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中间环节来说，文学写作者在思想意识中有着对消费社会的认知前提，这些认知前提受到当代人文思想的支配和暗示。当代小说叙事在描写性层面对当代消费社会充满了赞叹，沉醉于那些生动与美妙的感官体验之中，然而，却对消费社会采取了道德批判的态度。当代小说叙事对消费社会的认识基本上在道德层面上徘徊，因此才会大量出现“坏女人”的形象。当然，“坏女人”的形象也是受到当代电视、广告等传媒大量制造这类女性形象有关，消费社会强大的女性消费诉求，以至于当代社会几乎都被妖娆艳丽的女性符号所统治。而中国的电视媒体不断地重复上演声势浩大的“扫黄打非”之类的节目，似乎这是当今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显然有效影响到文学写作者对当代消费社会的认识。但在另一方面，自9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界与思想文化界对当代消费社会都采取激烈的道德批判姿态。道德沦丧、人欲横流是思想界对当代消费社会的概括性阐释。人文精神讨论的现实针对性不是思想意识形态与制度的异化，而是现实的道德危机。而道德危机的根源则在于欲望魔鬼日益壮大，欲望化的对象当然是那些妖娆神秘的女子。那些女子的形象作为对象化的形象，被提升到道德批判的中心地位，它成为道德思考的出发点，由此遮蔽了实际的现实困境和社会问题。很显然，文学面对消费社会迅速崛起这一现象，它只能凭借现成的思想意识对当代现实的描述和批判进行理解。对于文学来说，这既是一个直接可感的印象深刻的“社会问题”，又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技术操作，文学叙事历来离不开情感情欲的表达，文学可以在这个层面滑行，只不过从数年前的精神“爱情”表现，转向身体欲望的揭露。
“坏女人”形象成为当代文学与消费社会接轨的桥梁，文学急于抓住当代社会的表象形式，也要抓住它的灵魂，结果“坏女人”就成为统合这两方面的凝结剂，它使文学书写了一个崭新的当代现实，同时又保持了既定的批判性的道德格调。这两方面显然都使当代文学接近现实社会取了捷径，因而也只是皮毛。在所有的文学思想或思想话语中，道德性话语是最传统、最久远，也是最简单的话语，它使思想对社会现实的判断简单明晰而又肤浅平庸。道德危机只是多种社会矛盾的后果，而不是根源。习惯于从道德的角度去观察社会的思想批判，结果却是对深刻的社会危机的遮蔽。
当然，文学如何反映现实并获得深刻的思想性，这一直是当代文学最大的难题。传统文学一直以它对人类生活的苦难和困境的描写而建立一种思想的深度，在美学上提示一种厚重感。这一切都导源于现代性的思想方案。现代性标示出人类历史的前进性和深刻性，由此揭示出人类生活在何种程度上是落后的、是苦难的和悲剧性的。而在历史实践过程中，现代性的历程包含着实际的历史冲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生成，民族一国家的建立，自由民主信念在周边国家地区的延伸，人性化的生存权力，社会公正与个人的权利，等等，这些无不是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在强大的社会矛盾冲突中展开的。在现代性的历史中，文学与这些重大的历史要求相结合，反映这些历史愿望，因而获得了深刻性和坚实性。而在消费社会来临的时代，这些巨大的历史冲突已经基本平息，或者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表现。除了少数的地区因种族和宗教矛盾产生的冲突，以及大国政治表现出的国际争端，就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言，人们似乎生活于和平发展的秩序之中。也许“历史终结”这种说法言过其实，也为时过早，但对于广大发达国家的民众来说，现代性时期的那些巨大的历史冲突确实已经不存在了，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时常面临西方资本主义霸权的挤压，但它的发展显然是不可遏止的。在中国的那些大中城市，正在蓬勃兴起的消费社会显然也远离了那些历史性的冲突。资本、高新技术以及人性化的价值认同在全球持续扩展，无疑是消费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切都令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看到一个平和、富足的前景。巨大的历史冲突已经停息，社会矛盾也处于化解之中，这一切都使现代性文学的宏大历史叙事不再具有实践的意义，而文学在思想性方面所赖以存在的悲剧性意识也难以具有普遍性的效果。
这些确实对于消费社会的文学表达提出崭新的课题。失去了历史压力的文学叙事，它也很难发掘深刻的思想意识。在当代中国，某些症结性的问题从来就不在思想追问的范围内，文学更是随遇而安。它除了对现实作一些潦草的道德质疑外，不会有更深的思想洞察。文学一直在努力靠近消费社会，这不仅是出于整个出版业的商业化，而且在于人们经验和关注的生活层面、关注问题的方式，都接受了消费社会以及传媒的支配和暗示。“坏女人”和道德批判就成为一枚硬币的两个背面。我当然不认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在消费社会给定的历史情势中，当代文学就无所作为。实际上，在靠近消费社会的途中，文学也有可能发掘新的美学表达方式，发掘新的审美质素。例如，那些时尚前卫，一方面向消费社会切入，成为消费社会的新宠；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在语言修辞和新的感觉形式方面，创造新奇的经验，例如卫慧、棉棉和同时期的那些女性作家。某些异类写作，例如，朱文、韩东、东西、石康、狗子、李师江等也可以超出消费社会，尽管最终也不得不成为其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在消费社会边缘的写作，例如，张者、巴桥的一些作品，在试图与消费社会处在同一平面的对话中，表达了深刻的内在分歧。能够把跨度很大的东西拼合在一起，并且能建立起内在张力机制，这就是历史终结之后的“小叙事”所能达到较高的境地。在挪用消费社会的审美趣味方面，当代文学也有可能超越消费主义审美霸权，从而拓展自己的表现领域。例如，像杨映川的小说（《做只鸟吧》），那种唯美主义趣味在逃避和模仿消费社会的双重困境中，显示出一种独特的气质。
进入21世纪，消费社会的经验进一步普遍化，并不只是年轻一代的作家（美女作家或70年代作家），享有进入这个领域的特权，更多的不同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也可以轻松自如地进入。与消费社会相关联的写作，不再是以严格的文学观念和立场划分出流派和群落，它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不得不参照的一个背景。像阎连科这样习惯于写乡土中国的作家，也多少与消费社会发生关联，这一定会令不少人感到疑惑。但他如此大力度地表达狂欢化的叙事，无疑与消费社会的审美趣味有所联系。而且，他的这种推进是非常积极而有价值的。《坚硬如水》不管是否成熟，就这个动作和方式而言，已经表明阎连科的写作进入到一个大作家的境界，他能驾轻就熟地处理如此沉重的历史，举重若轻如此，这就不是等闲之辈了。迄今为止，还很少看到对消费社会的美学趣味的挪用能达到技高一筹的文学表现形式（不是像阎连科的《坚硬如水》那样，把历史强行拉进一个狂欢的场所，而是直接描写当代消费社会现实的作品）。例如，运用反讽，运用某些先锋派的形式主义技巧，既模仿消费社会，而又能在形式上一一而不单只是在批判意识方面，对消费社会给予深刻有力的表现。刘震云的《一腔废话》（工人出版社，2002年）试图用语言的破坏性力量对当代社会现实进行拆解，竭尽全力对当代消费社会给予强劲的反讽。他力图把当代消费社会的无意义内涵揭示出来给人们看，甚至无情地把自己的写作撕碎给人们看。多年来，刘震云的写作越来越激进，越来越残酷一一他要把传统小说彻底打碎。有谁像他那样花费6年的时间，写作200万字的《故乡面和花朵》，从书名到结构，从故事到叙述都拒绝被理解？他那昂扬的经典化冲动（厚厚的四卷本）在自己的写作中被消耗殆尽。无可否认，刘震云的初衷一定怀有《白鹿原》式的史诗式的经典化冲动，但聪明如许，已经阅尽人间伎俩的刘震云，当然不愿意落下笨拙的把柄。四卷本里面充斥着异想天开的胡说八道，这就是聪明的遮掩，机智的躲闪。到了《一腔废话》，刘震云的写作已经不计成本，也不计后果，他把写作当做纯粹的写作，当做语词的自虐。他把写作当做一项敲诈事业一一像福科所说的那样一一启蒙是一项敲诈，他要把阅读者的智慧和耐心敲诈出来。多少年过去了，人们或许不得不承认，刘震云才是最后的先锋派，而且是永远的先锋派。
总之，在消费社会兴起的时代，后现代主义不是什么神话，也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伟大事业，它就是消费社会的日常事实。
那些尖锐的挑战和危险的游戏，现在都变成我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而且是人们随时都可以参与的游戏。