遇，她与某人的交往关系，在街上发生变故，等等。
没有理由认为对消费社会的表象感觉的大量描写，就导致当代小说表现的外在化。事实上，像卫慧的小说就把城市青年人的那种躁动不安的情绪表达得相当充分，强烈地摆脱平衡的愿望转化为对生活不确定性的追求，这在她们对街景和霓虹灯以及酒吧的热爱中找到宣泄的途径。
年轻一代作家的写作偏向于追新求异，速度与变化感是他（她）们认知消费社会的主导形式。而时尚就是他们的信条，也是消费社会在他们的叙事文本中打下的烙樱时尚使当代社会最大可能地具有一种时间与空间相统一的感觉，它使那些个人趣味迅速具有普遍性，并且充满了活力。齐美尔在《时尚哲学》中指出：“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它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行进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他认为，时尚的变化反映了对强烈刺激的迟钝程度：越是容易激动的年代，时尚的变化就越迅速，只是因为需要将自己与他区别开来诉求，而这正是所有时尚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时尚总是在社会较高等级中产生，然后再流行开来。时尚的本质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时尚总是只被特定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所运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在接受它的路上。齐美尔特别分析了女性与时尚的关系，他指出，女性在外在生活与内在生活、个性方面与整体性方面的历史，显示出了相当大的同一性与相似性。因此，她们热衷于追逐时尚，以求增加她们自身对差异的感觉，增进她们自身以及对生活的吸引力。她们内在的一致性和稳定感，使她们强烈追求外部世界富有活力的变化。这就使时尚在妇女中得以周而复始地流行。也许，这可以解释“美女作家”如何对当代消费社会更有敏感力，她们本身也成为消费社会的时尚前卫。当然，消费社会的时尚并没有划定一种审美趣味，它本身也是以不同的美学风格来呈现多变的时尚潮流。但是有一种倾向却是可以看到的，消费社会越来越强调女性化的审美趣味，它把女性符号装点在各种消费品上，广告的视觉图像主要以女性符号为标识，这导致了消费社会不自觉地认同一种阴柔的、娇媚的美学趣味。几乎所有豪华商场都按照女性的品味装饰，消费导向越来越偏好女性诉求。高档商场的第一层总是化妆品和首饰，琳琅满目，在那里游逛的都是与环境和谐统一的时尚女子和随时慷慨解囊的成功男士。豪宅香车从来就与美女合谋，如果不是为女性准备的，它就不必设计得如此富有美感，只须注重实用就行。消费社会已经把所有时尚趣味女性化，创造出越来越齐美尔：《时尚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72页。并请参照第70一93页。
精细的审美感知方式，它使一种唯美主义的时尚风格开始蔓延，深刻影响到当代小说叙事。
读一读这一段：果果等了好久，都不见树子出来，她不耐烦地冲着在卧室的树子说，不用弄得太齐整。门开了，果果的嘴也张开了，树子一丝不挂地走出来，皮肤莹光发亮，高耸的乳房微微颤动，红润的乳头像两只嗷嗷待哺的小嘴，直冲着果果。果果的脸有些红了热了，好像赤裸的人是自己。果果清了清嗓子说，树子，我已经把这幅画的题目想好了。树子理了理头发说，叫什么？果果在树子的乳房上捏了一把，说就叫“牙齿”。我要在你的乳房上画一圈牙樱树子说随便？就听你的，你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画到半夜，果果和树子都有些困了。她们一丝不挂并肩躺在床上。睡梦中，果果把树子抱进自己的怀里，她的手捏着树子的乳房，仿佛还在作画，甚至还在树子的乳房上咬了一口。整整用了一个星期，画揭幕了。里面的树子美目流盼，翩若惊鸿，一只玉手抚摸着自己的乳房，乳房上面有一圈明显的齿印，让人想入非非。果果说这幅画应该还有一个题目叫“谁干的？”树子说不是你干的吗？说完她们就笑了起来，把这幅和真人一般大小的画，挂在床头。果果和树子每晚都靠着画上树子的大腿入眠。这段描写摘自杨映川的《做只鸟吧》（《花城》，2000年第3期）。在小说的叙事中，这幅画后来被作为广告挂在街上的某处。可以看出，作者想到让小说中的人物画这样一幅画，是受到当今流行的广告图画的影响。仅仅这种影响，还不过表面化。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描写情境所透示出的那种唯美主义的意味。
这篇小说讲述两个幼年时形影相随的女孩子果果和树子之间的友情的故事，明显暗含着同性恋倾向。长大成人后她们都介入社会，果果面对消费社会的各种诱惑而守身如玉，多数人都认为她待价而沽，而实际上，她始终保持着对自我和生活的童话般的眷恋。在这里，童话不只是一种生活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关于生活的想象，关于生活的审美观照。果果用这种方式对抗现今流行的消费社会的价值观，她不断地退回到个人的生活角落，退回到个人记忆中。她与树子的同性恋，与其说是一种肉体之恋，不如说是一种审美之恋，一种美学上的需要。她用这种方式来抵御消费社会的侵犯，树子没有抵御住，结果树子死了，她抵御住了，她胜利了。在观念上可能是如此，作者用童话般的生活理念来反抗消费社会的实利主义原则，但她在审美上却没有逃脱消费社会给予的美学趣味。作者通过人物的命运，反抗消费社会，但她对消费社会描写，她对人物的情感和状态的描写，却受到消费社会的深刻影响。她的那种童话般的朦胧美感，那种同性恋的情景散发的唯美主义的品味，正是当今消费社会最为常用的时尚美学。更不用说，作者后来把那幅画变成了一幅广告，它是消费社会的典型审美原则对作者暗示的产物。在理念上可以抵御消费社会，但在审美风格表现和趣味方面，作者却相当成功地表达了消费社会的时尚美学。这篇小说也正因为此，而显示出相当丰富的内涵。其反消费主义的社会理念，与挪用消费社会的审美趣味方面，构成一种历史美学的辩证法。
消费社会的美学趣味并不只是影响写作当代城市生活的年轻一代作家，它同时也渗透进成熟老道作家的叙事风格。例如，像阎连科这样一直写作乡土中国苦难命运的作家，也越来越倾向于糅合消费社会的美学趣味。阎连科最近几年的作品在描写苦难的生活情境时，不断地出现狂欢化的叙事。当然，阎连科早几年的作品就出现这方面的苗头，如他在90年代初的《天宫图》，那篇讲述一个贫困农民悲惨命运的小说，夹杂着大量性爱狂欢的叙述。主人公路六命生活于社会最底层，艰难困苦，却与一个贪恋床笫之乐的轻佻女子成婚，结果他经常在村长与老婆同床时，在窗外等候。阎连科总是把苦难与性爱的狂欢连接在一起，使苦中有乐，乐极生悲。在《日光流年》中，阎连科再次把一种苦难生活与性的欢愉相交合，使生命在绝望中却不失欢愉，而欢愉却始终渗透了悲痛。小说女主人公蓝四十一沦为“肉王”的一生，混合了中国传统女性的圣母与淫妇的双重形象。从事卖淫这项非法且低贱的职业，在她身上却被表现为献身的崇高事业。在献身事业的道德封冕过程中，那些肉欲的场景却得到了非常生动的展示。如果说，阎连科在这几部小说中对性爱处理，并未超出传统小说“发乎情”的范畴；那么，在最近出版的《坚硬如水》中，如此大规模地用性爱狂欢来重写历史，则明显与消费社会的美学趣味有关。当然，在小说文本的内在构成的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认为阎连科是有意用性爱的狂欢化叙述来抵御政治的荒诞性。对身体和性爱的渴望始终交织在高爱军和夏红梅的革命行动中，情欲高涨与革命热情已经无法分辨。高爱军看到夏红梅的裸体时，他表达的是革命的决心：我说：“红梅，不管你信不信，为了你，我死了都要把程岗的革命搞起来，都要把程岗的革命闹成功。”她又有些站累了，把重心换到另一条腿上去，让那一条日光照在她的臀部上，像一块玻璃挂在她的臀部上，然后望着我说：“高爱军，只要你把程岗的运动搞起来，把革命闹起来，我夏红梅为你死了，为革命死了我都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